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机核网
作者：雪豆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作为第九艺术的游戏也同样如此。
在《人中之龙 7》的主线故事中，以“伊势佐木异人町”为据点的中日韩三大势力明争暗斗，纵横捭阖的故事可以说给玩家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以赵天佑所带领名为“横滨流氓”的中国势力，与胜熙所带领名为“蛛巢”的韩国势力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街道中跟日本势力“星龙会”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 赵天佑登场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心狠手辣了
对内部而言，三大势力把持着横滨势力之间的绝对平衡；而对外界而言，这三个团体所组成的“异人三”形成了牢固的“肉身之壁”，无法轻易地被其他势力所攻破。
《人中之龙》的系列故事里其实并不缺少对中国黑道的描述。在前几作中，桐生一马也曾经接到过从中国黑道中救下日本人的支线任务。那些挥舞着青龙刀、打得一手形意拳、操着满口蹩脚中文的中国黑道小角色，让很多中国玩家感到哑然失笑之外，实际上在现实里却有着对应的原型。
△ “杀他个回马枪”
自古以来一直强调“血统论”、“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充满任侠精神的黑道却混入了来自外国的血液，想来也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现实中的日本黑社会，面对中国出身的暴力团体，也多少会觉得有些棘手。
那么，在日本的中国极道势力，到底是源自何处，而现在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韩三个国家可以说是互相掐架的老对手了——早在明代就有过被幕府侵略的李氏朝鲜求助大明，打了七年的“万历朝鲜之役”。而二战时期的“满蒙开拓团”与“日韩合并”等关乎到民族冲突的事件，至今对日本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人员流动使日本国内的人口构成产生了奇妙的变化。
△ 满蒙开拓团
早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便已开始觊觎中国东北（即满洲）和内蒙古的资源以及利益。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正式侵略中国东北，在1934年成立了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傀儡国，从日本向东北的移民计划也自然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
到了1936年，日本广田内阁决议了“满洲移民开拓推进计划” —— 想要通过不断实施移民政策，一是为日本南下作战提供有利的跳板，二来是想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使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人口占有优势，妄图彻底占领中国国土。
△ 当年日本国内“满蒙开拓团”的征招广告
直到1945年二战末期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后，整个“满蒙开拓团”也还有27万（一说32万）日本侨民被关东军丢弃在东北。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在此时为了匆忙应对对苏联的作战，而征召了所有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性，留下了老弱妇孺，也并未对其施以任何保护措施。战争爆发后，这些开拓团被迫向大连、丹东方面撤退，而未能及时撤退的人们，便成为了遗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侨民。
大部分女性侨民在之后为了生存而融入了当地人的家庭，也有一些未满成人的日本孩童被当地人收养，成为了遗孤。
△ 遗华日侨
在日本战败后，中国与日本便开始不断展开日侨遣返的活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遣返遗华日侨的活动更是被提到了重要日程之上。最终大部分的遗华日侨得以顺利回到日本，并顺利取回了日本国籍以及永驻权。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截至去年8月，回到日本国内的遗华日侨达到了20911人。
但，这些得以回到日本的日本人，却并没有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这些遗华日侨长期在中国生活，已经无法再融入日本社会——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少日侨在回国之后不懂日语，无法与日本人交流；再加上对日本社会的不理解，生活方面自然而然被日本社会所孤立起来。这些孤立使遗华日侨无法正常工作，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
这些遗华日侨与他们的孩子（遗华孤儿），只能靠杯水车薪的收入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 到现在，这些遗孤们仍然在向日本政府争取赔偿
而受尽了欺负的遗华孤儿的后代，也因为同病相怜走到了一起，最终形成了对抗日本社会的团体。
其中最为出名的团体，也是目前可以考证的最早的“中国”极道组织——“怒罗权”。
△ 被称为Dragon的怒罗权成员们
怒罗权诞生在1988年的“常盘寮”——一个位于东京葛西，接纳遗孤后代的设施。而当时在葛西中学就读的遗孤后代约有60人。
80年代正是日本不良风气兴起的时候。作为不会讲日语的遗孤后代而言，被骂“笨蛋”，被欺负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在这段日子里，那些受尽了日本人欺负的孩子们由于语言与血脉的关系，变得更加团结。
△ 现在常盘寮已不复存在，
原址被改建为了“江户川区立障害者支援ハウス”
最终，为了保护自己，十二名遗孤后代结成了“怒罗权”，对那些曾经欺凌过他们的日本人做出反击。
“怒罗权”这个名字，是很典型的暴走族喜欢使用的“将外文用奇怪的汉字拼写而成”的写法——但比起“夜露死苦”和“爱罗武勇”，怒、罗、权三字却被这些遗华孤儿们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在2017年出版的《Daily新潮》中曾经有这样的解释：
“怒”指的是对日本人欺负所迸发出的“愤怒”，
“罗”指的是将强敌打倒的“罗汉”，
“权”指的则是维护自身应得的“权利”。
连起来的意思是“将对日本人的愤怒，化作成打倒他们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一说是指“对日本人的愤怒、团结、权利”）。而这三字合起来的发音，则正是龙的日文发音“ドラゴン”（Dragon）。
“怒罗权”喊出了遗华孤儿们的心声，也成为了他们暴力抗争的起点。
△ 怒罗权葛西总部当时的照片
但按照上面的构成来说，“怒罗权”只是遗孤后代所建立的暴力团体，为何会最终变成“中国极道”的代表组织呢？实际上，在日本经济泡沫的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成为了很多人出海的第一选择。有想通过留学来一展宏图的人，也有单纯想谋求财路的人。
而在其中，一些通过留学或者其他手段来到日本的东北出身的人，因为生活习惯以及语言的缘故，便自然而然地与这些同样是出身自东北的遗孤后代形成了近似血缘般的关系，进而形成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日本警方称其为“东北帮”（東北グループ），而“怒罗权”也是由遗孤后代与这些东北人，还有一部分日本人所组成。
△ 怒罗权大部分出身自东北，也有一些日本本地人
怒罗权对外宣称并没有组织头领，大家人人平等。起先，“怒罗权”并非以黑道团体的形象，而是以时下最为昌盛的“暴走族”的形式出现在一般民众的面前。
在日本法律中，对于“暴力团”，也就是黑道组织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义的。而怒罗权并没有被规划在暴力团的范畴里，而是被称之为“半联合”——指那些不属于暴力团却会不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集团。同样被称为“半联合”组织的，还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关东联合”。
△ 90年代的关东联合
在没有“暴力团约束法”的前提下，这些怒罗权的成员大部分是拥有日本国籍或者永驻权的人，也自然很少会发生强制遣返的事情。这种野火烧不尽的做派使得警察对怒罗权的管束非常棘手，无法抑制团体的快速成长。
而正因为无法用法律来管束，怒罗权的所作所为也就变的越来越跋扈。对暴走族而言，摩托车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没有钱的怒罗权就开始以盗窃钱财、偷窃车辆开始了违法犯罪的生涯。
△ 当时怒罗权外出的模样
89年怒罗权的八名成员“远征”浦安与当地暴走族展开乱斗，杀害一名敌对暴走族成员的事件使团体名声大噪，史称“浦安事件”：
1989年5月28日凌时任怒罗权核心人物之一的汪楠，带领遗孤后代4人和日本籍女子3人乘坐改造后的摩托车来到千叶县浦安市的保龄球场附近，结果反遭对方五十多名成员的袭击。他们一到现场就被50多名手持铁管、金属球棒的暴走族“市川幽灵”成员团团包围。
怒罗权其中一名17岁的中国籍成员手下用匕首反击，结果导致对方成员四名重伤，一名死亡。
起初本想以“正当防卫”来为自己脱罪，但该成员却最后还是被法院判以故意杀人罪。怒罗权认为这样的判决是在有意针对他们。以此为契机，他们视警察为敌人，继而走上了“武斗派”的路线。而这个判决，也成为了日后他们袭击江东警察署，向警车投掷燃烧瓶的原因之一。
△ 前怒罗权创始人之一的汪楠，现致力于“为囚犯提供书籍”的公益活动
彼时的怒罗权却不仅只针对警察，在浦安事件一年后，怒罗权将抗争怒火延展到了真正的黑帮团体上。
汪楠在之后的个人回忆录中曾经讲述：在“浦安事件”发生一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一位认真工作的前辈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与当地黑道团体起了争执，被黑道围殴致死。怒罗权的成员因此开始对黑道团体抱有了敌对心理。
为了为死去的伙伴报仇，怒罗权开始袭击黑道组织的事务所。这种睚眦必报，血债血偿的做法令一些日本黑道胆战心惊。在整个90年代里，怒罗权的成员们高举着写有“怒罗权”和“Chinese Dragon”的五星红旗，不断袭击着暴走族、黑道和持有武器的警察。
同时，由于他们会携带刀子棍棒等武器上街游走、袭击其他敌对的暴走族，也被称为“菜刀军团”。
专门报道犯罪团伙的记者田代笃曾经这样形容怒罗权：
怒罗权从来都会正面抗争警察与暴力团体，自然那些黑道也不会放在眼里。曾经发生过成员们手持匕首，青龙刀，将暴力团成员的耳朵切下来的故事。像这样以武力为背景来向饮食店收取保护费的他们，也开始逐渐扩大起来。
这样看来，游戏中的中国黑道那些挥着青龙刀的做法，也确实是真的。
说到给日本人带来中国黑道刻板印象的武器“青龙刀”，也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日本媒体称之为“青龙刀事件”。
“青龙刀事件”是指在1994年8月10日晚8点左右，在歌舞伎町的标志性建筑“风林会馆”旁边小路中，中华料理店“快活林”发生的一起杀人事件。当时闯入的五名中国男人，用锐器杀害了店长和员工共两人，并将一名客人砍成重伤。因凶手所使用的凶器为中国传统兵器“青龙刀”故得名。
△ 源自于中国的武器，青龙刀
一时间人人自危，整个歌舞伎町变成了“恐怖街道”。然而在这起“青龙刀事件”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以歌舞伎町为据点的上海帮与北京帮两个黑道团体之间的斗争。
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多了起来。1983年，日本政府发表了“接受10万中国留学生”的计划。但是计划的实施，却引来了许多假借留学生之名东渡日本的中国黑帮势力。他们在歌舞伎町聚集起来，形成了与遗孤后代不同的中国黑道组织。
△ 事发地附近的风林会馆，也是华商的地产
而根据出身地的不同，这些组织也被冠以出身地的名号。其中在日人数最多、比例最大的也正是上海过来的人。这些组织争夺外卖配送的权利，开设麻将赌博，纷纷试图在歌舞伎町站稳自己的脚跟。
此时，早些年在歌舞伎町通过卖淫等违法行为而确立地位的台湾人逐渐失势，歌舞伎町正式成为中国帮派所争夺的场所。90年代后，上海帮、北京帮、福建帮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在“青龙刀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福建帮袭击了上海人所经营的夜总会，而在之后，针对上海人和广东人的袭击事件也开始呈现频发之势。有传言指出这一连串的反击是北京帮通过雇佣福建帮，意图削弱上海帮的势力而造成的袭击。
由于通过蛇头秘密潜入到日本的福建人，因其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法在日本找到正式的工作，所以一部分福建的黑帮团体被当做“雇佣兵”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这场“青龙刀事件”，也被顺理成章地认为是上海帮对北京帮的反击。
△ 90年代的歌舞伎町
直到1999年主张收紧对华政策的石原慎太郎上台后，伴随中国黑道帮派势力的衰退，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明争暗斗才渐渐停息了下来。但作为代表事件中的“青龙刀”，却给日本民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了很多影视剧作品中描写“中国黑道”的必备道具之一。（例如成龙大哥主演的《新宿事件》中就有青龙刀的出现）
让我们说回怒罗权的故事。怒罗权的暴力抗争路线理念，得到了当时对警察颇为不满的不良少年们的认可。90年代，怒罗权基本掌握了东京地方的暴走族势力，并扩散到了周边的王子和府中地区。整个组织在全盛时期竟达到了800人之多。
而在这些成员之中，以其为跳板随后转入到真正的黑道组织的也大有人在。上文提到怒罗权中十二位创始成员之一中的汪楠，便是原住吉会的成员；而2018年被逮捕的时任怒罗权领袖，被称为“怒罗权狂犬”的马场义明，也兼任住吉会的职务。
△ 因违反铳刀法，马场义明于2018年被逮捕
伴随着组织的发展，怒罗权已经由完成了“暴走族→半联合→黑道组织”发展的路线。目前组织已经有横滨，大阪，福冈等分组。而他们所从事的也自然与日本的黑道势力别无二致：偷窃、抢夺、毒品贩售、假结婚、汇款诈骗、收取保护费等等。
怒罗权也跟其他日本黑道之间有密切联系，例如上文提到的住吉会就曾经让怒罗权作为其手下分销毒品的组织。
与日本的黑道团体不同，日本的黑道受制于黑道道义，做事情要兼顾组织颜面，相对来说也会畏首畏尾。然而像怒罗权一样的华人黑帮却没有这样的条条框框，只有兄弟义气和血脉相连，做起事情来也更加心狠手辣。
2011年12月，怒罗权干部姜海峰因在繁华街低端用小刀刺伤两名男性而被逮捕。
2012年3月，因为殴打阻止其入店的经营者，葛西警察署逮捕怒罗权成员加藤刚。
2012年12月，警视厅犯罪科逮捕了四名原怒罗权成员，该四人曾经在2011年12月袭击了山口组的20名干部。
2014年7月，怒罗权成员之一曹剑平，在池袋的咖啡店用枪射杀自己的妻子并遭到警方逮捕。
2017年9月，警方逮捕6名囚禁女投资家、并施以暴行的怒罗权成员。
……
而18年蒋劲夫家暴日本女友事件，据说后来也是被家暴女方找了来了怒罗权索赔10亿日元的赔偿金。
△ 除此之外，怒罗权也有很多其他的犯罪记录
在小野登志郎所著的《怒罗权 ~新宿歌舞伎町黑道的最新档案~》一书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
怒罗权曾经警告过日本黑道组织：在日华人的保护费必须由怒罗权征收，别想打他们地盘的主意。
有着中国血统的怒罗权，组织内部构成与国内的黑社会团体有着相似性。作为“东北帮”的主要力量，怒罗权内部也有数个团体。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来看，在怒罗权内部中最大的势力被称为“大伟组”（大偉グループ），约有250人。另外还有“王子怒罗权”的领袖雷金山所领导的“金山组”（金山グループ），约150人。
△ 雷金山于2017年因故意伤害罪被逮捕
对怒罗权而言，虽说表面上并没有领袖，但实际上在背后却有着被称为“大伟”和“小伟”两个兄弟般的人物存在。
“大伟”是一位遗孤后代，本名刘威，日本名叫佐藤威夫。“小伟”本名不详，一般认为是其弟弟。
大伟在国内上小学的时候曾经被同学喊过“小日本鬼子，滚回日本去”。在日本被当做中国人，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个中滋味谁人知？20岁后，他跟随母亲来到了日本，并随后开始了经商之路，也因为跟怒罗权的接触，最终成为了掌握怒罗权“权力”的一人。
根据原日本警视厅干部的描述，大伟在歌舞伎町经营着一家约有100人的风俗店，也会贩卖盗窃商品和违法改造的柏青哥ROM，势力遍及锦系町，葛西与上野。
△ 违法改造薄青哥的Rom，就是改造赌博机
后来因为持有毒品，大伟于2005年被逮捕，而根据朝日新闻在2009年的报道称，出狱后的大伟已经于2008年回到北京发展，“大伟组”的实权也交由了其他人管理。
至于大伟的回国是否是败于怒罗权的权力斗争现以无法考证，但作为对整个东京华人圈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大伟的存在也确实让当时的怒罗权实力大涨。
值得一提的是，大伟还资助了2000名留学生的学业。
△ 图文无关
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新宿的歌舞伎町，福建帮、上海帮以及遗华孤儿成为了盘踞这片土地的一抹异色。但对于这些暗处的团体而言，真正的大本营则是中国大使馆所位于的“六本木”——六本木居住着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人员，以及实力雄厚的华侨。对于中国的黑道，这些人也是密不可分的存在。
一位驻日华侨曾经表示：“失去了六本木，就等于失去了代表中国组织的位置，不但会影响颜面，也会影响自己的生意。”
△ 位于六本木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怒罗权严重威胁着日本国内的治安，成为了日本警视厅的心腹大患。2013年，伴随着前一年“六本木夜总会袭击事件”（关东联合在夜总会店内与他人发生口角致人暴力死亡）的发生，日本警察局终于制定了“准暴力团”的范畴。
准暴力团的定义是“并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所属成员以及前成员会经常性在繁华街等地带进行不法暴力行为，与暴力团行为别无二致的集团”。早就考虑被取缔的怒罗权也被相应的划分到其中，成为了警方正式打击的对象。
△ 2013年朝日新闻对“准暴力团”的报道
伴随警视厅取缔力度加大，日本的黑道势力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而怒罗权也因为被列为了整改对象，近些年的活动日渐减少。据媒体报道，现在的怒罗权面临分裂的危险，而至于之后权利会转交谁手，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目前规模和行为与暴力团并无二致，怒罗权也不能被归类为像是住吉会或是山口组一样政府所认定的正式极道组织。
△ “日本不需要怒罗权”
后记：
盘踞在日本的其他外国犯罪团伙
除了目前仍然存在的东北帮，上文所提到的上海帮（上海グループ）与福建帮（福建グループ）也同样是目前“中国黑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团体。
平成15年由日本警察厅所颁布的《警察白皮书》中指出，“上海帮”是从东京的歌舞伎町以及大阪minami集结起来的上海人组织，组织构成呈现金字塔型结构。而“福建帮”由多个福建出身的中小帮派所聚合形成，经常与“上海帮”发生争斗，成为日本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 大阪minami，是指从难波到道頓堀、千日前周边的繁华商业街的总称
由于“量刑低”、“日本人防范意识差”、“生活水平高”等缘故，近些年来中国的犯罪组织也呈现抬头趋势。然而盘踞在日本的，却不仅只有中国黑道一方实力。在日韩国人、巴西人、越南人也同样是在日的外国犯罪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南人由于国民经济实力问题，导致大部分的犯罪都与金钱有关——侵入住宅与偷盗占到了大部分。而巴西与俄罗斯的犯罪团体主要集中在机动车盗窃上。
△ 在日犯罪人员国籍构成
其中韩国的黑道势力在日本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经历日韩合并，在日本战后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在日韩国人在黑社会中的势力也不容小视。通过高利贷积攒财力，不少韩商快速进入薄青哥和房地产行业。而这些行业，也脱离不了黑道的保护。
处于关东大地震时对在日朝鲜/韩国人的屠杀行为，使在日韩国人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保护自己的黑道团体。而对于同样是遗孤后代的他们，在身份上也有着同样的困惑。有很大一部分在日韩国人加入了山口组等暴力团体，也有一些成为了抗争日本黑道势力的“先锋”。
对于这些“先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金嬉老事件”，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金嬉老事件：1968年2月，在日韩国人金嬉老在静冈县清水市开枪打死了两名黑社会成员，之后又在该县寸又峡温泉的旅馆内劫持了13名人质。这一事件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在韩国还被拍成电影。金嬉老获假释后赴釜山市定居。韩国媒体称他为“与日本的民族歧视做斗争的英雄”。
△ 在日韩国人中的传奇人物，金嬉老
在令和元年公布的《警察白皮书》中可以看出，虽然外国人在日犯罪人数的幅度大幅减少，但由于近些年跨国犯罪手段频出，给日本警察的办案工作增加了很多麻烦，其中中国，越南，韩国的犯罪人员占比仍居前列。
△ 日本外国犯罪人增长趋势放缓
对于在日外国人的犯罪，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打击下去，然而对于这些遗留孤儿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又能在何处诉说呢？
△ 怒罗权的故事，是否还会继续下去？
参考资料：
非合法ビジネス、日本人取り込む：第７部〈犯罪底流〉 ——朝日新闻
怒羅権(Dragon) 新宿歌舞伎町マフィア最新ファイル —— 小野 登志郎(文春文庫)
進化する中国系犯罪集団: 日本のカネを強奪する「龍グレ」の正体を追う —— 一橋文哉
『平成15年警察白書 』「第1章 組織犯罪との闘い（3）来日外国人等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た犯罪組織」—— 警察庁 (2003年)
怒羅権 —— 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
中国マフィア抗争「青龍刀事件」—— 日刊大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