『永远』（Always，1989年）是奥黛丽·赫本最后一部电影，她在片中客串扮演一位天使，一身白色毛衣，开导着已死去的飞行员灵魂，说着时间、空间、生死的意义，显得幽默、慈爱、淡定.....一切就像她本人留给世人的最后印象，然而她跌宕传奇的一生已被铭刻于20世纪。
重新定义“美”
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奥黛丽·赫本的美是一种主流，但是在她的时代却是属于另类，而且非常的激进，她既不是西方传统古典美人，也不是典型的性感尤物，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完全迷人、愉快的流浪儿、会欺骗、淘气、令人消除戒心、敏感、诱惑、圣徒一般、婀娜多姿、天才...”1953年派拉蒙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位新星的如此形容。事实上，奥黛丽颠覆当时所有世人和媒体的审美，他们对她形容几乎到了词穷的地步，『时代』周刊（Time）直接一言以蔽之：“奥黛丽·赫本不适合任何陈词滥调，一切陈词滥调也不适合她。”（"Audrey Hepburn fits none of the clichés and none of the clichés fit her."），奥黛丽以新星姿态登上『时代』封面。在东西方上对于她的美也有不同，在东方通常觉得她的美是公主式、邻家式，但在西方最常用词是精灵（elfin）、流浪儿（gamine），差别不小，西方的感受是出世和空灵。
奥黛丽以纤细、中性般的身材、瞪羚般大的眼睛登场，虽然在1950年代另类，但马上就掀起一股美的潮流及讨论，著名时尚摄影师，服装设计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撰文说：“奥黛丽·赫本的美是浴火重生，战后的欧洲借助奥黛丽这样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复活...二战以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奥黛丽有着大而深邃的眼睛，深色仿佛东方人的眉毛...”『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则观察说：“女孩们一见到『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赫本，几乎一半的年轻女孩不再把内衣填得满满的，也不再蹒跚地踩着钻孔般细的高跟鞋走路。”女为悦己者容在奥黛丽这里被废止，奥黛丽说我穿衣打扮是为自己高兴，当代设计师王微拉（Vera Wang）写到：“奥黛丽·赫本是最早的现代女性之一，受制于文化影响，要走出个人的风格并不是那么容易。她的穿着显示出她的想法和心智。为了要这样做，必须时时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强势好莱坞传奇服装设计师伊迪斯·海德（Edith Head）第一次见到奥黛丽的感受是：“这女孩领先时尚，她刻意标榜自己和其她女人的不同，把她的纤瘦化为最主要的资产。”当年的派拉蒙电影公司宣传人员亚瑟·怀尔德（Arthur Wilde）说：“我很倒霉，要负责去告诉奥黛丽，公司希望她在银幕上下都垫一下胸部，但她绝不改变自己的外表——除非做自己，否则她宁可不演，当然她是对的”。时尚界传奇设计师纪梵希（Givenchy）这样说：“奥黛丽有她个人独特的风格。她在个人的穿着上，穿出了优雅、流行与简单。她独树一帜的创造了属于她个人特色的‘赫本’风格。”
奥黛丽以新的审美登上历史舞台，主流审美的夹攻下掀起新时尚，1953年『生活』杂志（Life）评选她为年度风云女性，该期杂志标题是：“谁造就了奥黛丽的惊人魅力？”答案是：“奥黛丽向定义挑战。她是这世上的女性，也是个流浪儿。”在整个1950年代，奥黛丽5次登上『生活』杂志的封面，成为那个10年登上该杂志封面最多的人物。正如制鞋大师马诺洛·布拉尼克（Manolo Blahnik）说：“无论你喜欢与否，奥黛丽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表征之一。”
战争
一般关于奥黛丽的传记文字上总喜欢说，她有个银行家的父亲和一个有着男爵爵位的母亲，当然在二战开始前，奥黛丽家的生活属于中产，不过是来自她的母亲艾拉家的祖产，而她的父亲会说13种语言，但是不务正业，所谓英国银行家只是一个挂名，在有了奥黛丽没几年，他和艾拉离婚，远离了奥黛丽。二战爆发后，奥黛丽母亲家所有家产被德国纳粹查抄封存，此前较为殷实的生活荡然无存，一贫如洗，只留下房子允许他们居住。当时和母亲住在荷兰阿纳姆（Arnhem）的奥黛丽回忆说：“我看到德国卡车驶进市内...占领军——这几个字道尽德军进驻我们国家之后度日如年的日子，他们洗劫抢夺，奴役我们。”纳粹总部要求当地市民合作，以便让德国更好统治。
奥黛丽说：“在我成长的阶段，有8年时光（1937年—1947年）都在说荷语。我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是英国人，但我出生在比利时，所以在家用英语和荷语，在外面则说法语。”1940年5月，荷兰被德军占领后，情况一步步艰难，1943年当地还爆发了肺结核，物资越发拮据被要求实行配给，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奥黛丽回忆说：“全家人连同宝宝，一起拖入灵车，那是一种木制货车，上面只有一块板凳能乘坐。车里所有人都脸朝外，凝视着你。我才十多岁，就已经明白人性的冷酷：我亲眼看见它，感觉它、听到它——它永远不会消散。那不只是噩梦：我就在现场，它就发生在我眼前。”奥黛丽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因为参与荷兰反抗组织工作，被逮捕成为战俘，并被抓到德国，成为德国军工厂的奴工，直到1945年才被释放回来。荷兰地下军企图破环德国军需品进入阿纳姆，德军展开报复行动，奥黛丽亲爱的法官舅舅、担任法庭助理的表哥、另一位表兄全都被抓起来枪决，此情此景，奥黛丽永难磨灭：“我们亲眼看见亲人被抵在墙上，当着我们的面被射杀。”母亲艾拉积极参与荷兰反抗军的行动，甚至把地下工作人员带到家里隐匿。
奥黛丽10来岁就参与反抗工作，她通过在音乐舞蹈班的表演给荷兰反抗军筹钱。她和几位同学冒险私下做舞蹈演出，这种表演成为“黑色表演”，因为演出幕布是黑色的，也没有灯光。奥黛丽说：“舞蹈动作都是我设计的，请母亲制做衣，虽然非常不专业，但是能让观者听听音乐看看舞蹈，表演的门窗紧闭，外面的人绝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表演完之后，大家收了钱，转送给荷兰地下军。”多年以后，参加好莱坞试镜和媒体访问到这个问题时，奥黛丽说得很是轻描淡写：“因为他们（反抗军）总是缺钱。”
由于演出，奥黛丽和荷兰反抗军有了更多接触，因为奥黛丽他们还是孩子，德军相对不会太留意，反抗军总时常在这些孩子鞋子里塞入情报讯息，让他们传给其他反抗军的成员，但这实际上相当危险，被逮到传递反抗情报的话，不仅被抓走关起来甚至会当场处决。奥黛丽有一次任务是，一名英国伞兵躲在阿纳姆周边树林里，反抗军告诉奥黛丽，德军不久将在那里演习，所以那名英国伞兵不能呆太久，而且要通过村子里其他反抗军援助者帮他找到藏身之所，奥黛丽必须携带纸条讯息带给那名英国伞兵，奥黛丽一口答应，进入到林子中，假装走进来采花游玩，然后找到那名英国伞兵，并将纸条给了他，但是掉头回村子时，遇到两名德国士兵，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奥黛丽假装听不懂，然后将手里采到花朵送给德国军，让她惊讶的是两人接受她的花朵，让她离开。1小时后，奥黛丽遇到假扮清道夫的反抗分子，她点了头，这是暗号，此名反抗军知道他将接待那名英国伞兵。许多年后，奥黛丽面对媒体对于她在战争中所做反抗工作，她总是轻轻地说：“那只是每个荷兰孩子应该做的。”
在经过1944年盟军发起阿纳姆之战失败之后，导致战事继续拖延，盟军7000人被俘，战役导致当地450位平民一夕之间死亡，剩下的人纷纷逃离，那年冬天是欧洲史上最寒冷的冬天，并经历最严重食物短缺，被称为“饥饿之冬”（the hunger winter），奥黛丽回忆说：“阿纳姆之役后，德军命令全城居民撤离。”仅有物资全部供给给德军，奥黛丽和母亲来到外祖父的乡间住处，奥黛丽说：“我们常常一连几天没有东西吃，只能坐在没有暖炉也没有灯光的屋子里发抖，或只能早早上床躺着保存气力...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郁金香球茎，我们没有任何能吃的。”战争在客观上造就奥黛丽那著名“干扁”身材，因为饿肚子时间正是她发育的年龄。
演艺生涯和婚姻
奥黛丽·赫本曾经是世界上片酬最高的女演员，拿过奥斯卡奖、托尼奖、艾美奖、葛莱美奖，但是好莱坞不曾让她迷恋和困惑，事实上，奥黛丽从来没有在好莱坞居住生活，她的家在万里之遥的瑞士，她在好莱坞拍片都是住旅馆或者借住好友家里。电影『二人同路』的编剧菲德列克·拉斐尔（Frederic Raphael）说，“在奥黛丽身上，脆弱同时也是一种力量。她经历过很多创伤，它们给她造成了很大伤害，然而在她身上你却找不到任何痕迹。”这些创伤包括：在纳粹的铁蹄下度过的童年、忍受亲人的被杀、靠吃郁金花的球茎度日的艰难，以及在芭蕾舞鞋中秘密携带反抗组织的消息...经历过这些以后，好莱坞娱乐业的各种威胁几乎已经不算什么了。或者说她根本就不在乎，对于这个行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对她来说不存在，她按照自己原则工作，不成就不用做了，在拍摄1961年的经典『蒂凡尼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赫本在里面低声吟唱了亨利·曼西尼的伤感歌谣『月亮河』（Moon River），当在制片厂的头脑面前播放后，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要去掉这首该死的歌曲。”赫本听到后像炮弹一样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说到：“除非踩过我的身体。”，当时坐在她旁边的丈夫梅尔·费勒（Mel Ferrer）不得不用力拉住她的胳膊。她以朋友诚心结交同行，所以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夫妇、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夫妇、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夫妇、尤·伯连纳（Yul Brynner）夫妇、黛博拉·蔻尔（Deborah Kerr）、罗杰·摩尔（Roger Moore）、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斯坦利·多南（Stanley Donen）等都是她的密友，同时她和有着工作竞争关系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吉娜·劳洛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莱斯利·卡伦（Leslie Caron），以及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奥莉维亚·德·哈维兰等（Olivia de Havilland）、格蕾斯·凯利（Grace Kelly）等都成了好友，但是她从不向外界提及这些私人的生活，都是在她过世以后，相关当事人、传记作者和媒体才渐渐披露。就像时尚设计大师瓦伦蒂诺（Valentino）说过：“如果你邀请奥黛丽参加服装秀、晚宴或是舞会，她几乎都会婉拒。但我记得当天往返（辗转）地赶来参加我母亲的葬礼。她真是个天使，是个很亲近的朋友。她从不故意显示她和你的交情——但你知道她会永远支持着你。”一切都源于奥黛丽从小受到母亲维多利亚时代的严厉教育：“让人注意你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大家并不在乎。”
1991年4月22日，纽约林肯中心电影协会（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向奥黛丽致意，与她合作过大导演和明星们赞美她的成就，她起身说到：“那瘦骨嶙峋的小女孩能够成为卖得出去商品，实在太好了。”1993年1月，奥黛丽获得了美国演员工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病重的她委托朱丽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代为领奖并宣读获奖感言，而这也是赫本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我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接受这个荣誉，我要感谢所有与我共事过的人，因为是他们帮助了我并且推动了我，是他们把我精心打扮了一番后搬上了银幕，而且他们永远充满耐心、善意与温柔，是他们把一个默默无闻的瘦姑娘变成了今天的我。我对于自己能够从事这样一个事业感到十分骄傲，这是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与美丽，能够唤醒人类良知和同情的事业，但最重要的是：电影给了我们从这个残酷世界中抽出身来稍加喘息的机会，它所带给我的除了快乐还是快乐。” 这段发言也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演艺生涯的总结。
奥黛丽有过两次婚姻，由于体质先后4次流产，好不容易和两任丈夫各生下一个儿子。第一任的梅尔·费勒对她体贴入微，1950年代，他们是好莱坞最引人注目的银色夫妻，但随着费勒在演员、写作、导演的失意，而奥黛丽则是巨星，两人裂痕产生并逐步加深，1968年两人分手，对此奥黛丽曾经回忆：“当我的婚姻失败时，我非常非常的失望。我过去一直以为当两个相爱的好人结合在一起时，只有死亡才会结束他们的婚姻。”之后她遇上了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安德列·多蒂（Andrea Dotti），对于和多蒂爱恋和结婚，奥黛丽说：“我以为我不会再恋爱了...你知道一块砖头打到头上感觉吗，那就是多蒂给我的感觉”，但甜蜜了一段时间两人间就出现分歧。喜爱平淡生活的赫本喜欢住在瑞士的乡间，带着儿子享受她的普通人生活，而养尊处优的多蒂却不愿离开声色犬马的罗马夜生活，无法忍受的赫本最终于与多蒂离婚。
最终还是演员罗伯特·沃德斯（Robert Wolders）出现在了她的生活里，相似的爱情挫折和同样的荷兰背景将两人拉到了一起。从1981年开始，沃德斯陪伴着赫本在她瑞士别墅度过了最后13年幸福生活。在她眼里一个完美的晚上就应该是：“吃完晚饭，跟我的小狗一起去花园散步，看一会儿电视然后上床睡觉。我的家非常的惬意，我真的爱它。”
人道主义事业
命运是机缘，奥黛丽·赫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系，在二战结束就开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于1946年，目的是致力于预防注射、教育、医疗、营养、卫生和清洁饮水，拯救、保护及改善160多个国家儿童的生活。基金会的经费完全来自个人、基金会、企业和政府的乐捐（捐助），一直是无党派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以来没有任何歧视和偏见，也没有政治力量运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原名紧急救助基金会，1946年成立时的首先任务就为战后欧洲提供食品、衣物和卫生服务，奥黛丽就是当时受助者之一。1953年12月21日，成名不久的奥黛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联合国广播电台为儿童基金会录制节目。到了1987年秋天，奥黛丽和人生最后阶段的伴侣沃德斯到远东地区，受到奥黛丽其中一位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乌弗尔德（Ufford）的邀请，在澳门参加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音乐会，奥黛丽在音乐会开始前受邀进行演讲，“从我幼时的经验，可以印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儿童意义深远，”奥黛丽继续说：“我对他们一直心存感激，信任他们的力量。”她的发言简短却发人深省，媒体一拥而上，请她多做说明，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总裁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被奥黛丽充满感情的讲话感动，然后向奥黛丽发出邀请，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使，奥黛丽决定接受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1美元象征性的薪水，开始了工作。
刚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纽约和日内瓦的官员说，奥黛丽能担任其媒体代言人，或者女发言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担任募款晚会和慈善活动主持人，或者在电视上和广播中呼吁大家为儿童捐款，他们就很是感谢了。但奥黛丽希望不止如此，而是接下喜剧演员丹尼·凯（Danny Kaye）手中的接力棒，丹尼·凯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第一位大使，从1954年一直到1987年去世为止。1988年3月，接近60岁的奥黛丽正式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大使。
在被任命后8天，打了一针疫苗之后，奥黛丽和沃德斯动身前往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当时那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当地流行病充斥，细菌性痢疾、肝炎、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和脑膜炎盛行，个人前往风险极高，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的路费，通常机票和食宿是市场最低价，且多次转机才能到达，奥黛丽和沃德斯是坐在米袋上前往的。根据联合国档案，奥黛丽招来的媒体报道，比之前和之后到过这里的亲善大使都多。在当地的记者会上，奥黛丽说：“有了基金会为他们的提供铲子，他们就能自己掘井。我们要确定的是，他们不会用这把铲子来挖孩子的坟墓。”奥黛丽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在这里，现在正面临紧急情况。就像甘地说的：‘战争不能靠子弹，而是靠流血的心’。”有记者曾经问她：“很多不幸的事实是当地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常年征战的结果，这些政治层面上问题依靠基金会是解决不了的，既然如此，你的工作意义何在？”奥黛丽对此的回答是：“这好比你坐在家里，突然听到街上传来恐怖的尖叫，随后是汽车猛烈的撞击声，你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街上，看到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倒在血泊中。这时候你不会停下来考虑到底是谁错了，是司机开得太快，还是孩子突然冲到马路上玩追逐他的皮球，这时候你应该抱起孩子，赶紧送他去医院。”
很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同仁发现奥黛丽和其他义工的不同，名流政要经常朗读专家或秘书为他们准备好的演讲稿，但奥黛丽是自己查资料、亲手写稿、提供给媒体，她在家里研读前往国家的书籍和专题文章，以及报章杂志讯息，然后写信、拨电话给基金会总部的同仁，奥黛丽说：“你不能光起身说，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看到这里景象很难过，我爱孩子们，然后就结束了”就像光是知道孟加拉水患造成7000人死亡，是不够的，为什么发生洪水？为什么死亡那么多人？为什么这里是最贫困的？基金会负责大使工作官员克里斯塔·罗斯（Christa Roth）记得奥黛丽是如何准备在记者会和募款会上的演讲：“有时纽约总部送草稿或大纲给她，但她会手写一篇新的讲稿，而且写得很大，因为她不想戴眼镜看稿。”基金会的档案中有很大一柜是奥黛丽担任大使时相关资料，数百页她用清晰字体手写的文件、一写再写的讲稿、增删的笔记、提到的书和文章，以及对同仁提出的问题。基金会的摄影师霍斯特·瑟尼（Horst Cerni）写到奥黛丽前4次行程说：“我非常高兴拿到这本小小的红色联合国护照，真教人忍不住‘炫耀’，它...儿童基金会让我神采奕奕，年轻多了。”
接下来的5年，她毫无保留地安排各种为基金会出力的行程，1988年就是典型的活动范例——每年有7、8个月忙于这些活动。1988年3月18日，奥黛丽离开埃塞俄比亚，返家一周。3月23日，奥黛丽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总部召开记者会，共有35名记者参加，结束后她又参加了3个专访，同一天，她参加了两个电视网的节目，谈埃塞俄比亚的人民的需求。24日一大早，她又参加两个重要的晨间节目，谈同样的问题，当天她还有4个电视节目要参加，在访问之间空档为基金会录制电视公益广告，参加公益午餐会，最后参加为主要赞助者举办晚餐会，整天马不停蹄工作了20小时。最繁忙政界人士也会因为这样安排精疲力竭，但奥黛丽没有停步。25日，她在华盛顿参加国会早餐会。与外交委员会成员一起回答在政府记者会媒体提出问题，另外至少接受6家电视台的专访。26日星期六上午，她和沃德斯飞往多伦多，刚开始那里的记者对她的电影事业远比对她的工作更感兴趣，她微笑避开这些问题，直接谈起埃塞俄比亚的严重缺水的情况，“赫本小姐毫不犹豫地回答问题，即使很棘手的政治问题也不回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委员会的乔治·卡西斯（George Kassis）后来说。记者会后，她又做了9个专访，参加3个节目。27日，奥黛丽飞往伦敦进行8天的募款活动，次日参加9个英国电视节目。英国『星期天快讯』（Sunday Express）记者对于赫本小姐的工作半信半疑，但是：“她一开口说话，我的所有疑惑一扫而空，她既热情又真挚谈及此行，说到埃塞俄比亚的恶况时，情绪激动眼泪几乎下来。当有人强烈质疑埃塞俄比亚政府安置难民的作法，赫本小姐充满智慧的回答，她承认该国政府在1985年饥荒后乱了手脚，不过情况已有所改善。”当天下午，奥黛丽在旅馆接受了这位伦敦记者的访问，一边从沃德斯手中接过一杯威士忌，“我不是酒鬼，只是清晨4点起床，需要振作一下”奥黛丽说到，记者则注意到她：“手里拿着烟，已经筋疲力尽。”
在回到瑞士家里几天后，4月6日，奥黛丽在日内瓦举行国际记者会。接着，她与沃德斯赶赴土耳其3天，因为基金会在当地举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活动，协助接种活动，然后才有时间举行记者会，谈及每年数百万儿童生命被疾病夺走。接下来，她又旋风式地走访洛杉矶，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和格利高里·派克一起颁发最佳编剧奖，接下来她又接受超过15个专访，希望更多加州的人知道基金会所做的项目。1988年下面的行程，她都忙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奔波，并在奥地利、芬兰、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爱尔兰和美国等地主持募款活动，到了耶诞节时候，她已经前往14个国家，募得2200万美元，当年她为电影做宣传是，每天只答应3到4个专访，如今每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为基金会做至少15个专访，包括像ABC的『你早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Fox TV的『时事』（An Current Affair）、NBC的『今日秀』（The Today Show）、以及CNN的『国际时讯』（CNN International Hour）等等，在其他地方也至少有10个专访，有人对她的工作所作出牺牲表示钦佩，她的反应是：“这不是牺牲，牺牲意味着你因为自己不想要的事物，而放弃想要的事物，但这件事并非如此，这是我获得的礼物。”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慈善家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就是拿出钱来，而并不关心儿童生存发展，奥黛丽曾在联合国会议上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救助手中分发东西。
1989年2月，奥黛丽走访了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墨西哥，检视贫民区新设的饮水系统，考察当地健康中心情况，她与瓜地马拉副总统、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总统会晤，提出造福基金会造福美洲儿童计划。4月，她现身美国国务院外交活动附属委员会及国务院世界饥饿附属委员会演讲，以强而有力的声音说：“人类的资源并无赤字，有赤字的，是人类的意志。”她还说到：“我们面对的是远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威胁，是人性的黑暗面——自私、贪婪、侵略。”同月，奥黛丽在苏丹待了5天，发现一个营养不良的14岁男孩倒在泥地上，“他有严重的贫血、呼吸问题、四肢浮肿得厉害。和我的战后情况一模一样。”奥黛丽说到，同时她也负责监督食物的医疗用品的运输。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档案，“她曾到南苏丹与反对军首领会了面”接着，她又到了难民营。她曾经对朋友说：“开始几乎什么都不懂，却得到可以演出的角色，接着就成名了，但如果不运用这个名声做些积极的工作，那有什么意义？”
1990年，奥黛丽还是四处奔波，她到了越南、泰国和孟加拉的贫民窟，期间奥黛丽会晤越南前人民军总司令、时任越共中央教育改革委员主席武元甲，并讨论无家可归儿童、消除贫民窟以及提升妇女权利计划。有记者质疑她的工作效率，她回答到：“我的任务是让世人察觉，了解到这些问题，能作为教育、经济、政治、宗教、传统文化的专家固然很好，我什么也不是，但我是个母亲，而我愿意四处奔走。”当她看到世界上某个地方有需要时，就打电话给日内瓦的罗斯和纽约同仁说：“为什么不派我去？”这样行程和工作实际上对奥黛丽影响很大，那时已过花甲年纪的她，每次出访都没有直达航班，只有沃德斯陪在她身边，途中要多次转机，整个行程时间拉长很多，时间和精力耗损都很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回来，马上回到发达国家做宣传报道和新闻会，中间会有几个星期间隔让奥黛丽和沃德斯习惯时差的频繁变化，然后又开始新的任务行程。
1991年起，奥黛丽为基金会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欧洲募款。1992年，经过多次要求，她终于获准到索马里访问——这个位于东非海岸的国家因内战、干旱、饥荒以及混乱的政局而四分五裂。奥黛丽、沃德斯和一小组基金会成员，搭机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降落，没有签证——因为没有政府，也没有道路，不能担保他们的安全，为了琐事相互杀戮在当地是家常便饭。他们发现当地没电，没有邮政服务，更没有电话——甚至没有食物。“她坚持要看到最糟的情况，果真看到了”同行的工作人员马德琳·艾斯纳（Madeline Eisner）说。奥黛丽回来对包括『新闻周刊』（Newsweek）、『独立报周日版』（Independent on Sunday）、『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b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内媒体说：“这个国家完全处于混乱状态，毫无建设可言，而且经历了4年的惨烈内战。我读了报道，看过电视上的画面，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接受最惨的情况，但还是无法接受现实，报章上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亲身经历的悲惨现实。我一飞抵索马里，就在每一个住处、每一个村落看到成百上千的坟墓，沿路都是动物尸体，人们就像行尸走肉——而孩子们，成千上万的儿童，都只剩一口气。他们住在用树枝胡乱搭建的小简陋屋里，每天都有儿童死于饥饿。他们慢慢消失，连驱赶自己眼皮上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我看到很多大卡车装满成堆前一晚死亡的儿童尸体。”
奥黛丽一行人到奇斯马约（Kismayo）的饮食中心，然后往北到摩柯马尼（Mokomani），再回到摩加迪休，接着越过南方边境，达到肯尼亚。奥黛丽说：“大部分孩子不肯吃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不能进食，看着这些孩子就在自己眼前死亡，实在教人难以接受，一个难民营里有5万5千人，其中一半是小孩，就在你眼前饿死。”对于当地的政局，奥黛丽清楚的说：“政治是要为人民的福祉着想，我不相信集体罪恶，但我相信集体责任。索马里是一种责任，它当然是英国的、是意大利的责任，因为这两个国家到这里来殖民，他们应该做得更多，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从这里获得利益，因此他们该有义务。人道意味着追求人类的福祉，回应人类的痛苦——这是理想的政治意义，也是我的梦想。想想看——40万索马里人民都在难民营里，逃避战争和饥饿，而在这里的景象——却像是他们的来这里死亡，这真是地狱。”
在回来伦敦记者会上说明了非洲之行惨况后，奥黛丽和沃德斯回到瑞士的家里，她原想休息几周，再到加州参加基金会的活动，但觉得不适，腹痛、消化不良，类似有疝气的症状。奥黛丽推想是自己在非洲感染上了病毒或者细菌。当地医生开了抗生素甲硝唑给她，这种药对寄生虫通常很有效，但有令人难受的副作用。奥黛丽的反应很剧烈——呕吐、严重下痢、手脚刺痛。尽管用了药，但奥黛丽情况仍在恶化，起先查不出病因，一位医师建议她到加州的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做腹腔镜检查。1992年11月1日，奥黛丽做了检查，发现她的盲肠长了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到结肠。医生认为5年前癌症就已经出现，当家人告诉奥黛丽这个事实，她比较平静，只是说：“有点让人失望。”经历两次手术，癌细胞已经扩散，医生也束手无策。经过决定，奥黛丽要回到瑞士的家过耶诞节。她在洛杉矶和密友们告别，包括康妮·沃尔德（Connie Wald，制片人Jerry Wald的遗孀）、比利·怀尔德夫妇、詹姆斯·斯图尔特夫妇，还有派克夫妇，他们知道这是死别，大家都泪水流出。回家是艰难的，奥黛丽身体虚弱，不能承受一般飞机长途飞行的颠簸，奥黛丽另一位私人密友传奇设计师纪梵希安排私人飞机接送奥黛丽和家人回瑞士，当大儿子肖恩把这个情况告诉奥黛丽，奥黛丽眼睛满是喜悦和泪水。回到家中过耶诞节，奥黛丽不能吃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卧床。耶诞节来了好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罗斯也被邀请，她回忆到：“她虽然虚弱，但还是拿起篮子给在场每个人分发礼物”因为无法出去买新东西，她只能送出一些旧物，她送了罗斯一条丝巾，而送了纪梵希蓝色外套，并对他说：“这是你的颜色。”
1993年1月20日，不断昏睡的奥黛丽醒来一会对小儿子卢卡说：“很遗憾，但我已经要走了”。大儿子肖恩问她想念外婆吗？她没有回答，一会儿，肖恩又问奥黛丽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这是奥黛丽再次昏睡前，说的最后的话。奥黛丽在短暂醒来中说：“他们在等我...那些艾米许人（Amish）...天使...他们在等我...在田里工作。”奥黛丽在去世几天后出殡，葬礼当天，瑞士政府下令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把整个葬礼区设置为禁飞区。沃德斯、纪梵希、两个儿子肖恩、卢卡、两个表兄一起抬起奥黛丽灵柩送出最后一程，而奥黛丽前夫梅尔·费勒和安德列·多蒂、多丽丝·伯连纳（尤·伯连纳的前妻）出席追悼，小镇居民和各地记者拥挤而至。奥黛丽逝世当天正是克林顿就职美国总统的日子，当时先后有4任美国总统向奥黛丽发去悼念慰问信。而葬礼那天，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Alain Delon）和007扮演者罗杰·摩尔亲临现场追悼，远在美国的伊丽莎白·泰勒、格利高里·派克、以及荷兰皇室（Dutch royal family）等送出各自的鲜花追悼。这个只有1千人左右名叫托诺肯纳兹（Tolochenaz）村庄，聚集了25000人。
人生的最后5年，奥黛丽一共完成50多趟人道主义之旅，她把自己献给人道主义事业，献给了儿童，沃德斯说那是她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他说奥黛丽对于政治有着自己想法和兴趣。大儿子肖恩对母亲回忆是：“我从来没听她说过：‘这个我已经做了！’‘那个我也做过了！’在她生命最后一段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我听到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可以做一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期间，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奥黛丽发挥关键作用，她出席美国国会并发表演讲，最后国会同意追加6000万美元的援助。奥黛丽身体力行引起全世界对于基金会和儿童前所未有的关注，为推进基金会各个项目提供资金源泉，其募款额上亿美元。而在奥黛丽逝世以后，人们才知道，她将自己最后几年出演的一部电视电影『贼爱之间』（Love Among Thieves，1987年）、一部电影『永远』和一档电视节目『世界花园』（Gardens of the World，1993年）的共超过100万美元酬劳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用作各个项目，她还将自己为露比浓（Revlon）所拍的广告照片所得5万美元酬劳，以及自己1万美元，捐给了亚美尼亚地震灾民。奥黛丽过世以后，奥黛丽两个儿子、以及最后伴侣沃德斯，为了延续奥黛丽的人道主义事业，于1994年成立奥黛丽赫本儿童基金会（Audrey Hepburn Children's Fund），该基金会向世界各地儿童实施多个项目。
奥黛丽生前先后得到芝加哥、旧金山等5个城市的“城市钥匙”荣誉，奥黛丽在1992年底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1993年在她过世后，她的大儿子肖恩为她领取奥斯卡琼·赫尔肖特人道主义奖（Jean Hersholt Humanitarian Award），而在1954年，她正是从琼·赫尔肖特先生手里接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命运真是一个轮回和巧合。200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了纪念赫本所做的贡献，专门为她在纽约总部树立了一尊以她名字命名的7英尺高的青铜雕像——“奥黛丽精神”（The Spirit of Audrey），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出席当年5月的揭幕仪式。
战争、饥饿、生离死别、世界知名、引领时尚、奉献于人道主义、她足迹遍及世界5大洲...奥黛丽人生很不像大多数女人该经历的，同时也不像一个明星该经历的，幼年无助、婚姻失败、情感痛苦、家庭破碎这些对于她还只是点缀，战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的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在每个时期，她总是背靠时代变化，自然而然做了该做事情，影响大众。然而她对于自己生活十分低调，低调得媒体很难在身前挖出她太多的深入讯息，去世前十多年前，她只是说：“我的人生比童话故事还精彩，我也曾遇到困境，但在隧道那一头，总有一盏灯。”2001年，美国『传记』杂志，超过2500多名读者投票将她选为最喜欢欣赏女星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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