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前些天，一个“超级文件”走进人们视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个文件，就是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明确，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今年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麻辣姐数了一下，这样的大城市全国一共有69个。其中，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城市有59个，包括长沙、洛阳、苏州、无锡、扬州、合肥、宁波、福州、厦门、南宁等；有10个城市属于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的，包括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西安、郑州、济南、青岛、杭州、昆明。
放眼望去，除了“北上广深”等几个超特大城市，人们心中向往的大城市、好城市，差不多都在这个名单上。能够在这些城市落户，是很多人期盼已久的事情，又是多少人想进而进不去的。
实际上，去年就有城市开始“抢跑”，出台政策放开了落户限制。当时人们惊呼这些城市是在“抢人”，现在回过头来看，真不是这些地方自作主张，而是大势所趋。这样一个变化，可以用两句歌词来形容：
以前是，“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现在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到2020年，我国将有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这个非户籍人口，主要就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汇成了一个流动的中国。在这滚滚洪流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将发生哪些改变？大迁移蕴涵着哪些大机遇？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新活力？咱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人口流动成常态，城市敞开大门意味着什么
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过着穷日子，改革开放后，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农民工进城讨生活。此外，受到各种因素吸引，越来越多的科技、管理人才告别原来单位，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根据去年底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国家放宽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就业生活的限制，促进了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至1990年的2135万人，年均增长约7%。
第二个阶段是1990—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的2135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22143万人，年均增长约12%。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至今，这段时期相对缓和，2010—2015年的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年均增长约2%。
也就是说，过去近40年，中国人口流动已成常态。大量农民进城带来三个最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增加了收入；二是为城市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三是没有耽误种地，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对，一举三得，就是这么神奇。这“神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理？
“农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不一致。农民在地里干活的时间，是劳动时间；庄稼在地里从种到长的时间，是生产时间。”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解释说，庄稼在地里长着，农民不必24小时守着。
就拿华北地区来说，小麦10月底种下，到第二年六月收获，在地里要长8个月。这期间没有人会一天到晚守在地里。不需要下地劳动的时候，农民就可以到外面去打工增加收入。
“农业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不一致，是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自然基础。但是需要的时候他会回来，不耽误农活。”陈锡文说，农业生产方式在技术进步、社会化服务的推动之下，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多人进城务工，却没耽误粮食生产，我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各种农产品供给也是增加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人口大迁移，是生产力大解放，城市和农村、农民与市民都受益。
“在二元经济发展的初期，传统经济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通过劳动力流动，这些劳动力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业，这种劳动力再配置的行为自然地提高了经济效率，并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表示，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1/4归因于此；近20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10%左右。
新型城镇化，将为中国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好任务。
取消或放宽限制，更多的流动人口可能选择迁移落户，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看到了未来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消费市场的繁荣，但在经济学家眼里，大迁移带来的机遇、为发展提供的动力远不止这些。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部分城市的落户限制，敞开了城市的大门。这一更大力度的改革举措，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一体化。”都阳表示。
他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促进形成更强大的国内市场的目标。更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包括产品市场、消费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也应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因此，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消除制度性障碍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将是一项重要举措。
过去几十年，农民工虽在城市就业，却难以享受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便捷，甚至因为户籍的藩篱导致家庭成员长期分隔。流动人口没有在当地扎根，“漂”在城市成了他们最生动的写照。
对此，长期在江苏做家政服务的安徽人杨霞很有感慨。她的孩子在一直在老家上中学，听说取消落户限制，杨霞开始盘算在当地买个小房子，接孩子过来一起生活。
城市敞开大门，让漂在城市里的农民工有了更多憧憬。对城市本身来说，大门的敞开，意味着更多的消费，更好的劳动力配置，当然，也有更多对城市服务的挑战。
“我现在应该算‘新无锡’人了吧！”今年35岁的程雷来自河南农村，职业技校毕业后就来无锡打工，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3个年头。结婚、生子、买房，人生中的几件大事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程雷在一家民营机电公司干了十几年，是响当当的技术骨干，已经成为新一代的产业工人。为了孩子能有城市户口，在无锡接受更好的教育，2013年，他贷款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把户口从河南老家迁到无锡，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现在，程雷的父母、兄弟也都在无锡打工。父亲还是惦记着老家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尽管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仍然想着将来回农村养老。
“过去4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劳动力的流动。正是人类和平时期最大的迁移，激发了劳动者的工作热情，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 都阳说，尤其是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支撑了以往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过程。
根据测算，通过更充分的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充分的劳动力流动还可以降低资本产出比，有利于中国经济摆脱以往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也是经济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更加重要。”都阳认为，通过进一步促进流动，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厚度，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选择，同时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机遇。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麻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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