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过3年多时间的搜集整理，《鸣沙中学六十年记》 书稿基本成型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鸣沙拾遗》《鸣沙中学》《鸣沙掠影》。《鸣沙拾遗》侧重于鸣沙历史、鸣沙名人、鸣沙宗教，《鸣沙中学》侧重于鸣沙中学前世今生、鸣沙中学名师荟萃，《鸣沙掠影》侧重于鸣沙地区民俗人情、风物典故。需要说明的是：书稿中所说的鸣沙指的是当今的鸣沙地区，包括中宁县城以东的鸣沙、白马、恩和、长滩等地域，而历史上的鸣沙州相当于当今的地级市，包括整个卫宁平原（中卫、中宁两县）、吴忠西部、同心北部等广大地区。
这里将编辑好的书稿分篇目在平台再一次推出，敬请作者与读者注意寻找文中有不准确或错误的地方。考虑到平台现在有自身要求，在审阅不能通过时，编者将以单独推出再一次征求大家建议与修改意见——尤其作者们敬请特别留意。
作者张少军
张少军/文
客居他乡，“鸣沙中学故乡好友群”成了我寄托思乡之情的最好去处，只要有空，几乎每日必看。
群中各位鸣中前辈学友、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怀念鸣沙中学、感念鸣中老师、描写家乡美景的文章，勾起了我深深的思乡之情和对母校鸣中的怀念，感觉不写出来对不起母校四年的培养，愧对母校老师曾经付出的心血与大爱。校友群中藏龙卧虎，科学家、学者、大夫、作家、记者、编辑、诗人、画家、摄影家、教育家云集，各个文化底蕴深厚，笔墨文章华美，而我长期沉浸于“理科思维”，难免笔拙文涩，常自愧弗如，不敢贸然下笔。然承蒙群主杨兄森林先生抬爱，多次鼓励催促，令人惶惶然恐有负胜意，最终不得不斗胆提笔，虽文辞简陋，但缘自对母校、恩师有一股非写不可的念头，想来不会遭到耻笑，是以记之。
一、懵懂少年向往的鸣沙中学
对鸣沙中学的最初印象，始于我的两个哥哥和森林兄等鸣中学长及老师。
大哥张少录66年鸣沙中学初中毕业，三哥张少斌75年鸣沙中学高中毕业。村里还没有电灯时，在县水泥厂当技术员的大哥和读初中的三哥，就从远处把电线拉到家里，我家在全村最早用上了电灯。全村通电后碰到停电，我哥在墙角地上插一把火钳，接上电线再倒一点盐水，我家的电灯又能神奇地发出亮光。三哥还从学校带回来一个通电后嗡嗡响的“地震记录仪”教我观测地震，直到我把那个仪器给捣鼓坏掉。后来三哥高中毕业到城镇中学当了代课教师，再后来公社又把他要回来当大队副书记。大哥也在县水泥厂当上了化验室主任，后来当了厂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觉鸣沙中学就是一个教给人本事的地方。
我和森林兄的友谊像一场传奇。那一年县里开教育工作会，森林兄在鸣沙中学读高二，是中学生代表，我在鸣沙完小读二年级，是小学生代表。乡下小孩进城，开会找不着会议室，森林兄每天领着我在不同的会议室跑来跑去；在县招待所餐厅用餐时我个子小，踮起脚尖也才能在打饭窗口露出脑袋，森林兄就把我抱起来，让师傅知道我是也胸前挂着牌子的正式会议代表；小组讨论小孩说话天真傻气逗得大家哈哈笑，森林兄就帮我圆场；有些会议代表觉得小孩好玩带我出去玩一会，森林兄会急得到处找。手拉手的三四天会议结束后，他就成了我的大哥哥，至今我都喊他哥，无法直呼其名。森林兄家住鸣沙完小和鸣沙中学之间，那时我经常放学去他家玩，和他睡一个炕，一起吃杨妈妈做的饭，慈祥善良的杨伯伯和杨妈妈也永远不会烦我，有一次我竟然连续住了七八天不回家，父亲拿着一根棍子吓唬我，我才不情不愿的跟着生气的父亲回了家。
三哥的朋友很多，经常有同学和老师到我们家，我小学时期就认识了祁生华校长、唐德荣校长、杨宗仁老师等，也认识了黎敬忠、李学忠、李桂林、侯福华、王一兵等好多三哥的同学，并且三哥的许多同学也成了我交往至今的好友。我知道他们都是跟大哥、三哥、森林兄来自同一个鸣沙中学。小学时期的我，从两个哥哥、森林兄以及他们老师和同学身上，懵懵懂懂地觉得，鸣沙中学的老师和学生都特别好，老师都那么迷人，学生都那么有能耐，以后我也要到鸣沙中学上学。
二、李瑞兰老师和唐德荣校长
怀着对鸣沙中学的向往和对鸣中老师学生的敬仰，1975年我小学毕业来到了鸣沙中学，开始了四年的中学生活。
那时鸣沙中学校门向北开，一进校门，东侧是高中部两排砖瓦房教室，西侧是初中部两排砖瓦房教室，每排各有三个班，全校有十多个班级。我们初一甲班位于西侧第二排最东边，全班有五十多名学生，班主任是李瑞兰老师。
李老师是唐德荣校长的夫人，三哥好朋友李桂林学长的姐姐，说一口标准普通话，性格开朗，经常是人未到笑声先到。她几乎从不发脾气训学生，但只要她脸一沉，说话声音提高，全班立刻静悄悄。李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她上课全身心投入，用心、用情，沉浸其中，极富感染力，讲到动情处甚至热泪盈眶，学生也被感染，鼻子发酸眼眶湿润。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连续几天的语文课，李老师都给我们朗读并讲评报纸上纪念文章的写法，几次读到感人处，李老师哭得跟泪人似的，以至于全班一片抽泣声。李老师很喜欢给我们朗读诗歌，让我们体会诗歌的韵律美，“三载跃马塔里木，够写它厚厚的一本书！要问俺对什么体会最深？哎！那就是幸福……”，李老师那投入的表情跟抑扬顿挫的音律传递出自由体长诗特殊的美感，虽然这首诗她只朗诵过一遍，但我现在都还记得最前面的这几句。那时候我们没有音乐课，李老师多才多艺，教我们唱歌识简谱。李老师唱歌也极富感情，记得教我们《歌唱周总理》时，唱到“人民的好总理啊，好总理”中的第二个“好总理”时，她已泪流满面，几乎自始至终和泪教我们唱会了这首歌。李老师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对学生有慈母般的仁爱，几乎从不用伤自尊的话批评学生，都是通过树榜样立典型，从正面激励学生学习上进，教室后面的墙报栏里，经常贴满了她写满评语的优秀作业、作文范文、好人好事。
高中部前面的三四排平房是教师宿舍兼办公区，第二排住着李老师和唐德荣校长一家、肖向东副校长和王秀池老师一家、王景禹老师和冉国英老师一家。李老师住在最东边两间平房里。因为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的原因，我去老师家送作业、说事情的机会比较多，很快和唐校长也熟悉了起来。
我上初中以前唐德荣老师都是鸣沙中学的校长，一直到77年初冬我在高一时，唐校长调到吴忠师范当校长。唐校长是当时宁夏有名的教育家，他当校长时鸣沙中学一直是全自治区有名的学校，连续多年的自治区先进单位。唐校长上过朝鲜战场，有一股军人的气质和威严，喜欢背着手、踱着他特有的方步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平时不苟言笑，管理严格，在师生中很有威望。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因没按时随学生出早操，唐校长背着手站在操场边大喝一声“你给我出来！”，吓得那位年轻教师冲出宿舍边穿衣服边往早操队伍里跑。初中时期的我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却经常在他们家和唐校长、李老师有说不完的话，当然多数情况都是我坐在一个那个时代特有的小木板凳上，仰着脸听唐校长问我学生和学习情况，给我讲一些趣事和人生道理，这时你会看到一个和蔼可亲、满面笑容，甚至经常哈哈哈大笑的长者。坐在小板凳上聆听的也不都是轻松话题，有一次我表达出“读书无用”的思想，说“学习再好也是回家劳动”，在我面前背着手走来走去的唐校长忽然停下了脚步，两眼盯着墙上挂的“下山虎”水彩画静静地站了许久，那是我曾经送给李瑞兰老师的一幅临摹作品。我第一次在唐校长面前感到了害怕，心想这下遭了，说错话了。就在我心跳加速、不知所措的时候，唐校长用少有的温柔而舒缓的语气叫了我一声“张～少～军～啊！”，然后用一个小男孩能够理解的语言，给我讲起了读书的价值和意义，说：“现在你看到学习似乎没有用，但这一定是暂时的！国家、社会的发展肯定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记住！学习好，将来一定有用！”原本在里屋边批改作业边和我们说话的李老师也放下了手里的笔，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动情的对我说：“张少军！你只管好好学习，只要你学习好，将来高中毕业了我和老唐想办法，让你留校教书……”。唐校长和李老师对视了一眼，又把目光一起转向我，我深深的低下了头。我知道，在当时大学不考试、招工招干靠推荐的历史条件下，这是恩师鼓励他们喜爱的弟子认真读书所能做出的最高承诺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当我再去他们家的时候，发现以前唐校长开口和我搭腔的第一句话，由“最近怎么样啊？张少军！”，变成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张少军！”
我初中阶段的两年，处于文革末期的多事之秋，正是“四人帮”那一套盛行的时候，“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等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李老师在语文课上给我们“批判地”讲解《论语》，说背会《三字经》是更好的理解批判“孔孟之道”的好方法，鼓励我们“用批判的态度”阅读四大名著。校园里出板报墙报是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小学期间，受班主任冯修贤老师（后来成为鸣沙完小校长、全国优秀教师）和美术老师鲍家奎的影响（我永远忘不了鲍老师“要想画个笑，眉目弯弯嘴儿翘”，和鲍老师在球场当裁判的英姿），我也喜爱画画，曾设想毕业后能当个在家具上画花鸟鱼虫的油漆工，也算是一种“出路”。李老师鼓励我发挥兴趣和专长，也默许我有时可占用上课时间在教室外墙报黑板前写写画画，但要求我各科作业必须按时完成。当时农村小学和初中有点“半耕半读”性质，早晨和上午到学校上课，中午放学后下午参加生产队劳动，寒暑假更是整天干农活。那时候作业不多也很简单，我平常在老师上完课加上课间十分钟休息就能把作业全部做完，放学后直接回家干农活。但出板报会占用当天我在校的绝大部分时间，有时作业没法在学校完成，就让关系好的同学帮我做作业。
有一天数学老师有事，冉国英老师临时给我们班代数学课。我们喊“老师好”、冉老师应答“请坐”并把一摞作业本放在讲桌上后，扫视了一眼全班同学，问道“谁叫张少军？”，我诧异的站起来说“我！”，冉老师犀利的目光盯着我说“噢！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少军？”（这是真真切切的原话，我永远忘不了！），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的指向我。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冉老师又说“昨天的作业是你自己做的吗？”，我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立马蒙圈，心想“完了！出事了，被老师发现了！”。由于从来没有被老师这样批评过，当时局促窘迫到完全不知所措，羞愧的无地自容，冉老师后面说的话，除了隐约听见“五道题错了三道”“你还是优秀学生干部，学习标兵，竟然让同学代做作业”几句外，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了，只觉得时间过得极其缓慢，好像那堂45分钟的课冉老师足足训了我半堂课（当然实际情况肯定没那么夸张）。更要命的是，李瑞兰老师随后也知道了这件事，足有一周时间没理我！没有了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李老师喊“张少军”那亲切悦耳的声音，我真像丢了魂似的！从此再也不敢耍小聪明让别人帮忙做作业了。半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多亏冉老师的这一“训”，不！应该说非常非常感谢我的“一日之师”冉国英老师，如果不是她那次的严厉批评和李老师对我无声的惩罚，77年初中毕业统考我绝无可能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鸣中高中，也绝无可能在高一开学不久全县高一数理化三科竞赛（大部分是初中知识）中取得全校第一、全县前五的好成绩。所以，我永远铭记和感恩我的“一日之师”冉国英老师！从此后，我再也不会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冉老师的教诲令我终身不忘、终身受益！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碰到的都是好老师！大约是小学三年级，自习课调皮捣蛋被老师逮住批评，老师批评一句我顶两句，顶嘴还套用毛主席语录，生生把我的启蒙恩师、年轻漂亮的班主任胡续红老师（也是鸣沙中学毕业生）给气哭，才感觉自己闯祸了，就悄悄写了一份承认错误的检查塞进老师房间的门缝，没想到老师随后硬是把这份检查给改成了“学黄帅，反师道尊严”的文章，并亲自用毛笔写成“大字报”贴在校园，对着围观的一群老师和学生得意洋洋地说“看！这就是我的学生，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写得多好！”。躲在后面看热闹的我羞愧不已，撒腿跑回了教室，好多天不敢正视胡老师的眼睛。
大约在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胡老师让我写一份学习心得，后来全校开大会时，张安邦校长让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读这篇心得，当我走上台接过校长递给我的作业本，发现胡续红老师给改过了，读到中间她改的一个字我怎么也认不出来，举目四望台下没有胡老师的影子，心里发慌，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副校长吴玉山老师（后来也成了鸣沙中学老师）走过来悄悄说“不要紧张！”“哪个字不认识？”，在吴老师的提示下我继续念了下去，吴老师也就成了为我化解尴尬，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字之师”。
现在，我依然记得初中时庞国兴老师物理讲得非常好，甚至我们在高一时还“闹事”要赶走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物理老师，请庞老师给我们高一教物理；王明国老师给我们讲过几天几何，谭永强老师给我们讲过“农业基础知识”（相当于现在的化学和生物课，因为我记得这门课使我知道了氮磷钾三种肥料，也初步懂了化肥是怎么造的），这些都让我记忆深刻。
三、杨宗仁老师与我的自学能力
记得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正是宁夏平原农业生产最忙的“三夏大忙”季，抢收小麦、抢种秋粮、抢打碾入库。从早晨五点太阳还没露头出门，直到晚上快九点太阳落山，我扶着犁驾着生产队那头走得最快的黄骡子犁了一天地。早中晚三餐是生产队送到地头的馒头白开水，黄豆和豆饼混合饲料添给拉犁的牲口，全天扣除三餐大约三个小时在地头休息的时间，不停步走了足有十一二个小时、四五十公里路，整个人累得散了架似的。晚上到家后，在大队当副书记的三哥笑着对我说，“少军，你考上高中了”。想着又可以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读书，内心瞬间涌出一股热切地希望来。我习惯性地想伸出右手去接三哥递过来的录取通知书，却发现右胳膊已经痛得抬不起来，全天做了近千次“把犁从上一垄提起、下一垄插入”动作的胳膊已经“罢工”了。不得不换用左手接过通知书后，坐到炕沿上还没来得及看一眼，三哥就“训”开了！你知道你才考了多少分吗？每门平均成绩才87.8分！你这样的成绩将来能考上大学吗？三哥上高中时，正逢七三年邓小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如果不是三哥考出全县第一名、平均单科九十多分的好成绩，以我们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父母亲是天主教徒，二叔是国民党中级军官），他肯定是上不了高中的。二哥就曾经被以家庭出身不好和我们家“缺劳力”为由失去了上学机会，虽然在我们四兄弟中二哥字写得最漂亮，但只上过三年学。我中学时期在家话很少，甚至显得木讷，大哥就曾担心的对父母讲，老四那么老实，将来可怎么办呀？几个哥哥都认为，老四除了考学再没有别的出路，因此都很为我担心。可当天又累又困的我，听着三哥的“大道理”靠在墙上早就睡着了，后面他又说了些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九月初开学报到，一进校门发现正对着校门盖了一座新教室，雪白的墙壁红色的屋顶，教室门口挂着“高一甲班”的牌子，我和初中同班同学刘永录、张吉德、秦金才等都被分到了高一甲。刘永录说李瑞兰老师有事找我，让我去一趟。到了李老师家，小不点唐斌和唐军看见我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伏案工作的唐校长回过头说“来啦？张少军”，我叫了一声“唐校长”，又坐在了那只熟悉的小方凳上，问“李老师呢？听说她找我”，唐校长说“是我找你”。这次唐校长和我谈了很多，一直谈到李老师回来后做饭我们一起吃过午饭。
唐校长首先鼓励我考高中总成绩全县第一，给鸣沙中学争了光；然后又强调高一新生是好几个中学考来的，各个学校都有很优秀的学生，让我不要骄傲，两年后考上大学才算真本事；还说我们高一甲班班主任是杨宗仁老师，杨老师回南京老家探亲未归，我是杨老师电话点名要到高一甲的，说只要把张少军给他其他学生怎么分配都没意见，希望我不辜负杨老师的期望；杨老师有事要晚回来一段时间，提议让我当班长兼团支部书记，请***老师（名字我忘了）代表杨老师去我们班主持选举，选出来肯定也是这个结果，要我替杨老师把班里的学习次序抓好，高中要开始上晚自习，要特别注意管好晚自习纪律。唐校长还告诉我，上级已决定要他到吴忠师范工作，再过一两个月新校长一来他和李老师就都要走了。
听了唐校长的这些话后我心里既感动又挺失落。唐校长杨老师如此看重信任我，让人心里既温暖又惶恐；李老师和唐校长是我在鸣沙中学最亲近的老师，却都要走了；我的班主任、鸣沙中学的一号“男神”杨宗仁老师，又迟迟不能回校；两年后我到底能不能真的考上大学心里一点儿谱都没有。十五岁的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没了主心骨。
高一按时开课了，我也正式被选为高一甲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同时还是校学生会主席（刚开学一段时间还叫“红卫兵”大队长）、校团委组织委员，团委书记是冯建勋老师。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任何征兆停电是家常便饭。从77年暑期后开始，学校抓教学、抓课题纪律、抓自习课的力度空前。每周满满当当六天课，每天晚上高一高二还要上晚自习。很多同学都是晚饭后步行几公里到学校上晚自习，开学不久就发生了几次晚自习突然停电的情况，甚至自习课刚开始就停电，同学们刚到校只好再掉头回家。开学大约两周，在经历几次停电后，我号召我们高一甲全体同学每人或至少每桌准备一盏煤油灯备在教室（那时候人小、胆大、傻，也没有防火意识），遇到停电其它班级都“放羊”了，唯独我们高一甲班点起煤油灯井然有序地继续上晚自习。班里学习气氛很浓厚，并且早操、卫生、课题纪律样样表现突出，甚至连学校组织的诗朗诵、文艺表演我们都能拿到第一第或二名。我的座位在教室后面靠窗户的边上，有一天晚自习时，突然感到窗户外有很多人头在悄悄晃动。我小心翼翼地把教室门推开一条缝，隐约听见唐校长压低声音在说“你们大家听一听、看一看，这就是没有班主任的高一甲……你们再看看你们的班……”，我猜想可能是唐校长带着老师在检查各班晚自习。有一天唐校长在早操后向全校师生“训话”时，表扬了我们高一甲班的早操队列，同时也表扬了我们高一甲班的晚自习，要求各班向我们高一甲学习。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担任班长或做共青团、学生会工作，培养锻炼了我的组织管理能力，认识到模范带头作用对做好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为走上社会后（除目前在高校当教师阶段）一直担任管理职务打下了一定基础。
记得杨老师从南京回来已经是开学至少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而我和班主任杨老师首次见面的方式也很“奇特”。
高一开了音乐课，音乐老师是高我两届留校的一个多才多艺的本校毕业生，吹拉弹唱样样会。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乐理知识时，他把“装饰音”读成“装bu音”。记得当时每月只有一节音乐课，第二次上音乐课时我感冒刚好嗓子还有点痛，教唱歌我没开口唱，他就要我站起来单独唱，我俩就在课堂上吵了起来。我挖苦他连“装饰”的“饰”都不认识装腔作势冒充什么老师（我后来才理解他的乐理知识是自学的，已经很不容易了，当年我少不更事，不应该对他不尊重）！正在我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我突然发现窗户外有一缕一缕的烟往上冒，靠近窗户往外一看，把我吓得半死：杨宗仁老师正坐在窗户前的台阶上大口大口地抽烟！我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完了！在课堂上和老师顶嘴吵架，该当何罪啊！杨老师肯定气死了！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呢，为啥就悄悄坐在那儿。我顿时不敢再还嘴了，任凭老师说什么我就是不说话。这时我看见杨老师猛吸几口烟，把烟头一扔，站起来拍拍屁股向教室门口走来，进门后面无表情的对着我说“张少军，你跟我来一下！”。我估计全班同学以及音乐老师都跟我想的一样，杨老师把我叫去非狠狠尅一顿不可！我远远的跟在杨老师后面向他房间走去，他回过头来吆喝一声“快点！快点！你磨蹭啥，你磨蹭！”，我赶紧加快脚步跟上去。谁知刚转过墙角离开别人的视线，杨老师回过头来一把搂着我的脖子，看着我并给了我一幅无法描述的“坏坏”的笑容，我也使劲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问了一句“老师，你啥时候回来的？”，“我昨天刚回来！”。到了他房间，简单的一个字“坐”，“还站着干嘛？坐呀！”，然后就开始问我开学以来班里的情况，闭口不提他刚刚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即使我想解释为什么会和音乐老师在课堂上吵，也被他打断说“不说这个，这个我没兴趣！”，还是继续问同学们的学习、各科老师的上课情况等等。我心里那个由衷的佩服啊！——早已远远超过“五体投地”！感觉杨老师关注的都是大事、重要的事，并不在意“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种大格局、大气势、强气场所散发出的“将帅”之气，也对我后半生生产了极大的影响。鸣中毕业生几乎都以“我是杨宗仁老师的学生”为荣，每人都能讲出一个“我心目中的杨宗仁老师”。
杨老师回来前我们上过的语文课我早已没有了印象，至今只记得杨老师回来后，给我们讲《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鸿门宴》时，上论战国七雄争霸中国统一、中论楚汉相争项羽乌江自刎刘邦最终夺取天下、下论魏晋南北朝国家再次分裂，不但让我们学习了文言文，而且通过两篇课文讲解了上下近千年的中国历史，自此让我喜欢上了古文，至今仍爱翻看文言文版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以至于后来上大学时总喜欢用“半文不白”的“之乎者也”文体和曾经在民国时期当过小学校长的父亲通信。杨老师给我们朗读讲解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大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大地质学家李四光，至今我依然记得当时那种豁然开朗，科学大门瞬间打开的开阔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激昂心情，第一次树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理想——立志将来要做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杨老师还给我们讲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我们建立了“一生不可虚度”的人生信念。
杨老师很会“因材施教”，给学习差些的学生“开小灶”搞辅导，鼓励学习好的学生自学“放单飞”。正是他的这一举措，使我学会并养成了终身受益的自学习惯。
有一天，杨老师在教室门口喊，“张少军，你来一下！”，我出去后他对我说，“我看你就别再上课了，自己去看书，考试来就行，准备参加明年高考！”。我一直学习比较轻松，初中以前考试没得满分就觉得没考好，上高中后各科大小测验没得第一就觉得没考好，前几天在全县高一数理化竞赛中，还拿了全校第一、全县前五，并在竞赛考场上认识了中宁中学最有名的化学老师赵长浩。监考时这位鼎鼎大名的赵老师一直站在我旁边看我答卷，在我几次站起来要提前交卷时，他都总是说“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再检查检查！”，我交卷后他还追出来问我“你还是没看出来第*道题答案有错误？”，我说“没有错啊！”，他笑着感叹道“你这个张少军呀！”并主动告诉我他是中宁中学的赵长浩老师。这些经历虽然都给了我学习上的自信，但成绩再好也是老师教的呀！让我不要听课自己看书，还要提前一年参加高考，这样的自信和胆量确实一点也没有！“不行呀！杨老师，我不敢！”，杨老师却说“没事，想听的课你来听听，但主要靠自学，明年高考要争取考上，考不上也算是一次锻炼嘛！”
杨老师想到学校负责后勤的赵全林老师和刘实德老师平时不多在办公室，并且那个办公室的炕比较大，白天我可以在里面看书自学，晚上和两位老师在一个炕上睡觉。杨老师还跟学校灶房联系好了我的一日三餐。非常感谢朴实厚道的赵全林和刘实德两位老师为我无偿提供了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大约从77年11月份开始，我和两位老师同睡一铺炕，他们从不让我操心冬天烧炕的事，也不向我要一分钱。白天他俩出去忙学校后勤的各种杂事，我一个人静静地在房间看书做题；晚上为了不影响两位老师休息，我糊了个纸筒套在电灯泡上让灯光只照亮我的书本，继续看书学习。到高一第二学期大约五六月份，我已自学完高中全部主要课程，参加全校高一数理化竞赛时拿了三个第一。这时杨老师又笑眯眯地对我说，“下周高二全校数理化竞赛，我已经给他们说了，你也参赛，检验一下你高二课程的自学情况”，于是，高二乙班的教室最后就多了一张桌子，数理化竞赛考试时每次我都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那张桌子上，匆匆忙忙答完题就提前交卷赶快跑，担心考不好丢人现眼。几天后，杨老师笑眯眯地来到我学习的房间，一把将坐在桌前看书的我揽入怀中说，“走！张少军，跟我出去转转，别光知道学习”，于是，杨老师搂着我的肩膀我们一起来到校园东边的操场散步。他边走边轻轻地说，“自学效果不错，高二数理化竞赛三门也都是你第一”，看着高兴激动的我，他又说，“可不敢骄傲啊！你要继续加油，高考能考上才真算你学好了！”。
转眼高考时间就快到了，杨老师对我说，你语文底子不错我不担心，但高中两年的政治你怎么办？你快去找政治课张思普老师，让他给你画画重点，你干脆回家背政治去。
高考前一天我到县城住在了大哥家，为方便我掌握时间，大哥把他那块心爱的手表临时给了我。可没想到正是这块手表，让我最拿手的物理没考好。
可能是怕把手表拧坏，物理考试那天，我没把手表“发条”上到位。直到发现手表停了，才骑上自行车飞快往考场冲，好心的门卫远远就给我把门打开，边挥手示意叫我不用下车边喊着“快快快！”；冲到考场门口又听监考老师在喊“快快快！怎么搞的，马上就不让进了！”。气喘吁吁地冲进考场坐下时，心跳的快要蹦出嗓子眼，紧张的手一直在发抖，汗水一个劲地往考卷上滴。担心因迟到答题时间不够，也不知道是先答前面简单的题好还是先答后面分高的题好，不停的把卷子翻前翻后。在这种状况下，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高考完的感觉极其不好，让我对结果不再报希望，考完第二天就带上够吃很多天的米面，坐着毛驴车随生产队的小伙子们上山挖窑洞去了。直到有一天山下来人说高考张榜了并且榜上有我的名字，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带队的生产队副队长怕我一个人下山迷路走丢，派人赶着毛驴车送我下山。到家后，在吴忠师范读书的三哥放假在家，三哥对我说，他已经去学校问过王春祥老师了，那年本科录取线210多分，鸣沙中学考得很糟，高二应届毕业生最高考分180多分，我考了220多分，是全校唯一一个上了本科线的。可以想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和全家有多高兴！
说到三哥张少斌，我不得不多啰嗦几句。我们家是民国十八年海原大地震后逃荒到鸣沙养马村胡家大庄子定居的外乡人，哥哥姐姐小时候都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也忍受了很多屈辱。三哥性格倔强坚强， 21岁当村干部，还当过教师，见多识广很有主见。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说三哥一直是我的人生楷模。可是三哥“运气”不好，77年高考前几个月，有人借粉碎“四人帮”后新的政治运动之机，在县城给三哥这个大队副书记连续不断的贴大字报，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吃住在大队部，整天被人看管着写“交代材料”，根本无法复习，因此不可能考上他梦寐以求的杨宗仁老师的母校——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要不是人家“法外开恩”容许他从“隔离室”直奔考场，可能他连上吴忠师范的机会都没有。我想可能是三哥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所以对我学习要求极其严格，几乎每周从吴忠给我写一封信问我学习、考试情况并鼓励我刻苦学习，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寄来的一小块剪报，讲的是一个小孩学习非常认真投入，妈妈端来洗脚水让他洗脚，可他把脚放到盆里继续看书却忘了洗脚的事；三哥担心我喜欢画画耽误学习，写信让我把几年前他给我买的画笔颜料全部扔掉，不准再碰画板。可以说三哥的榜样作用和严格要求，是我当时能够用半年多时间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并在78年考出超本科分数线十多分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书归正传。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到县城看红榜。可当站到红榜前时，我傻眼了！在数张红纸黑字的榜上，唯一一处突兀地贴上了白纸条，“张少军”三个字清晰地透过白纸显露出来！怎么回事？眼泪已在眼眶打转，跳上自行车直奔县教育局，去找三哥的老师祁生华局长，我要问问祁局长这到底是为什么？
按照房间牌子的指引，我直接推开了祁局长办公室的门，只说了一句“祁老师，我是鸣沙中学张少军”，就哭出了声。祁局长边站起边“噢”了一声说，“我在你们家见过你”，笑眯眯的走过来摸着我的头问，“看榜啦？”，我点点头哽咽得更厉害。祁局长拉着我的手坐下说，“你今年才高一，虽然考得很不错，但这个分只能上普通院校，凭你今年的这个成绩，明年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所以我和你们杨宗仁老师商量过了，你今年就不要走了，明年再重新考，走个更好的大学……”，直到把我哄开心。笑着和祁局长告别后，再骑自行车奔杨宗仁老师家，杨老师和凌老师都向我表达了与祁局长相同的意思，鼓励我明年考得更好……。
现在看来，当年杨老师“逼”我高一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参加高考，充分培养锻炼了我的自学能力，使我终身获益，成为我最大的财富。直到五十岁以后，我还能够自学量子力学、分形学、相对论、非线性理论，并能融会贯通做出跨学科学术成果《多维时间与运动分形论》，主要得益于中学时期养成的很多人欠缺的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
杨宗仁老师性格豪放如苏东坡，举止儒雅却无迂腐之气，没有傲气却有一副傲骨，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骨气。他要求学生必须会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并且特别要牢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气节，我从杨老师身上切实体会到了这种高贵品格，并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例如，高一阶段特别是77年10月正式恢复高考的通知发布后，许多中学都很快进行了高中教学改革，为顺应高考形势划分了快慢班和文理科。但由于文革刚过，“两个凡是”还是官方的主要政治口号，接替唐德荣校长的新校长（名字我已不记得了）是位老领导，可能是被“文革”整怕了，等待观望，以师资不足、没人愿带慢班等理由，迟迟不进行教改。杨宗仁、王春祥、王永茂、朱万仓、王景禹、王月英、仇彪、王明国、张思普等优秀教师为推动教改而抗争、努力。杨老师提出，慢班没人愿带我来带，师资不足我可以多上课。一直到高二我们才分了文理科和快慢班，杨老师主动请缨担任慢班高二（1）班的班主任。很抱歉，我现在已想不起我们快班高二（5）的班主任老师是谁，杨老师成了我记忆中高中期间唯一的班主任。
可能是杨老师这种可以让学生自学不用上课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高二的课程我已自学过，因此高二我继续“享受”不用上课的“特殊待遇”，直到最后半学期进入高考前的全面复习阶段，我才每天到教室和同学们一起跟着老师复习。
四、我的鸣中老师们
当年，鸣沙中学的很多老师都是如同“神一般的存在”。许多老师大名鼎鼎，但学生们却并不一定常见，甚至从未见过，他们很像大学里“大师”级的知名学者，学生中会流传着他们各种各样的故事。传说中研究深奥“后象学”的支宁学者梁增祝老师，我只在校办农场远远看见过一次；老师和学长们讲，我们鸣沙中学的陈国粱老师是全县最好的化学老师，我上中学时已调到县化肥厂当总工，成了化工专家，后来又做了工业局局长；每个学生都认识但却并没给我们上过一节课的敲钟人，走路永远挺直了腰板的温文尔雅的姚公英老师，据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右派”； 杜通老师在我们就读鸣中时已调到了其它学校，同学们传说杜老师双手都会写毛笔字，各门功课样样精通；据说是上海四大右派之一、会五国语言的仇彪老师，永远带着一幅那个年代罕见的拖着金链的金丝边眼镜，走路一副绅士派头；叶光彩老师不看书本能画出各国、各省地图并讲一堂生动的地理课，而且自由体诗写的非常好，学生中传抄着一他写的一首首长诗；能刻一手漂亮蜡版，语数外那门课都能教，几乎每届学生都经常去他房间要开水的王明国老师，据说精通好几国语言；还有早已调走的传说中的祁生华、李树俨、冯志远、韩继军……。
当我还是鸣沙完小一名小学生时，就听大哥讲过他与王明国老师的师生情。有一年冬天，王老师让家远的大哥和另一名同学和他一起住。炕小人多，师生三人不得不头脚颠倒着睡，一天夜里因天气变化炉子倒烟，头朝里睡的大哥严重煤烟中毒昏迷不醒，头朝外睡的王老师和另一位同学轻度中毒，半夜里王老师发现情况不对，忍着剧烈头痛把大哥拖出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昏迷两天两夜才醒过来的大哥整整在王老师屋里睡了一周，王老师每天给我大哥端吃端喝、端屎端尿，大哥一直都把王老师视为救命恩人。
十多年后，类似的一幕又发生在了我身上。到了高二，赵全林老师的儿子和刘士德老师的一个直系亲属小男孩也在鸣沙中学读书，考虑到二位老师的难处我主动提出搬出去，谭永祥老师主动说我可以跟他一起住。谭老师是初中化学老师，大学农业技术专业毕业，他的为人如同他学的专业一样朴实厚道，他说，“张少军，我喜欢你这样上进好学的孩子，虽然在学业上我帮不了你多少，但可以为你创造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学习环境”。老师房间一般只能放一张办公桌，我占用桌子学习谭老师就没法在房间备课、批改作业，为此谭老师经常是在教研室或教室改作业、备课，晚上较晚回到房间擦把脸直接上炕睡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少不更事，竟然很快就拿自己不当外人，心安理得的“雀占鸠巢”。谭老师周末回家或者平时教工灶有好吃的还会带一点回来给我吃。我十几岁前感冒特别容易发烧，还有剧烈头痛的毛病，发烧起不了床都是谭老师为我端水喂药，课间休息十分钟还要专门跑回来摸摸我的头还烧不烧、问我吃不吃、喝不喝；有一次我剧烈头痛发作，恶心呕吐，他从隔壁懂点中医的尤学科老师那里找来偏方，每天守在炉子旁为我熬了一周中药，不知真是药起作用还是谭老师博大的师德师恩感动上苍，自此后一直到79年高考前，我剧烈头痛的毛病再没犯过。我有时候想，那时候我们鸣沙中学的老师为什么对学生那么好？这种师德大爱的形成和传承，他的条件和原因又是什么？
教我们高中物理的原本并不是朱万仓老师，但他却是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生心目中不容质疑的物理老师，他和杨宗仁老师一样，不论哪一届哪个班的学生有问题找他都会认真解答。朱老师学历并不高，吴忠师范物理专业毕业，可他的高中物理教学水平却比许多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老师强。记得高一期中物理考试后，试卷发下来我发现其中一道题老师明显判错，我找物理老师理论他却不承认，我一气之下拿着试卷去找物理教研组长朱万仓老师，朱老师仔细看过试卷后阴沉着脸说了句“这不误人子弟吗！”，拿起笔来圈掉试卷上的“×”和分数，改为“√”并写上100分，并让我把卷子先放在他那儿。不久听说是在他和杨宗仁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才同意对我们高一甲班的物理课老师进行了调整。79年高考前，三哥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本很厚的物理习题集，比我们课本上的题要难很多，至少有百分之十的题我不会做，每做完一个专题的习题后，我都拿着几道不会做的题去找朱老师，最后在他的帮助下我做完了这本书的全部习题，79年高考物理取得了好成绩。
自己因喜欢朱万仓老师的物理课而变成喜欢物理，并最终在中学毕业近四十年后，研究推导出了能够将微观、介观、宏观、宇观物质运动全部统在一起的运动分形方程，并提出运动分形理论，实现了相对论、化学反应与量子力学的运动统一。
王春祥老师和王景禹老师是我们高中的数学老师，两位王老师在学生心目中都是数学“天才”。王春祥老师讲课“慢条斯理”中让你听得清清楚楚，谁要是说没听懂，那肯定就是思想开小差没认真听；王景禹老师老师讲课“东拉西扯”中可以给你好几个解题思路，谁要是说全部都听懂了，那肯定数学超级棒。我现在能够研究给出“分形几何学”的新定义，并找到数学“分形”的物理起源，应该归功于两位“天才”数学老师培养了我对数学的热爱。
王永茂老师和王月英老师是我们高中的化学老师，两位王老师都是“化学脑袋”，课讲得非常好。王永茂老师讲课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他能够把抽象的“克分子”（即“摩尔”）概念，用宁夏方言“抽子”（即米面袋子）做形象比喻，来加深学生的理解；在缺少实验条件的乡村中学，他能够把“纸面上”的化学实验讲得就像真得做过那个实验一样。年轻漂亮的大美女王月英老师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才女”，化学功底深厚课讲得很棒，很受学生尊敬；她讲课时，那条齐腰长的大辫子随着她漂亮的板书动作在婀娜的身后摆来摆去，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长链有机物”的结构；王月英老师的丈夫朱学文学长是一位儒雅之士，从政多年官至银川市科技局长，却依然谦和低调毫无官场做派，也同样令人尊敬。我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非线性化学，能够在该领域建立浓度场理论并用浓度场方程统一表达所有分子、原子及离子的运动规律，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得益于当年王永茂老师和王月英老师培养了我对化学的浓厚兴趣。
五、四年鸣中缘，一世师生情
有78年高一参加高考的成绩“壮胆”，我高二学习其实比较轻松，其他同学都在认认真真上晚自习的时候，我时不时会偷偷跑出去看电影，这当然只有睡在同一铺炕上的谭老师知道，偶尔回来太晚也会被住在同一排的杨宗仁老师碰到，但他们都会表达同样的意思：放松放松也好，但要适度。甚至杨老师还悄悄带着我一起去看过《唐伯虎点秋香》和《三笑》。
转眼到了79年夏天高中毕业，鸣沙中学高考取得了好成绩！我们高二（5）班当年约一半学生考取了各类大中专院校，并且两人考上了重点，多人考上了本科。我以鸣沙中学理科第一、全县第四名（还是第三名，我已忘了）的成绩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我高二同窗好友、高一乙班班长、现任西安石油大学副校长李天太教授，当年以鸣沙中学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被重点院校华东石油学院（现在的中国石油大学）录取；我从初中到高一的同窗好友刘永录（原中宁县组织部副部长、县卫生局副局长、县医院书记，现已故去），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宁夏大学录取；我高二同窗好友、现宁夏大学化学系主任李学强教授，以优异的理科（特别是化学）成绩被宁夏大学录取；还有一批很优秀的同学为了早出“农门”，当年直接报考中专并被录取。听老师讲，当年我们鸣沙中学的升学率已经和中宁中学相差不是很大。高二（5）班当年没有被录取的同学，在复读一年后于又80年几乎全部考上了大中专院校。
据说，当年我高考的语文成绩是全县理科考生中最好的。如果说我还有那么一星半点文学知识的话，毫无疑问主要是拜李瑞兰老师和杨宗仁老师所赐。因为喜欢他们的语文课，我对文学也充满兴趣。高二那年，由于我学习压力不大，又不擅长体育，在学校学生运动会期间无聊，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小说，前后用大约一个月时间完稿后，把初稿给杨宗仁老师看。多日后，杨老师把认真批改过的小说初稿还给我时说我虽然文科底子也不错，但他想了好几天，觉得我还是应该向理工科方向发展，前途会更好。
当年高考填报志愿是在成绩出来以前。农村孩子见识少，连什么是重点大学什么是一般院校都搞不清楚，填报志愿很盲目。受母亲常年有病的感情影响，我重点院校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制药专业，其他志愿也全都填的是医学类院校，杨老师专门从全校考生志愿表中找出我的志愿表，帮我分析判断高考分数，给我讲解各重点院校的情况，告诉我北大文科很强但理工科一般，并且制药也并非医学专业，当年在宁夏招生的其他医学院校都很一般，特别讲到西安交大理工科并不比清华差（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确实如此），但清华名气大竞争激烈，建议我第一志愿报西安交大。于是我把志愿表重点院校一栏已经写上的志愿全部用纸条贴住（那时志愿表是手工填写）后重新填写，第一志愿郑重写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毫无疑问，当年如果没有杨老师在关键时刻的这次主动“干预”，就没有我的今天。上大学后，我“长大”到可以与恩师探讨人生、倾吐思想苦闷的年龄，每个假期回来都要与杨老师长谈一次，我们师徒二人并排躺在操场上，一起数着星星听我谈未来，看着月亮听他讲和凌琦华老师的罗曼史。以至于二十多年后我女儿高考、出国，我都还要打电话到南京，向早已是南京市档案局局长的杨老师，征求女儿学什么专业、报什么学校的意见。杨老师之于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老师，而是我重要的人生导师！我对杨宗仁老师的感恩和爱戴，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已远非一般意义的师生关系所能比拟。今年，当从校友群得知杨老师患“青光眼”病时，我禁不住鼻子一阵发酸，虽然我知道这种病对于一位七十几岁的人来说，并算不上大毛病，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鸣沙中学和我感情最深的老师，还有李瑞兰老师和唐德荣校长。在唐德荣校长离开鸣沙中学到吴忠师范任校长后，李瑞兰老师也在上完整学期课后于78年初调到了吴忠师范。少不更事的我，在恩师走的时候并没想到应该去送送他们，只是心里默默的有一种失落，有时还不由自主的去看看他们曾经住过的那两间小屋。直到高二的某一天，县教育局统一组织去吴忠参加数理化竞赛，住在银南行署招待所的一天晚上，我和县教育局带队的蒋旭帆老师刚上床躺下，楼道里传来十分亲切熟悉的喊声“张少军！”，是李老师！我立刻应着“老师，我在这儿！”便一骨碌翻身光着膀子坐了起来，随着“老师看你来啦！”的咯咯笑声，她已推门走了进来，蒋旭帆老师慌忙掖被子把自己盖严实，李老师才发现自己唐突了，赶忙边道歉“不好意思”边往外退，我赶紧穿好衣服追出去时，满楼道已经没有了李老师的影子，站在招待所门口呼唤也没用。第二天参加完竞赛考试后，带队老师不批准任何学生单独行动，说实话既是准我去找唐校长和李老师，第一次去吴忠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直到1983年我毕业分配到吴忠工作，已在吴忠工作的三哥第一时间带我去拜访唐校长和李老师。当我走进老师家一眼看到在客厅最显著位置，仍然如同他们鸣沙中学家里一样，挂着我学画时临摹的那幅“下山虎”水彩画时，我怔在了屋子中央，热泪盈眶。那是一幅根本谈不上好看的学生临摹作品，至多算得上乡村油漆工的水平，老师竟然搬家都没舍得扔，前后在正堂悬挂近十年，并且现在可是挂在堂堂银南地区最高学府校长家的客厅里啊！张少军只不过是他们桃李天下众多学生中的一个，却被曾经的校长和老师如此看重、如此钟爱！那种感动，真的是无以言表……。
在吴忠工作期间我结婚成家，也有了可爱的女儿。但却不幸遭遇飞来横祸，被一个“偏执狂”精神病人持续纠缠，她就像被闹钟控制一样几乎每周到我单位或家里闹事，打砸甚至追打我爱人。虽然经法院送西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患有“偏执狂”精神障碍，但精神病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法院没法判、公安局不管，很长一段时间，李老师家又成了我爱人和孩子躲避精神病人的“避难所”，唐校长和李老师又成了我们一家精神上的抚慰者。
后来我调到银川工作，与唐校长和李老师见面已不多。大约在2003年左右，我去吴忠看望两位恩师，李老师拿出一份“剪报集”，上面满满贴着有关我的各种报刊杂志报道，说这是唐校长这些年亲自收集剪贴的。唐校长一边递给我一块西瓜，一边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怎么这一两年消息少了？要继续努力啊！我的泪水滴在手里的瓜瓤上，咬了一大口，甜中带着咸……。唐校长和李老师之于我，仅用“恩师”二字已无法表达。两年多的师生关系，最终演化为老师对学生终身的爱护、鼓励与督促。
我常常想，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但学生从唐德荣、杨宗仁、李瑞兰、谭永祥等一批鸣沙中学老师身上得到的，为什么远远超出了这些？他们为了什么？是什么在支撑他们发自内心对学生的这种大爱？他们这种付出得到的又是什么？
在而立之年我顶着“红帽子”创办“三新热工技术研究所”却弄出个“三新实业集团”，在不惑之年我弃“县处级”之“官”而攻读博士学位，又在知天命之年舍“集团级”企业之“财”做了一名大学教师，许多领导、长辈、朋友和同学表示不解。我的大学老师、入党介绍人、西安交大原校长徐通模教授短信问我，“张少军，三十年前我让你留校当大学教师你不干，三十年后你最终还是成了一名大学教师，这是为什么？”，我两天后才回答“徐老师，问题是三十年前你就发现学生应该做一名教师，但三十年后学生才发现自己应该做一名教师！”。受杨宗仁、李瑞兰、唐德荣等一批鸣沙中学老师的影响，我的理想一直就是做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官场和商场自始至终都不是我的志向。高校教师可同时兼有教师和科学家的身份，而且我也一直深爱着教师这个职业。现在我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虽然很努力的想使自己成为一名像我的中学老师一样的好老师，然而惭愧的是，我可能永远也不达到他们那样的境界和高度。
现如今，鸣沙中学桃李满天下，作家、诗人、画家、记者、书法家等文化人，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科局级等各级官员，大中小学校长、院长、系主任等各类教师，总裁、总经理、CEO、CFO、厂长、经理等商界名流，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教育家等各界精英，各行各业人才济济，但我相信所有的鸣中学子，没有人能忘记母校和老师的培养和教育。
2017年春节前，侄子开车拉我回鸣沙老家，我让他特意绕道送我去看一眼阔别三十多年的鸣沙中学。站在母校旧址挂着“鸣沙学校”牌子的大门前，记忆中的“鸣沙中学”早已没了踪影。承蒙看大门的中年妇女开恩，允我跨入大门数步以寻找记忆中的蛛丝马迹，但物不是、人已非，不由泪流满面。侄子笑我枉多情，我叹少年不解沧桑意……。
我的鸣中老师就是厚厚的一本书，我曾经读过她，吸取过她的养分；我的鸣中老师还可再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我期盼着有更多人去书写她、解读她、品味她，并永远记住书中人物。
学子心中有一座永远的鸣沙中学，她是一座丰碑，上面镌刻着曾经将青春挥洒在这里，将年华贡献在这里，将终生奉献给这里的一长串老师的名字……。
2018年7月16日再次修改于郑大柳园
附：张少军简介
张少军，男，1962年生，教授，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现任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南省资源与材料工业技术研究院教授，学科方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1、短流程绿色镁冶金和冶金物理化学研究；
2、非线性复杂化学反应浓浓度场理论研究；
3、分形几何学与多维时间及运动分形研究；
4、化学反应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运动统一理论研究。
曾任宁夏吴忠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所长，宁夏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书记，宁夏三新实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宁夏工商联常委，西安交通大学三新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陕西省可再生能源工程中心副主任，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相变锅炉》和《相变加热炉》国家标准联合起草工作组组长，中国材料学会镁合金分会会员。
曾发明国内首台真空相变锅炉、国际上首台真空相变石油加热炉、国际上首条“两步法”短流程高纯净镁冶炼生产线，出版专著《多维时间与运动分形论》一部，申请专利7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近20项。
先后主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国家级新产品、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国家支撑计划、国家级火炬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国家863项目和973项目（子项目）等十多项国家级和十多项省部级重大或重点科技计划项目；曾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省级技术发明一等奖、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级青年科技奖等各一项；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创业奖、中国青年优秀环保企业家，以及省级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十大杰出青年、十大青年科技标兵、劳动模范、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等荣誉称号。
张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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