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衡
不仅如此，在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的描述中，更是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词加以贬抑。赵翼曾指出,“欧公本纪书法，凡反逆者，虽遣其将拒战，亦必书逆首姓名，不书贼将也”。以至于如《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南阳太守鲁炅与贼将武令珣战于滍水上，官军大败，为贼所虏，进寇我南阳”，《新唐书》则称“鲁炅与安禄山战于滍水，败绩”，安禄山反而变成了叛军的指挥官。实为“春秋”之误。
据统计，《新唐书》共用韩愈文16篇、柳宗元文10篇。本来《新唐书》运用“春秋笔法”无可厚非，但其为人诟病的莫过于在新书中过于贯彻追求形式，“削笔”过度，导致史实不明。
比如对于唐绍、封常清、高仙芝等人结局，《新唐书》不论其功罪，仅以“伏诛”二字论之。观旧书，可知封常清临刑时曾有遗表，且全文记录，结尾曰：“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表明心迹，尽显悲壮，《新唐书》只节选一二，全无震撼。
新书“削笔”最被诟病的，还有出于排佛考虑删去了《旧唐书》中的六名僧人：一行、玄奘、神秀、慧能、普寂、义福。吕思勉曾言及：“玄奘入方技，故不甚安。《新书》竟删其传，亦失之阙略也。”旧书把玄奘放在《方技传》已经不大合适了，新书竟然直接删了！表达了对这一行为的震惊。赵翼更是早早就指出：“至僧玄奘，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岂得无传？⋯⋯余尝谓《新唐书》一部独缺两僧，一高行之玄奘，一邪倖之怀义（素），究属史家缺事也。”
《旧唐书》所载诏令文章过繁，《新唐书》删削本来是情理之中，但连狄仁杰《谏造大像疏》、陆贽《代德宗罪己诏》等影响力极大的内容都一刀切，未免有些草率。《新唐书》这种“该留不留”的行为，赵翼在《郂余丛考》中有一段颇为准确的总结：“今即以本纪观之，《旧书》于太宗为秦王时，降薛仁杲，破宋金刚，走刘武周，擒窦建德，降王世充，败刘黑闼，皆详叙其武功，正见太宗年少英武，算无遗策。《新书》乃各以数语括之，虽本纪体贵简严，然登极后命将出师，皆有主帅任其功罪，自可于各列传见之，未登极以前身为总帅，不详叙于纪内，将叙于何处耶？前史于汉高成皋、广武之战，光武昆阳、邯郸之战，未尝不详叙也。”简单来说就是，作为新书，太宗登基之后的功绩归于将帅附在列传也就罢了，还是秦王时候的叱咤风云你不给记在本纪里，准备写哪呢？人家汉高祖成皋、广武之战，光武帝昆阳、邯郸之战，可都是一五一十给留着呢。这还不算，《旧唐书·太宗本纪》对于唐统一过程中的关键之战——洛阳之战的描写，从围困、移营、分兵，路线、人物、事件皆有详叙，到了《新唐书·太宗本纪》，仅见：“七月，讨王世充，败之于北邙。”没了。怪不得马永卿编《元城语录》打比方，说《汉书》记卓文君私奔有500多字，要让《新唐书》写，就只有“少尝窃卓氏以逃”七个字了。实在是语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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