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君子人格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据说是胡适先生说的。其实对严谨治史的胡适来说,这应该是个误解。胡适先生倒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阐释历史,他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后来以讹传讹也就变成了胡适说的了。不管怎么样,这给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另外的视角。历史既可能是个素面朝天的姑娘,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可能是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我们看到的是虚假的美丽。历史学家就是化妆师,在他们的手里,历史的真假存乎一心。

今年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诞辰996周年。司马光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但他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却是那么的不公平。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君子人格的典范,也有人说他是“伪君子”;有人说他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千古名臣,更有人说他是顽固保守阻碍历史发展的千古罪人。历史的迷雾终将散去,千年以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宋代那段历史,给司马光一个公平的历史定位。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和(司马光为什么叫司马牛)(1)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乃宋朝名臣。司马光在世之时,作为旧党的精神领袖,与改革派先锋人物王安石死磕到底,乃至做到宰相之后尽废新法,让王安石郁郁而终。和王安石一样,后人对他们的政治立场褒贬不一,但对他们的道德,评价却极为一致。他们是中国君子文化的典范,是君子人格的典型代表。

司马光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做事“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用功刻苦、勤奋;为人温良谦恭、诚信宽厚,历来受人景仰。他去世之后极尽哀荣,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在我们的印象中,司马光被打上了三个鲜明的标签。第一,司马光是个早熟的神童,他聪明机智有智慧,关键时刻有着常人没有的决断和勇敢,这个印象来自于我们熟知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在教导我们,在见义勇为时,我们不仅要有勇,更要有司马光那样随机应变的智慧。第二,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这个姓,起源于官职,大概是负责管理马匹的官员。但历史上最有名的司马后人,倒不是养马的,而是治史的。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同为司马家族的后人司马光则历经十九年,编写了专为皇帝使用的教科书《资治通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第三,司马光是个“反动派”,这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在红色的话语系统中,司马光是作为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出现的。他强烈反对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最终把王安石给气死,所以说,他是个反动派。

郭沫若是王安石的铁杆粉丝,按照朋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的逻辑,郭沫若对司马光简直是恨之入骨,他说,“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级,苏轼代表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他(王安石)的政治设施和军事布置,如不被伪君子司马光所隳堕,宋室何至南渡以迄亡,元人又安得入主中土?”,不仅攻击司马光是个“伪君子”,更是直接把司马光作为北宋灭亡的罪人。

这是一种带有浓厚阶级立场的历史观,因为既然列宁都说过,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那么作为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司马光自然就是破坏改革进步的元凶了,这一点十分符合郭沫若的性格逻辑。这种历史观很早就在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小时候看电影,我们总是好奇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并对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颇为自豪。因为,坏人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凡是仪表堂堂、器宇轩昂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凡是一身邪气、神情猥琐的绝对是“坏人那边的”。

今天,我们重读历史,拨开它的重重迷雾,重新认识北宋和司马光的那段历史,却赫然发现,司马光乃中国历史上文人为官的最高典范,是北宋百姓眼中的“模范官员”,是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宋代焦裕禄”。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和官员的最高理想和最佳形象,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圣人”。他深受百姓的爱戴,乃至百姓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在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一名官员如何才能拥有司马光那样的美誉度和满意度,恐怕值得我们深思。

喜欢得罪人的司马牛

司马光是个“官二代”。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大家族。老实说,“官二代”并不全是坏蛋,这取决于社会风气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北宋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司马光笃诚好学,且成熟早慧,从小就是个“小大人”。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司马光没有咖啡喝,更没时间玩,他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差,就在兄弟们去玩的时候,自己开小灶,直到将课文内容背诵得滚瓜烂熟之后才肯罢手。这种勤奋苦读的习惯伴随了司马光的一生。古时候没有闹钟,司马光发明了“警枕”,用一根圆木做枕头,夜里睡觉一动,圆木就滚开去,司马光醒来立即伏案读书,可见司马光对自己下手蛮狠,“也是蛮拼的”。和拿锥子刺大腿的苏秦、用绳子勒脖子的孙敬有的一比。

按理说,司马光没有必要这么拼命。司马家族乃官宦世家,拥有大量的官场资源。哪怕就是《红楼梦》中那个呆傻的薛蟠,靠封荫即可享受荣华富贵。但司马光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二十岁那年,司马光荣登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

纵观司马光的一生,他的为官、为文和为人,无不浸染着中国古代的君子之风,践行着君子之道,是中国君子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和(司马光为什么叫司马牛)(2)

何为君子之道?余秋雨先生在《君子之道》中说:“君子之道之于中国,有如骑士精神之于欧洲。”君子之道是中华民族追求的集体人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优秀因子,都被集中在君子身上,所以说,君子人格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孔子的“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孟子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都是对君子人格的具体阐释。而余秋雨认为,君子有九个方面的特征,“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和君子知耻”。这九种品质,我们可以简化为三个层面,对国家和民族而言,君子是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的勇士;对社会和他人而言,君子有着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对个人而言,君子是严于律己、修身养心、崇德弘毅的道德楷模。这其实是中国古代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对照着三条标准,无论是在国家、社会和他个人的修养等方面,司马光绝对是个标准的君子,他身上的君子之风,光芒万丈而泽被深远。

司马光是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入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事业中去。他勇于担责,不贪恋高位,做官是选着做,别人对位高权重的官职孜孜以求,而司马光却淡然处之,他只想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嘉佑六年,宋仁宗提拔司马光到自己的身边任“起居注”,专门负责记录自己的言行,官虽然不大,这却是个很关键的位子,每天与皇帝朝夕相处,用文字替皇帝美言,可以说是皇帝的贴身侍从。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子,但司马光不乐意,他连上五道奏章,坚决请辞,理由是“实非所长”,但宋仁宗就是不松口。不久,宋仁宗又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看来仁宗对司马光做了些妥协。除了要记录皇帝的言行之外,还让他在谏院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的领导。这下子司马光是如鱼得水了。谏院的工作很复杂也很重要,反正从皇帝到大臣,理论上都在他的监督之下。虽然司马光忠厚老实不喜欢整人,但这个工作很符合他“不平则鸣”的性格。

在谏院工作的五年间,司马光上书170多道,忠实地履行着宋朝“守夜人”的职责。他始终遵循君子之道,敢于直谏,从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掺杂一丝的个人私利。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谏院题名记》,对谏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司马光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这一点,完全可以和唐代著名宰相魏征并驾齐驱。宋神宗曾经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意思是有司马光这个大嘴巴在,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宋仁宗喜欢看戏,尤其喜欢带着些黄色韵味的女子相扑。日本人喜欢相扑,两个一身肥肉层层叠叠的男人互相扭打,身下仅一段布条,相当性感。而在宋代不仅有相扑,甚至还有女子相扑。历史上说是“裸戏”,估计全裸不可能,但衣着清凉甚至袒胸露乳应该是有的,在古代这绝对算得上“很黄很暴力”的表演了。嘉祐七年,宋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到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激情表演时,文武百官乐不可支群情激昂,但司马光很忧郁,他甚至很愤怒。司马光立即上书指责皇帝,做了与其身份很不相符的事。这个事情说明,在一帮喜欢看色情表演的大臣中,司马光很不合群,是个不苟言笑的道学家。

司马光认为自己很适合做谏官,所以对其他官职并不上心。皇帝要提拔他做知制诰,他不愿意去。知制诰这个位置很重要,就是皇帝贴身的文字秘书,专门负责为皇帝拟定圣旨。一般做了知制诰,就离宰相不远了。宋朝的好几个宰相都是从知制诰的职位上提拔上去的,但司马光不愿意做,理由是自己能力不行,九次推辞。提拔他做枢密副使掌管军权,他又不愿去,总之,对提拔司马光做什么官,组织部门很伤脑筋。

司马光痛恨“窃位素餐”者,只有他认为符合自己的性格,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切实能为国家社稷做事的官职,他才会去做。他最喜欢的还是能对国家政策发挥影响但经常得罪人的谏官。在谏官的位子上,司马光一做就是五年。五年中,他劝谏皇帝早立太子、建议减少赋税,他弹劾不称职的官员,甚至对皇帝给死去的妃子什么政治待遇,他都要秉公直言。他激烈反对朝廷中的相互宴饮和奢靡之风,对皇帝出手阔绰经常赏赐臣下的行为,他也是强烈不满,在其他官员的眼里,这就是个损人不利己的“二愣子”。

苏东坡曾经给司马光起了个外号,叫“司马牛”,和“拗相公”王安石并驾齐驱,都是性格耿直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主。他锲而不舍地上书言事,直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为止。但他也有失败的时候。英宗治平元年,司马光目睹朝廷在陕西边防组织“义勇”而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的惨状,上书要求朝廷废除这种制度。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亲自上殿面见英宗劝谏,还要求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最后胳膊拗不过大腿,他的劝谏失败了。对此,司马光极为痛心,连上五状要求对自己降职使用。朝廷不同意,他就接二连三地写辞职信。他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态度很坦诚,直接说你再不把我换掉,恐怕我的子孙以后没办法活了。英宗终于批准他辞去谏职,提拔他做龙图阁直学士。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和(司马光为什么叫司马牛)(3)

司马光的“破屋理论”

和狂飙突进的王安石相比,司马光是个持正平稳的人,这被后人视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对于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论。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最终可能酿成革命。也就是说,改革既要大胆又要审慎。看来,托克维尔颇得司马光“破屋”理论的精髓。在这种“破屋”理论的指导下,司马光和王安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和拉锯,王安石是个雄辩的演说家,而司马光在这方面实非王安石的对手。但司马光有着与王安石一样的执拗与耐力,反正这辈子和王安石干上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十分惨烈。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斗争,是君子之争,是“费厄泼赖”的,不掺杂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君子之间能像小人一样大打出手吗?孔子说“其争也君子”,表明谦谦君子也有斗争。但与小人之争不同,君子争的是是非曲直,遵循着一定的规则。事实上,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关系不错,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好文友。他们之间的斗争,就像两大绝顶高手之间的过招,比拼的是内力和品质,任何一方都不会冷不丁地施放暗器。先是王安石斗败了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旧党一干人等全被贬往各地凉快去了,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最后,司马光的旧党战胜了王安石的新党,在远离权力核心十多年之后,众望所归的司马光出任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尽数废除,活活把王安石给气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后,司马光感觉完成了历史使命,溘然离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变法的着眼点在于使国家富强、民众安乐,但他狂风暴雨般的变法,出现了大量政策执行上的偏差,培养了一批不谋国只谋私的小人,出现了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事与愿违的情况。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司马光辩论才能和魄力比不上王安石,但他的“破屋”理论还是有可取之处,在政治上是成熟稳健的。北宋若能将司马光、王安石这两位君子的才能加以综合使用,让王安石主导变法,让司马光负责监督和执行,或许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番天地。

君子乃国之栋梁,是敢于担当的猛士,顶起的是国家的天空,绝不会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时刻而轰然倒塌,司马光就是个敢于担责的君子。他在担任并州通判时,曾经向自己的恩师庞籍提出了一条计策。为了防止西夏人的入侵,他建议修筑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派手下郭恩去办理此事。郭恩在执行命令的时候,因为不注意设防,部队被敌人消灭。庞籍因为此事被撤职。司马光始终认为此事因他而起,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引咎辞职,没得到允许。庞籍死后,司马光便把恩师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在朋友出了事就急于撇清关系的今天,司马光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退即是进,与即是得”,教我们为人处事以遇事都要让一步的态度为高明,因为让一步就等于是为进一步留下了余地。司马光就是如此,他懂得人生进退的道理。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就以退为进,请求辞职,自己躲到洛阳去。在洛阳的十五年,司马光专心著述,编著了与司马迁的《史记》双星闪耀的《资治通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编书的条件实在艰苦,他买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闷热难耐,他请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空调房”里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司马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历代执政的得失全部融进这部巨著之中,让皇帝学习。宋神宗看了之后大加赞赏,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他的本意,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和(司马光为什么叫司马牛)(4)

北宋道德模范

在对待社会和别人方面,司马光是个温厚的君子,是宋代的道德楷模和诚信为人的典范。因此,《宋史》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一生信奉诚信为本,“自少至老,语未尝妄”,意思是说,司马光从小到大就没说过谎话。事实上,据说司马光就说过一次谎话。小时候在吃核桃的时候,司马光得意洋洋地告诉父亲,他掌握了剥核桃的方法,其实那是佣人帮他剥的,父亲司马池严厉地批评了他,自此,司马光就再也没有说过谎。他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司马光让管家去把他的一匹马卖掉,特意叮嘱管家要告诉买主,这匹马在夏季会犯肺病。由此可知,司马光是个标准的诚信君子。当时人们很崇敬他,以至于有人干了坏事,都会说,司马光难道不知道吗。可见司马光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司马光不仅是个讲究诚信的老实人,还是个心胸宽大的人,是个典型的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君子。程颐评价司马光说,他最大优点就是对人宽容,能受人话,不论你怎么反驳,他都不发火。司马光家有一个珍贵的琉璃盏,被一位官奴不小心打碎了。当时的洛阳市长大怒,下令逮捕官奴,听候司马光发落。不料,司马光的判词是这样的:“玉爵弗挥,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文绉绉地表达了不予追究的意思。

司马光对别人胸怀宽大,一派仁者之风,但是对自己,下手够狠的。他一生宽于待人,但绝对严于律己,不允许自己犯任何一点小错误。他不贪财,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典范。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浑身上下充满了贵族精神。但他只是精神贵族,在生活上他绝对是个穷人。

宋代官员的工资很高,像司马光这样高级别的官员,月工资大概在三百贯左右,按照黄仁宇先生的一两黄金相当于10贯钱的换算方法,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月薪大概在12000元左右,当然还有其他的补贴。司马光干得不错,皇帝、太后等屡屡赏赐,仁宗曾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神宗也曾赐司马光“赏与银、绢、衣和马”等。按理说司马光应该不差钱。他的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很生气就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我都没钱吃肉,穿不起绫罗绸缎,哪里有钱去买侍女呢?司马光确实很穷,妻子去世,只好卖掉自己的“宅基地”来给妻子办葬礼。他不喜喝酒唱歌,不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也没有娶了三妻四妾分家产,那么司马光的钱到底哪去了?原来,司马光对皇帝的赏赐是坚决不要,实在推辞不下,就捐献给自己的部门,给兄弟们做办公经费,这实在是宋代的“活雷锋”,人家是假公济私,司马光是假私济公,这样的好领导,千年难得一遇。

司马光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考上进士的时候,办喜酒需要戴花,别人兴高采烈花枝招展,司马光死活不肯戴花,直到有人说是皇帝要求,不戴就是抗旨不尊,他才勉强戴上。据说苏东坡以司马光为原型写过一首诗:“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意思是吃好饭把剩饭剩菜打包带走,一点都不浪费,可见司马光是现代“光盘”行动的先驱。他留给侄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并拿奢靡成性的前宰相寇准的事例谆谆告诫侄子,“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要求司马康勤俭持家艰苦朴素低调行事。这不仅是对侄子的教育,更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和(司马光为什么叫司马牛)(5)

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自律甚严,不近女色。司马光和夫人始终未有子嗣,夫人很着急,大公无私地替司马光物色年轻貌美的女子,希望司马光能开花结果,但司马光对此很不感冒,几次不客气地把美女赶走。司马光的时间很宝贵,他没时间思考下半身的事情,他的时间都花在了思考国家大事和编著《资治通鉴》上。但我们不能怀疑司马光的性取向问题,事实上,司马光并不是个无趣之人,他身上也有文艺气息。面对美女司马光同样会心神荡漾起反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司马光的过人之处是勇于控制自己,严格约束自己的欲望。就像明代杨继盛说的那样,“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司马光能够时时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道德滑坡。

君子也要做春梦

宋代词人多如过江之鲫,以司马光的学识,若用心写词,必将是词坛大家,但司马光没时间写词,整个宋词中只找到他的三首词,就是这三首,后人还认为是假托司马光的名义写的,因为这三首词都可以纳入“艳词”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后人“为贤者讳,为尊者隐”的心理。《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这一句直抒胸臆,不遮遮掩掩,这一点老古董司马光颇有柳永的风韵。这或许是司马光暗恋的一个女子吧,不浓妆淡抹出来吓人,而是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看来司马光喜欢的是清纯如水知性的女子,君子好色而不淫,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司马光的性格。再看他的《阮郎归》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霜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阮郎归》词牌,出自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讲述了东汉刘晨、阮肇进山采药,遇到两位仙女而结为夫妻的故事。此调常用来写冶游、艳遇。一向严肃的司马光用这个词牌写作,恐怕是他埋头写作之余,“偷得浮生半日闲”,渴望桃花源,希望一场艳遇的意思。

上阕写一叶渔舟,于无意间进入春山仙境。与人世间的争斗忙碌不同,仙家岁月悠闲而诗意。不仅有美景,在那“绮窗纱幌”间还有女子美丽的剪影。司马光没有写女子的姿容,只给我们留下回味悠长的背影。“相逢醉梦间”,写自己的感受,如痴如醉,如梦如幻,沉迷其中。

下阕写匆匆离去之无奈。还没看够,就要回去了,“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慨叹别后桃源路渺,寂寂年华,潺潺流水,我本有意,流水无情,怕是一别后再也无从相见了。这显然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单相思。按照司马光一生勤奋苦读、持正稳重的行事作风,他是没时间探寻桃花源寻找艳遇的,最大的可能是司马光的一场春梦,梦醒时,春山美女已了无痕迹,只有青灯黄卷,继续读书或修史吧。司马光一生以君子自居,自律甚严,但喜欢美女渴望艳遇,乃人之常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但是没有规定君子不能在心里暗想。所以,这首词体现了一代君子那别样的情怀。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不和(司马光为什么叫司马牛)(6)

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是对君子的最高要求。在司马光身上,则集中了君子所有的美好品格,他的美名,将万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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