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新出《启功先生题签集》，安迪兄写了一篇《题签故事》刷屏。文章从沈尹默先生的题笺引起，然后拈出一则小故事：“前两天看到复旦大学孟刚先生的微信，说他去苏州拜访沈燮元先生，当面问沈老他的《屠绅年谱》的书名是不是沈尹默题写的，沈老说是吴湖帆写的，当年托顾公硕先生求的。再找出‘屠绅年谱’四个字看，确实很像沈尹默写的。”
我也在朋友圈看到过孟刚兄的微信，但印象不深，这次随文刊出《屠绅年谱》的书影，一见之下则大为惊诧，这四个字根本就属于“非沈尹默不能为”者，怎么会扯到吴湖帆了呢，推想一定是安迪兄弄错了。
《屠绅年谱》书影
后来在上海看到安迪兄，叙说如此之后，他又抛给我两封沈燮元先生当年写给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信，都说到题笺的事。1957年11月12日的信说，随函附“吴湖帆先生题笺壹纸”，并叮嘱“封面上不必印‘吴倩题’字样，扉页可照印”，括号内解释说：“式样依你社出版之《元次山年谱》即可。”次年1月28日又有一函，专门交待题笺事宜：“《屠绅年谱》有题字一纸，已于去年十一月随同稿件一并寄上，内有‘吴倩题耑’字样，请你社在铸版时，此数字不铸，仅‘屠绅年谱’四字即可。”
沈燮元先生写给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信
两信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档案中检得，不仅可见沈燮元先生记忆无误，还证明吴倩（吴湖帆）之题笺当年确由社方收讫。如此，《屠绅年谱》题笺的问题，当事人沈燮元先生口述历史属人证，函札则是物证，事实俱在，可算是铁板钉钉，不容翻案。但我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道理很简单，一流书法家都有排他性的书写特征，沈尹默与吴湖帆的书法风格泾渭分明，这属于“望而知之”者，弄成现在这种局面，其中必有蹊跷。
既然“说有易说无难”，那就从“有”开始证明。
浙江人美新出一套“微距下的沈尹默系列丛书”，多数都是沈尹默1950年代的作品，时间接近，正好可以用来比较。
字帖中有“年”字，与题笺中的“年”字，无论字形、笔顺、空间结构、提按使转，都高度一致。
“年”字对比
没有找到可供对比的“屠”、“绅”、“谱”三字，但偏旁部件仍具有比较价值。沈尹默行书言旁写法很有个性，选“误”、“许”、“谓”与“谱”字的言旁比较；沈书绞丝旁也与众不同，选“绿”字以见一斑；另外，“尸”、“者”、“申”也能找到可供比对的字样。
“误”、“许”、“谓”与“谱”字的言旁比较
绞丝旁对比
“尸”、“者”、“申”对比
相对于今天影印技术的图像还原程度，书名题笺使用的是照相铸版，图像信息损失甚多，尽管如此，图像比对仍能看出题笺与沈尹默同期书法的高度相似性。不仅如此，还找到一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书影，“年谱”两字的写法与《屠绅年谱》题笺如出一辙。遗憾此书没有记录题笺人，虽然从风格看显然是沈尹默的作品，毕竟不能用作决定性证据，不然也就可以定谳了。
《王荆公年谱考略》书影
另一方面，吴湖帆留下的书笺也很多，风格同样鲜明而且稳定，随选一例可概其余。我本打算从吴湖帆《佞宋词痕》手稿中辑录组装“屠绅年谱”四字，以显示与题笺的差别，仔细一想却又放弃了。集出来的字只能证明吴湖帆可能按照这种（指集字）风格书写，但无法证明吴湖帆就不会按照那种（指题笺）风格书写。
吴湖帆留下的书笺
既然图像不能证明必无其事，那就又回到文献中找寻线索。
《屠绅年谱》1958年交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该社年谱系列同期出版者还有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孙望《元次山年谱》、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姜亮夫《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等。这些年谱封面都是手写书名而无题笺人署款；扉页多数也是手写，部分有题笺者的款题，如《唐宋词人年谱》为马一浮题，《辛稼轩年谱》为夏承焘题，信息最全者为《元次山年谱》的扉页，除书名外，还写有“孙望撰，胡小石题”字样，此即沈燮元先生在11月信中用作举例者。
《元次山年谱》扉页
沈先生此信絮絮叨叨中透露出仔细，本意乃是希望此书在版式设计时，扉页保留“吴倩题耑”四字——不管是需要借重题笺者的声威，还是表达对题笺人的敬意，保留“吴倩题耑”都是恰当的。可是1月28日函的态度截然不同，此信专就题笺说事，慎重交代笺条上吴倩题耑字样，“在铸版时此数字不铸”，言下之意是收回前函的主张，叮嘱扉页也不要出现此四字。
何以如此呢？《吴湖帆传略》提到，1957年政治运动中，吴湖帆虽然从“右派”边缘奇迹般地开脱出来，但“他并不轻松，儿子述欧因为替他写检查，堕入了‘右派’行列，这无异于代他受过”（戴小京《吴湖帆传略》，上海书画社，1988年，98页）。吴湖帆政治身份的危机发生在1957年底，推测沈先生后函提出铸版时删除题笺人吴倩等字样，正是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不然也不至于有此前后矛盾的举动。
古典文学出版社就在上海，编辑诸公出于职业习惯，对风险的掌控远在“书呆子”沈先生之上，于是干脆就不用吴（湖帆）笺，另请沈（尹默）题，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出书时编辑有没有知会沈燮元先生，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说过，沈先生久而忘记，毕竟托顾公硕求字，为署名事反复折腾，印象太深，改换他人的情节很快就在记忆中淡化了。
另一种可能是根本没有告知，从编辑立场考虑，作者提供了名人题笺，如果不是特别重大的理由，实在不应该替换成另一位名人的字迹，现在这种情形，其实不太好向沈先生交待，于是准备蒙混过去。沈先生尽管有美术功底，自己书法也当行，取得样书以后完全沉浸在出版的喜悦中，无暇顾及书名字迹“走样”；再加上先入为主地认定这是吴湖帆的手笔，对书法细节上的差异，误以为是“铸版”带来的偏差，也就没有深究。其实，按照孟刚兄的说法，他询问沈燮元先生时，已经把“沈尹默”三字引出来了，而沈先生依然坚持是吴而非沈，至少说明，晚年的沈先生在认真看了笺条以后，还是没有改变判断，可见原来记忆之深刻。由此看来，编辑根本没有告知更换题笺人的可能性更大，不然经过孟刚兄这样诱导，总会勾出老人一丝丝的印象吧。
【按】
文章写完，忽然看到沈燮元先生2015年6月8日接受学礼堂访谈，有一段专门提到《屠绅年谱》题笺情况：“这本书的题笺，还是请吴湖帆先生写的，瘦金体，很美。可惜当时把写有题笺的一页宣纸拿到出版社去了，没留下来做个纪念。”沈先生记忆中，吴湖帆所题是瘦金体，这也是吴湖帆经常用来题笺的字体，风格与沈尹默笔下的王字相差甚大，当年新书出版，沈先生居然没有分辨出来，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
（沈燮元先生致古典文学出版社两函由安迪兄赐下，吴湖帆先生题笺书影由叶康宁兄提供，谨此致谢。）
安迪附记：
今年上半年写的小文《题签故事》，谈及《屠绅年谱》封面题签的故事，承王家葵先生详加订正，如老吏断狱，铁板钉钉。我在佩服的同时也感到惭愧，因为那篇小文章还有一个大错，容我“坦白从宽”：
拙文提到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封面题签时说：“其实那是周汝昌集了顾随的字，顾随自己都没能看出。”前一阵看到徐俊兄微信转发赵林涛《顾随和他的弟子》（中华书局2017年版）书摘，其中说到《红楼梦新证》的出版，是当时在棠棣出版社的文怀沙张罗安排的，改原书名《证石头记》为今名，“还特意邀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写了书名”。那我怎么会说是周汝昌集了顾随的字呢？
周汝昌当年寄书给老师顾随时，玩了一个狡谲，不明说书名是沈尹默所题，而“以为颇似默师大笔”，让顾随猜。顾随回信说：“述堂（顾自称）乍见，亦以为尔。细审之后，真应了禅宗大师一句话：‘虽然似即似，是则非是。’最大的马脚是：出锋皆不健不实。”顾随还仔细分析了这几个字的笔画，结论说：“确是默老结体之法，然而不熟不精，勉强之迹宛然在目，决非老师亲笔也。”然后猜测可能是弟子，也可能是沈夫人。而闵军所撰《顾随年谱》说：“据顾之京（顾随女儿）注释，《红楼梦新证》初版的封面书名题字是周汝昌集老师顾随的字而成的，但事先并未告知老师，所以才引发了先生于此信中一大段关于题字的猜想。”（中华书局，2006年9月版，247页）
而周汝昌集顾随的字作为《红楼梦新证》的书名，是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时的封面，并不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时的封面。顾随已于1960年9月去世。
一篇几百字的小文，居然两处引用错误的证据，实在让人汗颜并警觉：为文可不慎乎！？
《红楼梦新证》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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