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明英宗朱祁镇处死，这成为了朱祁镇执政时的污点之一，也成了明朝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后世的学者们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得出了众说纷纭的各种结论。在这些结论中，大多数倾向于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拥立朱祁镇复辟的大臣对于谦的嫉恨，也有少部分认为是朱祁镇对于谦拥立朱祁钰称帝的报复。可是在细读明朝史料之后，可以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有着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综合各种史料记载来看，于谦被朱祁镇处死的原因不是上述二者，而是于谦功高震主。
关于于谦被处死的原因和过程，在史料中记载得非常简略，连于谦最基础的口供都没有，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于谦作为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兵部尚书，甚至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就轻而易举地被朱祁镇拿下了，实在是难以置信。从常理上讲，再是忠心的大臣，在面对生命威胁时，都会有所举动。比如岳飞在被风波亭冤杀前，他做出的行为不是让岳家军造反，而是让他们服从朝廷的指挥。于谦一生以文天祥为榜样，将匡扶社稷作为终生目标。就算他甘愿受冤赴死，也不会默默无闻，必然是有所留言的。
就算于谦因忠于国家而甘愿赴死，那他的部下也一定会有所行动。于谦为了国家的安稳，也会做出平息部下行动的操作。可是从史书上看，上述极可能产生的政治动荡，却完全没有记载。正史中对于于谦被冤死的社会舆论都记载极少，大量的社会舆论反应居然出现在稗官野史和文人笔记中。这种不正常的史书记载，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再结合夺门之变前后的明朝政局变化来看，于谦之死的疑点就更多了。从这些疑点推测，史书上的两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反而更趋向于功高震主这个原因。
在史料中，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嫉妒于谦，促使朱祁镇处死于谦，是比较主流的说法。这种说法最大的败笔是，徐有贞提出的“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和于谦留下的“亨等意耳，辩何益？”的说法。这两个说辞最大的漏洞，便是不符合当时环境，很难自圆其说。
当时石亨和徐有贞等人污蔑于谦和大学士王文等人谋立襄王世子为太子，并让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与对方争辩，于谦劝说这是石亨的意思，争辩无用。而朱祁镇对这个结果表示犹豫，认为于谦是功臣，徐有贞便以不杀于谦复辟无名的理由将其说服。
按照这个史料的说法，朱祁镇宣布逮捕于谦和王文等人实在复辟当天的大殿上，这就有些奇葩了。当时大殿上的文武大臣全是于谦的人，殿外大多数都是于谦管理的宫中卫士。在朱祁钰并未退位的情况下，于谦如果要发起反攻，很明显可以直接将朱祁镇和石亨等人拿下的。于谦不反攻，是为了稳定朝廷局面，这点从他的性格上可以理解。可在被判处死刑后，还能笑着劝王文不要争辩，这就不符合正常逻辑了。况且当时大殿上都是联合于谦和王直等人拥立朱见深为太子的，那拥立襄王的说法又如何能成立？
于谦和王文被抓捕入狱，大殿上那么多大臣被牵连。在朱祁钰还在位情况下，就算于谦忍辱负重，难道其他的大臣都能忍受？史书上这些大臣也非常奇葩的没有留下任何反对意见，这就显得过于诡异的。这种不符合常理的记载，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事情非常蹊跷。
要说对于谦的嫉妒，徐有贞可能会有的，但石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土木堡之变后也先大军兵临城下，徐有贞提出了南迁建议，最终被于谦否决。他对于谦又恨是很正常的，劝朱祁镇杀于谦也是很可能的。但石亨是于谦最为重用的将军，是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的助手，也是于谦改组京营时权柄最重的人。
在夺门之变前，石亨与于谦并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石亨还主动上书为于谦请功，希望萌荫于谦的儿子于冕为都督府前卫副千户。于谦经过深思熟虑后拒绝了这个提议，亲自上书朱祁钰终止对于冕的授官。有人认为这个冲突是于谦和石亨矛盾的开始，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石亨后来官运亨通，既是武清侯的爵位，还是太子太师，甚至代朱祁钰祭祀南郊，堪称军方第一人，地位仅在于谦之下。而这些地位都是于谦力保的结果，否则他在北京保卫战前就因兵败获罪处死了。说于谦与石亨有矛盾的，就是典型的倒果为因，胡说八道。
在这种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石亨主动提出处死于谦，岂不是忘恩负义。就算他真的是忘恩负义之徒，那他还有两个竞争对手徐有贞和曹吉祥呢。他附和这两位处死于谦的说法，岂不是授人以柄，主动降低自己的权柄。他没有了于谦的庇护，又是武将的身份，岂不是更加令人猜疑？从史书上看，石亨并不是傻子，对于政治斗争也很有一套。他后来能在政治斗争中力压诸多政敌，可见其手段并不简单。从这个角度看，他提出处死于谦，不但不能得到于谦的权柄，反而给徐有贞和曹吉祥打了助攻，岂不是太过愚蠢？
徐有贞本人说，不杀于谦，朱祁镇的复辟将师出无名，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从明朝皇室的继承礼法来看，朱祁镇是最为正宗的皇帝人选。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从皇太子一直当到皇帝，最为正统不过。朱祁钰的皇位反而有些争议，毕竟是趁着大哥落难时被朝廷大臣推上皇位的。
因此那皇位本身就是朱祁镇的，与杀不杀于谦并无关系。后来的内阁大学士李贤在与朱祁镇聊天时也说到这个，并将徐有贞等人归于小人，朱祁镇也表示同意。再说了夺门之变发生当晚，于谦和王直等人谋划拥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这本身就是拥护朱祁镇的，又何来师出无名之说？
至于说朱祁镇因为于谦拥立朱祁钰的原因，才对其进行报复，这就完全是主观臆测了。当时于谦的确是拥立朱祁钰的牵头人，但牵头的并非于谦一个，朱祁镇党羽中的王直、托孤大臣胡濙都是支持的。而王直和胡濙的身份非常特殊，王直是朱祁镇留守北京第一人，胡濙是朱瞻基五大托孤大臣最后一人。没有他们两位的支持，于谦也不可能将朱祁钰推上皇位。从这角度来看，朱祁镇要报复，岂不是先得将王直和胡濙拿下？况且朱祁镇自己也承认于谦是功臣，在北京保卫战中挽救了明朝的江山。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史书上的这些说法多是托词，是为了曲笔回护朱祁镇，故意搞出的春秋笔法。毕竟杀了于谦这样的民族英雄是政治上极大的污点，对朱祁镇身后名影响极大，所以明朝的史官们才搞得似是而非。排除这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因，只留下一条，那就是功高震主。
于谦功高震主是毫无疑问的，不论是北京保卫战，还是迎接朱祁镇回北京，他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前一章节已经分析过，石亨等人的夺门之变能顺利成功，很可能也是于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从这些过程来看，朱祁镇能够顺利回归和复辟，于谦当为首功。
如果仅仅是功劳，于谦也许不会有杀身之祸，问题是他的权柄太大了。于谦可以说是明朝权柄最大的大臣，超过了朱元璋时期的李善长和徐达。从北京保卫战后，于谦就掌控朝廷军政大权，连内阁批过的奏章都要先到于谦那里，然后才送往皇帝的司礼监。于谦为了对付也先的瓦剌大军改组了京营，使得他彻底掌控得了军权，将军政和军令大权聚集于一身。可以说于谦是事实上的宰相，虽然没有入阁，也没有宰相的名声。由于这种情况，他不但被文官集团排挤，也不被朱祁钰完全信任，在朝廷中地位非常尴尬。
在夺门之变前，太子朱见济夭折，皇帝朱祁钰并重垂危。这种情况下，如果于谦想要当曹操，那是易如反掌的。正是由于他对国家的忠诚，才选择了联合王直等人拥立朱见深，默认了石亨等人的夺门之变，而不是利用手中军政大权成为独霸朝廷的权臣。可是朱祁镇复辟后，根本他没法对于谦放心。当时朝廷中三分之一是于谦的人，三分之一是朱祁钰和王文的人，他的人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在军政权力上最小。于谦权力最大，王文占据内阁，朱祁镇顶多控制司礼监，在政治势力上落于下风。
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镇有成为傀儡皇帝的风险。可一旦于谦变成曹操，明朝有可能步汉朝的红尘，那将是他负不起的历史责任。他所能依仗的便是太上皇身份，在大殿上赌一把，失败了顶多回南宫继续当太上皇。于是在于谦没有反抗的情况下，朱祁镇顺势夺取了大权，才造成了这个冤案。
而于谦选择不反抗，其主要原因还是不愿意明朝处于分裂的结局。当时明朝北方的边患还没完全平息，南方的少数民族起义仍旧存在。如果他强硬地夺取朝廷权柄，必然成为一位权臣，也会造成明朝内讧。而他本人的志向和理想是文天祥，而不是曹孟德，自然不会选择曹操的做法。
可以说于谦的人格是伟大的，他的志向高远，看重的不是私人利益，而是整个大明朝的未来。他不会像自私自利之徒那样把曹操作为目标，而是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为文天祥。所以他没有主动与朱祁镇争权，而是选择了退让和牺牲。朱祁镇本有意留下于谦，但又担心于谦势力太大，事后卷土重来，只能选择杀之。后来朱祁镇也后悔了，因为没有于谦的镇压，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斗得太厉害，明朝再次陷入危机之中。可对于功高震主的大臣而言，皇帝对其是没有任何信任的，所以这种处置虽然短视和无情，却是最保险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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