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西南震出了一片废墟，震碎了家庭，震没了生命，也震出了一直隐藏在大山里的中国核工业一角。
一个朋友在成都一家起重机厂-售后服务，汶川大地震前夕，他到绵阳深山的军工厂维保行车。
出来时走到半路，地震爆发，整个地面如海中的波浪起伏，根本无法立足，他趴在地上，完全绝望，以为今天会交代在这里。
最终劫后余生，朋友走出了大山，但和那家军工厂自此失去了联系。
一次酒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2008年那场地震，震塌了不知多少山峰，填平了不知多少山谷，不知多少科研工作人员埋骨深山，再也回不来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
当年在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导方针下，中国科研机构进入西南隅角，挖空了山，挖穿了地……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
它就是绵阳九院代号839，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集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院。
九院因为高度保密性无法对外宣传，它是绵阳市的真正名片和王牌，秒杀长虹。
绵阳九院建设的大背景是1964年7月底爆发的东京湾事件。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宣称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侵入北约领海。
美国总统 L.B.约翰逊以此为借口扩大入侵规模，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对北越城市义安、鸿基、清化及其工业基础设施狂轰滥炸。
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非常不均衡，甚至是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60%的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以及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
这14个大城市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易遭到美国航母加飞机的空中打击。
东京湾事件让中国领导人居安思危，决定改变这种面貌，三线建设拉开，新中国计划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豫西，鄂西）重塑一个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毛主席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
当时出于国防的考虑，三线建设项目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企业和研究院大量项目进入深山，打洞、进洞，目的是防止地方卫星侦查和核打击。
抗击打能力上去了，但这样的结果是员工上下班极不方便，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遇到冬季大雪封山，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
因为如此，这些厂矿、企业、单位里不得不自己配备生活设施，最终做到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围墙高建，厂区和生活区连成一片，出厂就见家，出门就是厂，员工可以睡到上班前半个小时再起床，吃喝拉撒完还有富余时间。
厂区里面设施一应俱全，不用出厂，人的一生就可以度过。
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再到技校、大中专，甚至有的工厂还有研究所，没有失业，学习好的作为储备干部，学习差的进车间拧螺丝；
医院：几乎等同于免费医疗，而且水平还真不低，原因有两个：
- 一是其中一些人原本是城市医院各个科室的骨干，作为家属随厂区搬迁，而进入厂区医院；
- 二是不少高校毕业的医学专业学生因为想回到父母身边，也进入厂区医院。
结果是一些厂区医院的治疗能力甚至超过地方医院。
厂区里银行、食堂、餐馆、内部菜场、电影院、俱乐部、商店、粮油店、运动场地、游乐场、汽车站等等，包罗万象。
工厂除了生产，还关心员工个人生活和问题，定期有联谊会解决大龄青年的个人问题，所以在那个年代“齐天大剩”和“斗战剩佛”少之又少。
“三线建设”是一次罕见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职工来自天南海北，语言成了一大障碍。
中国文字是统一的，但各地的方言差异极大，仅以四川话而言就有26种，往往一江之隔就彼此听不懂。
其中公认难听懂的有自贡、泸州方言，最难听懂的是乐山话。
乐山话难以听懂的地步到了——四川话分两种，一种是其他四川话，一种是乐山话。
绵阳九院经过三次搬迁，前身是北京九院，1962年迁往青海海晏221厂核武器研制基地，1969年又迁到四川“九〇二地区”。
因此人员“来源”庞杂，为了保证沟通，大家不得不说普通话，当时只要听到说普通话的，多半就是九院的人。
在绵阳菜市场里逛一圈，就跟走遍了全中国一样，能听到操着带有各地口音的普通话跟四川老乡的椒盐普通话讨价还价。
以前的九院很牛逼，现在也一样厉害，这里聚集了数十万科技人才。光退休的院士就有二十多个，目前在职的院士由于保密无法获知具体人数和姓名。
在绵阳市，永远不要小看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不定刚刚与你擦肩而过的就是一位院士。
比院士数量，绵阳连北京、上海都不放在眼里。
教科书上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是九院院长；提出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第一人王淦昌，出自九院；
提出“于敏构造”，让中国成为当今全球唯一实现氢弹常规装备和值勤的于敏院士也是出自九院。
两弹一星中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郭永怀，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出自九院，曾任副院长。
上世纪60年代末，郭永怀搭乘夜班飞机前往北京，降落时飞机失去平衡，扎进玉米地，烧成火球。
当人们扑灭大火，在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遗体时，发现他与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
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时，中间掉出郭永怀的黄色公文包，里面的绝密文件完好无损……
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名满天下的“大家”。
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享誉全球时，邓稼先先生庄重承诺：我答应，我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
当组织告诉他们“研制期间，你们将与世隔绝，断绝与一切人的往来，包括夫妻妻儿，永居深山戈壁”时，王淦昌和于敏没有丝毫犹豫。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正是无数这些前仆后继的国人披荆斩棘，以血肉之躯趟出来的。
有十五六岁便奔赴战场，一去不复返的少年，也有花甲之岁仍在罗布泊隐姓埋名的老者，还有地震中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鞍马裹尸还的无名者。
兵本无名，只为家国！
程开甲、黄旭华、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这些曾经绝密半个世纪的名字，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解密；
今天，当阳光铺洒草地，当风声萦绕耳边，当我们再读起林徽因的呐喊“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的死是为了谁”的时候。
我们必须记得死亡不是结束，是生命的一部分，但遗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和终结。
我们必须铭记，若干年前，绿树荫，雪满山，有那么一些人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世界。
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在逆行中走向前线，在风雨中傲然不倒，撑起整个民族历尽沧桑，饱受磨难，重装归来，盛世再起。
今天，我们的先辈，他们还在天上看着我们……看我们做了什么，又正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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