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5日下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急电死守常德的余程万：“九战区第10军已在路上，26日当至德山”！到这一天，隶属于第六战区的第74军“虎贲”第57师，已经在常德城血战七昼夜了，面对日军两个师团的疯狂围攻，第57师伤亡惨重且局势凶险。接到孙连仲的电报，余程万并没有表现出多么兴奋来，他很清楚：对于援军第二天就到这事，一般听听就好，千万不能当真。
不过这一次，余程万确实有点冤枉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了，关于跨战区派兵增援的问题，薛岳之前确实不咋积极，各扫门前雪嘛，这是国军多年的臭毛病。所以九战区派出的援军李玉堂兵团（临时建制，以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为指挥官，统一指挥第10军和第99军等部共六个师），在增援之初动作并不坚决，李兵团11月24日奉命自长沙方向出动，面对日军一个师团的阻击，迟至11月29日仍然不能靠近常德外围。
也就是在这一天，远在开罗的老蒋气急败坏地发来急电，严令第六、第九两个战区务于11月30日解常德之围，否则各级主官严办。当晚10时，李玉堂、方先觉均接到战区长官部转来的“委座口谕”，两个人这才发现事态有点严重了，第10军遂以急行军速度，一马当先向常德猛进。黄埔系将领们都心里门清，军令部长徐永昌不可怕、战区司令长官也没大碍，但是老蒋的口谕那不是闹着玩的。
可惜“老虎仔”薛岳犯了一个错误，一个足以影响常德会战和未来衡阳会战结果的致命错误。
（孙连仲）
一、第10军在增援常德作战中遭受重创。
号称“泰山军”的第10军彼时下辖三个师，分别是第3师周庆祥部、第190师朱岳部、预备第10师孙明谨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的1941年12月，军长是黄埔一期的李玉堂，方先觉只是预备第10师的师长。1942年初第10军奋力坚守长沙赢得大捷，战后李玉堂擢升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先觉因表现优异直接晋升代理军长，预10师师长一职，则由副师长孙明谨少将接掌。
至常德会战爆发的1943年11月，方先觉转正军长刚刚一年时间，略显短暂。方先觉将军毕业于黄埔三期，而朱岳、周庆祥都是黄埔四期生，上下只差一届，并且在李玉堂担任军长时期，三个人都是衔级相同的师长，现在骤然间方先觉升了军长，除了预10师师长孙明谨（黄埔六期）比较听招呼外，另外两名师长其实心里并不那么服气。
理论上说，第10军在一线临敌，部队怎么开进仗该怎么打应该是方先觉完全说了算，老长官李玉堂也不会横加干涉。
（第3师周庆祥）
不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却直接插手了，他越过李玉堂、方先觉直接给第10军的三个师规定了行军路线，致使该军兵力分散未能形成一个攻击拳头。11月30日，日寇第三飞行师团的侦察机首先发现了预10师的行军纵队，并且日军将该师误判为救援常德的主力，遂纠集第3师团的两个联队、第40师团的一个联队（户田支队）实施伏击和包围，猝不及防的预10师在上阧山附近遭遇大败，师长孙明谨战死，副师长葛先才重伤，三个团长亦非死即伤。
客观来看抗日战争，预10师这样的精锐部队守城还可以，在野战中仍然与日军有着较大差距，从各级主官的惨状，当知该师实际已遭毁灭性打击，部队基本溃散。在日军打援部队以主力围歼预10师之际，周庆祥的第3师利用空档却意外接近了常德城郊，可惜在沅江边未能与第57师部队及时取得联系，误以为余程万已是全师覆灭，踌躇间被日军攻城部队发现，也遭围攻。
方先觉眼见预10师溃败，而第3师也险象环生，立即命令第190师改变行军路线，前往救援第3师，结果朱岳搬出薛岳的命令不肯服从，两个人吵得一塌糊涂。于是方先觉只能再去电薛岳质问，让司令长官很不痛快，战后以作战不利为由，报请军事委员会将方先觉“撤职留用”。尽管周庆祥后来率部拼死突围出来，第3师也是折损不小，于是常德会战给第10军带来三个恶果：
1、所部预10师基本覆灭，第3师伤亡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30000余人的第10军伤亡近半，整体战损超过了15000人。
2、方先觉对朱岳不满，对190师也不满，更对薛岳很不满，几方面的关系斗出现了阴影。
3、第74军王耀武认为方先觉没有尽全力，坐看其主力第57师伤亡殆尽，心里不太舒服。
（牺牲的预10师孙明谨）
二、衡阳本来是重庆军委会选择的“决战之地”。
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鉴于日军野战攻击能力“锐而密”，国军各部在大型战役中多采取“后退决战”之方针，也就是首先节节抵抗，然后逐步后退，消耗日军的粮弹和锐气，最后选择在合适的地点进行围歼决战，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都是这么赢的。而这种打法的关键，是决战地点的选择，关乎整个战役的成败，太靠前太靠后都不成。
早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发觉日军“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河南段战事已经于4月份打响）的基本意图时，面对横山勇第11军的来势汹汹，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都提出“后退至衡阳决战”的建议，也就是第九战区应主动放弃长沙，以主力集结于衡阳地区，依托衡山山脉，加上第三战区和第四战区的兵力支援，大破日寇于衡阳城下。
从军事专业上看，白崇禧和徐永昌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日寇此番来犯兵力空前，单靠九战区的部队，无论如何是应付不来的，更何况鬼子可不傻，横山勇对薛岳的“天炉战法”研究得也非常很透。
可惜薛岳否决了这个提议，他一不愿退到衡阳给“桂系看大门”，二是有些轻敌，认为日军的进犯兵力也就是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规模，所以坚持在湘北和长沙周围继续用“天炉战法”迎敌，再来次“长沙大捷”。然而这一次，横山勇的第11军居然出动了八个师团外加五个独混旅团的庞大兵力，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三次长沙会战。
为了破解薛岳的战法，横山勇把日军最强的几个师团都部署在两翼，使打完阻击准备转进到两侧山地待机的国军，纷纷迎头撞上日军精锐，遂被各个击破，于是长沙沦为孤城，第4军仅仅守了48小时即告失败，薛岳带领第九战区的残破部队只好退往湘东，“天炉战法”不灵了。
日军的目标是要深入广西境内，所以占领长沙后马不停蹄，兵锋直指衡阳，留给方先觉的备战时间实在太少了。
（第4军张德能）
第4军军长张德能中将后来被军法执行总监部给毙了，但是杀人也不能改变战局的尴尬：第九战区主力已经事实上战败，精锐第4军几乎不复存在，不经过彻底整补，短时间内根本无力遂行大兵团会战。而奉命守卫衡阳的第10军瞬间成为了困守危城的孤军，在衡阳周围，没有多少可战之兵了。
实际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在衡阳进行所谓“决战”已经不现实了，九战区主力被击破，整个湖南战场也没有多少有生力量了。但是老蒋不这么看，他认为只要第10军坚守住衡阳，便可以从湘东、湘西、广西等三个方向派出援军，里应外合击败日军。
薛岳抗日是有功的，但是自身缺点也很明显，至少在长衡会战中，他的战役指挥实在差强人意，也注定了未来前往长沙对日受降的是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而他只能屈就南昌，因为本次会战失败以后，他就被边缘化了。
三、方先觉守城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兵力不足。
常德战后方先觉虽然受了处分，但是并没有新军长到任（跟李玉堂第二次长沙会战被撤职的情况差不多），彼时第10军被调往衡山地区，一边驻防一边补充新兵，结果仅仅五个月之后，长衡会战就爆发了。1944年5月29日，老蒋亲自给衡阳的方先觉打来电话，重新任命其为第10军军长，令其准备率部死守衡阳。
也就是说，第10军在常德会战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就匆匆投入到衡阳保卫战之中，方先觉率第10军进驻衡阳城的准确时间，是1944年6月1日，而三周后的6月23日下午，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近衡阳城郊，于是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拉开战幕。如果北边的长沙能够多守上一阵子，第10军的补充和方先觉的备战，就会从容得许多，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第10军各部队长）
由于整补时间太短，第10军全军兵力只恢复到16000余人，其战斗序列如下：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辖周庆祥第3师、容有略第190师、葛先才预备第10师，共三师九个团的建制。因有常德之前因，方先觉对190师不怎么待见，到达衡阳后对所属三个师进行了兵力调整，将第190师定为“后调师”，全师只保留班以上干部等待接收新兵，而原有士兵通通分拨给第3师和预10师。
因此衡阳保卫战开打之时，第190师只有1200余人，去掉军直属部队，另外两个师各自兵力也就在7000人左右，至于17600余人的守军数字，那是要包括配属给第10军指挥的暂54师一个团，以及第74军、第46军和第48师的少量炮兵。根据第10军军务处的统计，日军围城前衡阳城内实有官兵17600余人，其中战斗兵员为14000余人，方先觉正是凭借着17600人在衡阳城坚守了47天！
所以说，衡阳保卫战跟常德会战是大有关联的，如果方先觉第10军处于满编状态的话，既然能用17600人守上47天，那么用30000余人至少还能再坚持半个月，结局可就不一样了。
（第10军方先觉）
老蒋是有梦想的，他清楚衡阳战局之凶险，也知道方先觉力量不足，但是却不敢轻易放弃衡阳，因为河南战场的大败和美国人企图“换马”的传言，都使他想在湖南战场上挽回一些颜面。在这样的心理所祟下，1944年6月21日深夜，老蒋又把电话又打给了方先觉，命令：“我希望你第10军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
方先觉表示将与敌决一死战，必能坚持到援军到达，老蒋甚是高兴，一连说了三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我从昆明第48师能力抽调一个战防炮营给你，第74军、第46军的炮兵各一部也配备给你，敌军合围前必至，你好自为之，祝你一战成功”！确实，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方先觉死守成功的战例，让老蒋有理由认为，只要城池不破援军得力，此番在衡阳又可以来一次大捷。
内焦外困之下，衡阳会战其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1944年老蒋发朋友圈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太难了。
四、衡阳解围战期间的战场形势概述。
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是规模空前的回光反照式作战行动，鬼子从本土和关东军抽调了相当力量投入豫湘桂战场，其中投入长衡会战的各师团番号和兵力如下：第3师团20241人、第13师团20402人、第27师团18358人、 第34师团11858 人、第40师14113 人、第58师团12020 人、第68师团11757人，第116师团18344人，再加上几个独混旅团和配属的辎重后勤部队，第11军总兵力达到了28万余人，其中作战部队也有25万余人。
这就意味着，横山勇在夺取长沙南下衡阳后，不仅可以动用两个完整的师团（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攻城，还有充足的兵力实施阻击和打援。在衡阳保卫战第一阶段，横山勇甚至想把薛岳的残部诱至衡阳以东地区加以全歼，可见日军的战役胃口之大。
另外一边，老蒋指派和勉励完方先觉和他的守城部队，下一步就是搜罗和安排“决战部队”了，那么老蒋派出的三拨援军都有哪些呢？
第一拨：从湘东南方向来援的第九战区主力，由薛岳统一指挥。
计有王陵基第30集团军所属之第26军、第58军、第72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属之第20军、第44军，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所属之第37军和暂编第2军。这路援军听起来挺吓人，拢共有二个集团军七个军的番号，而实际上，这些部队在之前的湘北作战中已遭重创，比如杨森集团军后来退进贵州时，两个军加一起只剩下17000人，所以这拨援军实际兵力不过80000人左右。
而日军为了对付湘东援军，出动了战斗力较强的第13师团、第27师团等部，在40000多日军的阻击和反扑下，薛岳的援军非但无法靠近衡阳，甚至连既有阵地都维持不住，直至衡阳城陷，这拨援军也没有突破醴陵和官田一线。要说作用，那就是确实牵制了日军两个主力师团，但是对于解衡阳之围，薛岳已经无能为力了。
（第26军丁治磐）
第二拨：从西北和西南方向接近衡阳的第62军和第79军。
这两个军当时的位置都在湘江以西，是距离衡阳是最近的，从余汉谋第七战区紧急调来的黄涛第62军，本来已赶至衡阳西南外围，却莫名其妙被军委会调离了，后撤到距离衡阳70公里的祁阳。对此侍从室主任林蔚给出的解释是：“在第62军和衡阳守军之间，要留出足够的距离，这样可以叫日军从容包围衡阳，等包围完了，第62军再从祁阳向衡阳进攻，跟其他援军一起与守军里应外合，进而击溃日军。。。”云云。
如此的部署只能用八个字形容：一厢情愿，天方夜谭！一旦让日军完成了战役切割，第62军再想杀回来可就难了。整个会战期间，老蒋多次催促第62军向东北突击以解衡阳之围，甚至命令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亲自坐镇第62军军部督战，粤系的第62军也算卖力气，一度曾经推进至衡阳火车西站附近，但是负责在这个方向阻击的日军第40师团也是一帮老鸟。
第40师团主力第234联队最终还是在火车站顶住了第62军的突破，双方鏊战48小时。此时日军从攻城部队第68师团抽出一个联队增援，第62军终因伤亡惨重而被迫后撤，解围失败。而位于衡阳西北的王甲本第79军，面对的则是日军头号王牌第3师团一部，尽管第79军奋力前进到衡阳西北远郊的鸡窝山一线，终因势单力薄而受阻（王甲本军长战死是衡阳失守以后的事情了）
这一方向上的援军虽然努力，但是兵力实在不充裕，以两个战斗力二流的军，想突破日军一个半师团的阻击线，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第79军王甲本）
五、真正具备切实突破能力的只有王耀武兵团。
第三拨就是时驻湘西奉命驰援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除所辖的第74军、第73军、第100军三个主力军外，第99军也临时划归王耀武指挥，上述部队统称“王耀武兵团”。众所周知，王耀武集团军的三个军都是比较能打的，尤其是第74军更是精锐中的王牌，并且上述四个军在之前并未参战，建制完整齐装满员，是三拨援军中实力最强劲的。
长衡会战爆发时，王耀武的集团军司令部驻湘西桃源县，而主力第74军置于常德地区，在日军疯狂进攻长沙、然后南下扑向衡阳的时间段，第74军却迟迟滞留常德不动，王耀武对战局的观望态度非常明显。接到军事委员会驰援衡阳的命令以后，该兵团各军的集结也比较缓慢。
在三路援军中，王耀武兵团虽然实力最强，却是距离衡阳战场最远，一旦动作迟缓，后果是非常致命的，至于老王是否对方先觉有成见而故意为之，咱不敢妄言。
（预10师葛先才）
而为了对付王耀武，日酋横山勇派出了第34师团的大部（一个支队奔衡阳）以及第3师团的一部，总体来说，战斗力不弱但是兵力并不算多，拢一拢也就20000人的样子。如果王耀武动作积极迅速，并且是四个军全部展开火力全开，本来是最有希望突破日军阻击线的一路援军，至少，可以让横山勇无力再向衡阳增兵（比如警备长沙的第58师团），从而给方先觉多坚持几天创造战机。
然而王耀武在指挥上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各部集结出动拖拖拉拉，其二是只展开两个军进行一线攻击，而其他两个军作为预备队尾随其后，既没有全线展开也没有实施侧击和迂回，兵力上的优势根本没有发挥出来（王耀武兵团不低于90000人枪，仅74军就有40000人），这就使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守点阻击，而鬼子防守的顽强又人所共知。
战至1944年7月28日，王耀武兵团辖下的四个军中，只有李天霞第100军突至佘田桥、新桥一线（邵东县东南部），距离衡阳仍有100公里之遥，而另外的几个军还远远落在后面，此时，方先觉已基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日军攻城）
第26军军长丁治磐战后评价说：“主要是他军事素养不够，他黄埔出来，升迁太快，一下子就当大官”，言外之意是老王的大兵团指挥能力不行。事实果真如此吗？很不幸是真的，黄埔三期老王的履历中缺少一个重要毕业证书：陆军大学。换句话说，无论是抗日的决心、勇气还是意志，抗日名将王耀武都不缺乏，但是从补充第1旅的旅长晋升集团军总司令，他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战术水平还行，战略能力不成。
由于王耀武在指挥上的缺陷，致使该兵团并没有起到决战兵团的应有作用，既未能按时攻到衡阳城下，也未能起到牵制大量日军的作用，对衡阳会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功是功，过是过。
（王耀武）
六、“微操大师”的超越指挥也是纯属添乱。
战至1944年7月下旬，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很不好的情况，那就是重庆发给方先觉、各路援军指挥官的电文，屡屡被日寇第11军通讯队破译，国军在战场通讯方面的弱点暴露无疑。如此，横山勇可以完全了解中国军队的部署和动向，有针对性地调整攻城和打援兵力的比例和部署，把有限的兵力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好像一边是下盲棋，而另外一边是全明棋，这个仗就很难打了。
日军第40师团236联队参谋佐佐木春隆，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攻略和解围开始大比拼，就看哪一个先一步，蒋总统（这已经是解放战争以后出版的书了）亲自制定的解围要领电文被破译，内容非常详致，具体到师的攻击方向和目标，可以看出，是何等的拼死督战”。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老蒋的超越指挥和胡乱微操，也使日本人有机会掌握了全盘战役计划，遂使战局极为被动。
日军对衡阳城前后发动了三次总攻，在每一次总攻的间隙时间，都进行了兵力调整，而国军三路援军动作根本不能协调一致，你进攻时我喘气，我进攻时你歇着，从而让日军有机会灵活使用兵力，到第三次总攻开始时，横山勇集中了四个师团的大部用于攻城，可见城外的三路援军之解围作战有多么糟糕。无奈之下，重庆再增调彭壁生第2突击总队及广西方向的战车部队增援，1944年8月8日凌晨，这支混合增援部队突进到衡阳城外8公里的地带。
然而一切都晚了，就在这一天，方先觉第10军放下了武器，凄绝的衡阳保卫战至此落下大幕，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