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活着》之后，余华的另一部久负盛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终于也要搬上大银幕。
这中间隔了20年。
6月3日，电影版《许三观卖血记》开机。面对这个消息，大家的心情其实有点复杂，因为，这是一部韩国片。
除了“改编自余华的小说”这一中国元素，其它都已变成韩国血统。从导演到演员到投资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许三观的基因等，无一例外都是韩国的。
早在2000年，韩国某影视公司老板安东圭在与一位意大利导演的竞争中赢得了电影的改编权。安东圭当时就想将它改编成韩国电影，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也卖血成风，所以许三观的故事很容易嫁接过去。
后因为要加大投资，遂改为合拍方式，采用中国导演和演员，余华找到姜文，三人签了合作意向，但这一方案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被放弃。
（阎连科）
到目前为止，最高待遇当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人们对此的解读纷繁复杂，甚至已经偏离文学意义，但这次获奖是毋庸置疑的里程碑，它带来的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
与莫言获奖同一时间段举行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作品的海外版权成了抢手货，多部小说在美国热销三个月，西方主流媒体对其作品的提及率也陡然上升……
虽然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小高峰，但至少又多了一些人知道中国作家莫言和他的那些东方色彩浓郁的小说。
莫言最早走向海外，张艺谋的《红高粱》有很大功劳。这部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起点和成功之路”的电影，实际上也带动起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红高粱》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两年后，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法译本、日译本就分别出现在了这两国的书店里。此后，莫言作品变成各国文字时，《红高粱家族》几乎都是首选。
莫言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台柱子，后来余华、苏童、阎连科、王安忆等人也加入了这支小队伍。
余华和苏童走出国门的方式与莫言有相似之处，军功章里也有张艺谋的一半。余华的《活着》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过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而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银熊奖。
莫言曾直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禁书”最好卖
（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虽为主宾国，但明显还没融入版权交易的大潮）
而现在，电影的开路作用也不是特别灵了。如今向海外读者推介中国作品的最主要阵地是一些大型的国际书展，比如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书展两大巨头。
2009年和2012年，中国分别作为两大书展的主宾国（国际书展的主办方都会以某一国家，尤其是某一国家的文化为主题进行宣传）。2009年那一次，中国签署2417项版权输出合同；2012年，中国展团输出版权1859项，同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这个数量是2409项。
战绩似乎不错，但在世界范围内的版权贸易中，这些数字尤其是中国原创文学的版权输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跟全国家庭住房平均面积一样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据统计，目前英国一年出版的文学类书籍中，翻译的外国作品加起来只有2%，在美国也只是3%，这其中中国作品能分得的份额更是微乎其微。
2012年伦敦书展时，《人民文学》编辑、作家徐则臣在伦敦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石”的几家分店找中国作家的书，走到脚疼也没有找到一本。
美国汉学家、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也经常去书店找找中国作家的书，在莫言获奖之前，偶尔能找到一两本他的书。
即便是在最关注中国文学的法国，人们可以人手一本《包法利夫人》，但中国文学还在可读可不读那一类里。真正熟悉几个中国作家名字的还是一些汉学家、研究者、作家的外国友人以及版权交易机构等。
在一些外国研究者眼中，中国的文学作品更多是作为研究中国现状的材料，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远比文学意义来得重要，其中或许还夹杂着一点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优越感。
外国出版社很快就抓住了这种猎奇心理，哪个作家、哪本小说在中国争议大，或被贴上“禁书”标签，就翻译出版哪个。
姜戎的《狼图腾》就是典型一例，它引发的争议也随着外文版的出版而扩展到海外。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此书对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则偏爱这本书，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已经定档今年圣诞节。
莫言也曾遇到这种境况，他的《生死疲劳》在德国寻求出版时，吃了不少闭门羹，因为太厚怕没人看。但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蛙》，很快就有大出版社愿意出。
更有外国出版社因出版“禁书”而挽救了中国文学出版项目。PhilippePicquier是法国推介当代中国文学规模最大的出版社，有人称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窗口。但在2000年前，它所出版的中国小说一直是赔钱货，国内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到法国根本卖不动。
最后却是卫慧的那本“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上海宝贝》成了大救星，三个月卖出两万册，靠着这些钱严肃文学才得以做下去。目前它出得最全的是阎连科的书，也许他的“禁书作家”名号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小说不好看
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对政治的折射，一方面成为研究者们看中国的渠道，一方面也成为了外国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太过陌生，理解无能。
这是阅读终端的苦恼，但在到达终端之前，中文难翻译也是一个逃不掉的命题。
不少当代作家都写过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小说，德国汉学家高立希翻译阎连科的《受活》时，他说最难的地方就是“河南方言”。
遇到这种情况时，很有可能会产生吃力不讨好的效果。葛浩文翻译过贾平凹的《浮躁》，因为不懂西安土话，他一一向贾平凹请教，但据说后者因此认为“葛浩文不懂中文”，甚至还得出“只有中国人能翻中国书”的看法。
（翻译者葛浩文）
现当代小说或许不是最难，中国古典小说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工程。去年11月，美国汉学家芮效卫终于完成了《金瓶梅》的翻译，这一过程长达30年，是《金瓶梅》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完整翻译，共3000多页，有4400个详细注解。
但对高立希和葛浩文来说，他们或许更欣赏《金瓶梅》的语言。高立希曾直言新中国以后的中国作家对于语言都不太讲究。葛浩文也表示“现代的中文远远不如过去的中文”，用成语用得太多。
在中国文学的译介方面，葛浩文是当之无愧的功臣。他翻译过萧红、杨绛、贾平凹、王朔、莫言、虹影、阿来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对于“中国文学很边缘化”这一事实，他有一个更简单粗暴的结论：中国小说不好看。
“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因为中国作家一般必须借助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的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这些刺耳言论经常被葛浩文用来为自己的翻译辩护，学术界对他的批评也没有断过。但一些已经走出国门多年的作家却越来越淡定，作家毕飞宇认为，“中国文学所谓走出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耐心，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
但作家不急政府急，它不想等几十年。根据2011年颁布的《“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十二五”期末，版权输出品种数将达到7000种。
按照惯例，这个数据成了一些官员追求的光鲜政绩。至于出版后的市场效应如何，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近几年中国频繁到各大书展砸钱做排场，一方面也是基于这种抓不住重点的需求。
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诗人于坚看到中国的展厅辽阔，出版社云集，书却大多是关于中国风光、旅游或者看图识字的，冷清到连个作者肖像海报都没有。
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皮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对于坚说，每年都这样。
（文章原载《明周刊》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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