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鲜为人知的反串
1938年夏，武汉珞珈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这里与周恩来、邓颖超会晤。
斯诺谈到，邓颖超曾有一次化装化得很成功，自己没有认出来她。周恩来笑着说：
“斯诺先生，你还不知道小超很会演戏吧？早在15岁时，她就在戏中反串扮演男主角。”
周进一步介绍说，她演过男扮女装的爱国英雄花木兰、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还演过你的同行男记者。”
斯诺十分惊奇。
青年周恩来
邓颖超笑着说，那时是封建主义束缚，男女不能同台，所以她在学校演出话剧时，就扮演了男主角。
“斯诺先生您不知道吧，”邓说，“恩来青年时期在南开学校演新剧，反串女主角。他演得好极了。名震京津，是我的老师呢！”
“真是太奇妙了！”斯诺闻听禁不住惊叹。
“太有意思了，我真没有想到，你俩不仅在政治上志同道合，还都会演戏……一个男扮女装，一个女扮男装，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对天生佳偶！”
这段鲜为人知的轶事，刊载于《邓颖超传》中（金凤著，人民出版社，上卷，第278页）。
邓颖超反串男记者
二、邓颖超15岁的演讲
邓颖超演话剧，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
1915年秋，12岁的邓颖超（当时叫邓文淑）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次年，入本科。
1920年夏，她从女师毕业时，全国正经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邓颖超是天津学生运动中一颗耀眼的星。
直隶女师的女生，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在学生运动中，特别耀眼。
她们第一次走出校门、家门，走向社会，和男生一样投身爱国运动和宣传。
其中，邓颖超因为演讲好，被推选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队长。
她的勇气和演讲才干，就是在那时锻炼、展现出来的。
前左为邓颖超
天津街头，炎炎烈日，一群白衣黑裙的女生，在街头搭起桌子，15岁的邓文淑跳上桌子，向围观群众演讲起来。
女生演讲，在当时比较引人注目，因为在过去，女生从来不参与这种公众活动，中国传统女生，都是深闺中人，大街上都很少去。
邓在演讲中，呼吁爱国、妇女解放，唤醒女子求学、求业、独立，反对封建婚姻等。
演讲给妇女们很大振奋，有人还请她到家里给她们父母演讲听。
邓颖超口齿清晰，表达流畅，逻辑严密，常常讲着讲着就落泪，闻者亦动容。
在南开学校礼堂演讲时，她富有感染力的演讲，被台下的年轻记者周恩来注意到。
周恩来比她长6岁，此时已经从南开毕业，并去日本留学归来，办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报。
这是他们二人首次相识。
三、“恩来是我的老师”
在台下交流时，得知来访的记者是周恩来，邓颖超马上说认识他，他的大名早在两三年前就已闻知。
南开的新剧当时很有名气，由于学校无女生，长相俊秀的周恩来，便反串了舞台上的女生。
他扮演的《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不但“扮相秀丽”，而且演技逼真，许多学生看了流泪。
在这次见面中，邓颖超邀请周恩来为她们将要上演的新剧作指导。
她们准备办一个免费的平民女校，需要义演募捐，并自编自导自演了2部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
主角安重根和花木兰，都是由邓颖超来演。
这是她第一次在新剧中演反串，所以在彩排时，想邀请周恩来去指导一下。
周欣然同意。
地点广东会馆，现在的天津戏剧博物馆。
周从吐字、台词，尤其是剧中人物心理、情感把握方面，给邓颖超以指导。
这就是邓颖超所说的，“恩来是我老师”。
不久，周恩来任会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邓颖超所在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合并为一个团体，取名觉悟社。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给自己每人都起一个代号。
50多个人写50多个序号，然后抓阄，抓住哪个号，就按照它的谐音给自己起名字。
周恩来抓的是5号，故名“伍豪”，这就是他名字的来源。
而邓颖超抓到了1号，故名“逸豪”，不过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说。
觉悟社合影，前排右三为邓颖超，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四、报纸上这样宣传
邓颖超革命意志坚定，在学生运动中总是走在最前面，为解救被捕的学生，她喊出“背着铺盖去坐牢”的口号。
1923年春，邓颖超等人创办了一个更为清晰、更为进步的妇女团体：“女星社”。
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邓颖超，是女星社的总务部书记，主要负责人。
新的事业有更多活动，也需要更多的活动经费，钱从哪里来？
义演募捐。
为办女星补习学校，她们准备在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演出新剧。
邓颖超主演的是《新闻记者》，依然女扮男装。
据当时的《华北新闻》刊登的消息，此次演出，共2剧目，《新闻记者》是独幕剧，入场票一张9角。
报纸重点宣传和推荐了这一剧目：
“女社员排演已3星期，极为纯熟，表情甚佳，想必为天津人士所乐观也。剧目之外，尚有唱歌、火棒、双簧，以助兴趣云。”（1923年11月10日《华北新闻》）
根据演出效果来看，邓颖超此次演出也获得了很大成功，扮演的报社主笔惟妙惟肖，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五、邓颖超批历史剧
从邓颖超早年的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活动家、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一位对表演艺术有丰富实践的艺术家。
同时，她对戏剧表演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
1955年，她与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谈话剧《屈原》，建议秦怡可以演里面的南后一角。
“虽然你从未演过反面人物，但南后这个角色，需要有特殊的气质。你演南后，可以是另一种类型的南后。”
事后秦怡不无钦佩地说，“邓大姐对文艺真有研究。”
事实上，何止研究，邓颖超对如何编好、演好历史剧，都有着深刻的见解。
她说，演好历史剧，首先材料必须准确。
创作者、演员，都要“采取认真的态度”，对事实进行“认真、刻苦的研究，然后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艺术加工”。
第二，尊重历史，不能脱离历史，不能以当下的思想、认识和观点去评价过去。
第三，必须实事求是，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坚持这样做，就会写出人民喜爱的戏剧和艺术作品。
这些话，现在看来字字珠玑。飞春读传觉得，编写、拍摄那些历史神剧的人，应该好好学学。
她还批评有些剧目改编得脱离实际，比如：
她在看一个上海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有一场是“四·一二”后，周恩来要从上海去武汉，在黄浦江边与邓颖超告别。
剧中描绘，邓颖超向周恩来谈到他们的孩子夭折，周心情很难过，话别的时间很长。
邓看后说，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那天晚上，她不但没有去送别，而且根本没有下楼。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又十分秘密，根本不允许送别，更没有时间去谈个人儿女情长的私事。”
“剧本显然写得很不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人物的心情。”
“那时我们根本顾不了孩子，历史剧要符合历史，脱离了事件的基础搞浪漫，就会浪漫得无边无际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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