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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参考自多条网络资料，第二部分为个人发挥和联想，不一定合理，感谢各位的阅读。）
（一）
上半年4月份，厦大女生田佳良辱华言论闹得沸沸扬扬。而随着这一公共事件，“支那”一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一公共事件使更多的人知道“支那”一词用来指称中国时带有强烈的侮辱性色彩。当然大多数国人是通过影视节目而知道“支那”一词的——我们经常在有关抗战的影视节目中看到日本军官、士兵恶狠狠的对着中国人说出“支那人”“支那猪”之类侮辱性极强的词语，要不然也不会知道田佳良的言论带有侮辱性。
“支那”一词很多人认为是翻译自英语单词“china”，其最初的含义为瓷器。因为古代中国曾经大规模向欧洲出口过瓷器，所以这一含义被广为接受。不过这个中国代称在近代却因为日本人的刻意使用，而被赋予了侮辱性色彩，令国人极为反感。
其实，历史上“支那”一词用来指中国一直是不带感情色彩，并没有什么侮辱性质。“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汉语译为“支那”）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拉丁语为sina），就是由此演化而来（转译成汉语时，多翻译成“猜那”）。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或许是“支那”一词介绍到中国的最早出处。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另外著名的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戒日王问玄奘：“大唐国在何方？”玄奘回答：“在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这里的“至那”是“支那”的另一种写法。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的作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都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不过学者（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和郑张尚芳）指出“秦”字在古代发音也和梵语的“cina”或者拉丁语的“sina”相差甚远。郑张尚芳认为：“‘秦’字古音*zin>dzin，古代汉语一直念浊音，直至近代汉语方始变清音，上引各外语大都并不缺浊音声母，如是对译‘秦’字，为什么却全都对译作清音，无一作浊音呢，这太令人疑惑不解了。”再说秦朝存在的时间仅仅15年，不太可能就此声名远播，并且秦国作为诸侯国崛起也是战国中后期的事情，而上文提到的印度的两部史诗出现的时间要早于秦国的崛起。所以，郑张尚芳提出了“晋”说：“最初印度及西方人，是通过中亚人从北方草原的胡人（狄、匈奴）处得知中国的。草原民族南下最初碰到的应是周成王时分封于北边的‘晋’*'Sin（>tsin）国。”晋自成王封建起，一直是诸侯强国，到三家分晋前声名大于秦国。至于晋的发音“sin（或cin）”为什么会在梵语里拼写为“cina”，郑张尚芳认为-a为梵语地名中都带有的后缀。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而后分别向东西方传播，向东最终传到了日本。日本文献中“支那”之名首现于唐朝日僧空海（弘法大师）的《性灵集》，这个词汇显然是来自于唐人的影响。唐玄宗《题梵书》一诗中说：“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但有学者指出，近代日本成中国为“支那”并非音译自英语的“china”，而是翻译自拉丁语的Sinae。幕府末期，日本兰学家新井白石首次将拉丁语Sinae翻译为“支那”。因日语汉字音不存在尖音，si被读成shi（相当于汉语拼音的xi）；恰好“支”的日语汉字音是shi，故而Sinae也音译成了“支那”。清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
幕府末期，在日本开始流行兰学家的主张，以支那来作为中国代称。他们认为，中国并不居于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对尊崇中国的风气。明治以后，“支那”一词逐渐在日本形成风气。
近代以来，支那之名在部分中国人之间也一度恢复使用。1892年，严复在其译作中，以“支那”来译英语China，曾译《支那教案论》。China的ch[tʃʰ]和汉字“支”的声母[ʈʂ]相近，故有此音译。实际上，在鸦片战争前一年去世的龚自珍写过一篇文章《支那古德遗书序》，也将中国称为“支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受日本人影响，“支那”一词在旅日中国人中很盛行。梁启超就曾经以“支那少年”为笔名，而在同盟会等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支那”一词更是风行一时。1905年，宋教仁、黄兴等人在日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即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前身。革命党人不喜“大清国”，所以弃用大清这个名称；另一方面，他们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自豪感，认为“中国”“中华”有盲目自大之嫌。因而，转而使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早稻田大学1907年度中国毕业生题名录中，有37人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像康有为、黄兴、章太炎等都曾经在不同场合用“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
“支那”逐渐沦为贬义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将“支那”污名化的结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后，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支那”此前是对汉地的称呼，换句话说，日本口中的“支那共和国”只承认汉人的中国本部（关内十八省）为中国领土，而将关外的东北三省定义为非中国汉人本部领土。所以，日本人称中国叫“支那”，隐藏着对侵占东北三省企图。
为抵制日本的这个潜在阴谋，1930年蒋中正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日本民间使用“支那”的现象并无减少。
郭沫若1936年9月16日在《宇宙锋》第25期刊发的《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写道，“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
郁达夫在《雪之夜》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所以，“支那”一词，原本没有贬义，是日本人给它附上歧视，侮辱性的色彩，就像“农民”“农村”“乡下”这几个词，本来无关歧视，但我们现在却用它们来歧视农民兄弟们，或者对他人进行侮辱。
以上为本文的第一部分，资料来源自网络，以下部分为个人发挥和联想，不一定合理——
（二）
本人曾经有一小段在粤西工作过的经历，其中有一些记忆一直印在头脑中，比如一些村子的名字。当年曾经注意自己工作所在的县，有很多村子的名字带有“那”字，如那良村，那园村，那贞村，那碌村等等。众所周知，“那”字一般做代词，比如“那边”“那里”；或者作为连词，与“如果”“若是”相对应，比——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在去工作粤西之前，在自己的见识范围内，还没见过“那”字用在地名上，所以觉得这些地名有些怪，不过当时也没去深究这些村子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不过一直觉得，一个地方的名字一定跟当地的历史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粤西地区带“那”字的地名也应该存在一个什么历史渊源。
一直到前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上网查阅资料时，无意中看到一段网友留下的文字，说“支那”一词可能与稻作文化有关。这位网友指出中国南部到东南亚一带的先民，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百越人，汉字“那”的发音在百越族的语言中指的是“稻田”。这位网友还指出，今天广西的壮族就是百越族的后裔，在壮语中汉字“那”这个发音依然指“稻田”。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的地区是东亚——中国南部到东南亚一带。考古学家在距今超过7000年的浙江宁波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人类最早培植水稻，种植水稻的遗存。古代印度人最早知道的中国应该是长江流域一带的中国，这个地区的人擅长种植水稻，所以古代印度人把东亚地区成为“支那”，也就是稻田的意思。
为了确定这一点，我特意咨询了一个壮族同学，汉字“那”的发音在壮语中是不是稻田的意思。这个壮族同学已经不怎么懂壮语，只能咨询她的爸妈。最后她给我的答案是，“稻田”的壮语发音类似于汉字“候拿”，其中“拿”就是水田的意思。虽然同学给我的答案是“候拿”，但是“拿”与“那”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那个网友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地理上，中国南部距离印度半岛更近。个人认为，古印度接触到的中国人更有可能是来中国南部的中国人，而不是通过中亚游牧民族间接知道的中国人。另外，在古代还没有明确的国家观念，所以支那更多的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应该是印度人用来泛指东亚到东南亚一带的地区。
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在古代都是百越人居住之地。随着汉族人的南迁，百越人的居所一直在向西向南收缩。今天中国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大多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而今天主要聚居在广西的壮族人也被认为是古代百越人的后裔之一。
粤西地区历史上也是百越人的聚居地。只是随着汉族人的南迁，古代百越人不断被同化，没被同化的，其居住地也不断缩小范围，退缩到今天的广西境内，形成今天的壮族。由此我联想到当年工作的地方，那些带有“那”字的村名可能与古代百越人有关，即虽然粤西一带的百越人已经在历次的民族融合中消失了，但是他们语言可能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融入到粤西方言之中，带“那”字的村名，可能就是古百越语言的遗留，这可以与今天壮语中“候那（拿）”的“那”字相对应，那些村名中的“那”字应该是“稻田”的意思。
以上是我对当年印象颇深的几个村名由来的推测。为了证明这些村名与壮语（古百越语）发音存在关系，我特意在百度地图上进行检索，结果发现不仅粤西的湛江有大量村子的名字带有“那”字，广西的钦州地区也有同样的现象！比如湛江的吴川就有几十个村子带有那字，简单列举一些，如那良、那覃、那余、那园、那碌、那贞、那郎、那罗、那艮、那六等等。湛江的其他县市也有大量的村子名称带有“那”字，如徐闻县有那巢、那甸、那屯、那斗、那黄、那南、那平、那尾、那停、那宛、那利等等，雷州市则有那梭尾、那安、那杰等村名；廉江市有那贺、那彭等村名。广西钦州地区也有大量村子的名字带有“那”字，如那彭、那丽、那雾、那思、那局、那中、那务、那曹、那剑、那婆桐、那天江、那学、那立塘、那吉、那头、那桥、那高、那河、那胜、那丁，并且钦州地区带“那”字的村名比粤西的湛江要多得多！再随意查看广西的其他地区，名字中带“那”字的村子比比皆是。由此可以推测，粤西至广西，带有“那”字的村庄，应该与壮语（或古代百越语）有某种关联，真的可能和稻田有关。
为了证明的自己的推测，我特意咨询了当年自己在粤西工作时带过的学生，问他们知不知道那些村名中“那”字的含义。当年带的学生大多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属于年轻一代，对本地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多，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不过有个学生给我发来了吴川音字典“那”字的词条的截图，其中第四个条目解释，“那”在吴川方言中有美好的含义，但这还是无法印证我的推测。后来又有个学生通过她的同学，获得了一个信息——十几年前的《湛江日报》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解释过粤西一带那些含“那”字的村名中的“那”字是指种植水稻的良田！并且这位同学还咨询了村里的老人，“那”字的确指种植水稻的良田！这就证明的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当年引起自己注意的那些村名的确与壮语（古百越语）有关，并且就是稻田的意思。遗憾的是，多方查找，也无法找到当年那期《湛江日报》。
不过在网络上查找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看到了另外一个资料，在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居然有个村子叫“支那乡”！以下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支那乡位于盈江县东北部，槟榔江上游，是盈江县离县城最远的一个乡，距县城94公里，东北与腾冲县猴桥镇相连，东南、西南与盏西镇、苏典乡毗邻，西北与缅甸联邦接壤。“支那乡”为傣语译音，意为“稻田中的寨子”。
事实上，西双版纳的“纳”字也是稻田的意思，“纳”与“那”是同音的。“西双”在傣语中是“十二”的意思，所以西双版纳指的是十二块稻田！这么多的信息都指向，汉字“那（或者纳）”在百越人的后裔壮族、傣族（学术界也认为傣族的祖先为古代百越人）的语言中都指稻田，并且在粤西汉族人居住的地方，那些带“那”字的村名依然保留了这一含义。也许，“支那”一词真的与稻田有关。有意思的是，在网络上查找资料时，还发现缅甸在与云南交界的处，有一个叫“密支那”的地方，而那个地方盛产香米！
更加有意思的是，我问了一个学日语的学生，“稻田”在日语里的发音有没有类似“na”这个音节。他说没有，不过他又告诉我水稻的“稻”在日语的发音倒是带有“na”这个音节，念“ina”。之所以会想到日语里有关水稻、稻田的发音，主要是联想到日语中有很多发音类似浙江沿海一带的方言的发音，而浙江在古代史也百越人聚居的地方，由此猜测，或许日语也曾受古代百越人语言的影响，关于水稻或者稻田的日语发音可能也带有“na”的音节。结果这个学日语的学生给我的答案，印证了我的猜测，“稻”字的日语发音带有“na”这音节。
不过到此为止，仅仅解释了“支那”中的“那”字有可能指的是稻田，那么“支”字呢？又是什么含义？因为实在找不到人可以咨询，所以上知网查找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支那”一词的含义不作“秦”或“晋”的解释的文章。很快就有答案，《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曾在1994年6月曾经刊登过一篇题名为《中国名称“支那”之谜与苗族》（作者：石宗仁）的文章。该文章的作者来自湖南湘西自治州南部苗族聚居区的花垣县。在文中，该作者指出，“支那”一词与苗族的语言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作者的老家有一个叫“子腊（吉那、子那、支那）”的村子，地方文献和民间常写成“子腊”或“吉那”。该作者指出这两个称呼系同音义而异译之别写，“腊”（或“那”。湖南湘西人无法分清声母n和l，所以腊和那为同音字，都念“na”四声)是中心词素，意为水田，“子”（或“吉”“支”）在此作冠词，无具体含义，与中心词素组合时，隐含有美好、宽广或者重要的意思。“子腊”或“吉那”，意为有良好水田的地方或宽广的水田坪（子、支、吉在这里并非该字在汉语原有的含义，仅指发音相似）。该作者进一步指出，“支那”实际上就是苗语中“吉那”，含义为良田。在学界，苗族也被认为是古百越人的后裔，所以这个称呼应该保留了古百越语的发音。（注：有人认为苗族的祖先并非古百越人，而是传说中蚩尤的后裔。本人倾向于苗族是古百越人的后裔。现代基因学的研究也表明，苗族人身上有更多来自故百越人的基因——资料来自网络。）
到这里，“支那”一词的含义可以说解决了。古印度人称东亚地区（中国）为“支那”，最初的含义应该指稻田，与稻作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在普通话中“支那”的“支”发音与“吉”的发音相差甚远，一个发音为“zhi”，一个发音为“ji”。如果上文提到的石宗仁的判断是对，那么“吉那”是如何转变成为“支那”的呢？我想到了古代汉语中可能“支”的发音并不是今天的“zhi”，有可能更接近“ji”。广东的方言被普遍认为保留了众多古代汉语的发音，也被认为保留了古百越人的一些语言的发音，所以我想，也许从广东的方言考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广东三大方言之一的白话中，普通话音的“zhi”都发成“ji”，如知道的“知”，树枝的“枝”，至于的“至”，支那的“支”都发“ji”这个音，这就很接近上文石宗仁所认为的“支那”就是苗语发音的“吉那”中的“吉”了。而在广东的另外一大方言——潮汕话中，支那的“支”则念“jin1”，声母依然是“j”。不管是在广东白话还是潮汕话中，支那一词的发音更接近普通话的“吉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解决了石宗仁所主张的“支那”等同于苗语中的“吉那”的说法。
所以，支那，sinae，cina，China，这些有关中国的称呼，最初的含义根本就不是瓷器，也有可能不是“秦”或者“晋”的转译，而很有可能是指良好的水田，与稻作文化有关，而它的发音来自古百越语。
（所参考资料大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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