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民间，文身是相当流行的一种习俗，它是在人身上刺画上图案或花纹，有的是为了美观好看，有的是有所禁忌或标志。文身作为一种风俗，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种习俗，延至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宋代，在市井百姓中有很大的市场。当时将文身叫作“刺绣”。
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中，有名的九纹龙史进，就是因为身上刺有九纹龙花纹而得名。在宋代的街市上，专门为人纹身刺绣的工匠称“针笔匠”，他们在热闹之处摆摊设点，以此手艺谋口饭吃，生意也非常红火。据载，荆州有个叫葛清的人，自脖子以下，全身刺满了白居易的诗，并配以相应的景物画，在“不是此花偏爱菊”一句诗旁，刺画有一个人在菊花丛旁，持酒杯赏菊的样子；而“黄夹缬林寒有叶”诗句旁，又刺画了上面挂着缬的一棵大树。诗配画，画解诗意，很见情趣。这样的美文妙画在他身上共有二十多处，所以他也被称为“白舍人行诗图”。
在北宋东京汴梁城，“花腿”往往是那些街市混混的特有标志。所谓“花腿”，就是自臀部以下，文身花纹一直刺刻到足踝处。当在庆祝重大节日时，也往往是那些刺绣成“花腿”的恶少年竞相招摇其“花腿”的大好时机（和日本黑社会没啥区别），他们往往追随在风尘女子队伍之后，或骑马，或为走红的烟花女子立马，三五成群，穿轻衫戴小帽，得意洋洋。据载，南宋初年，张俊为防止自己属下的士兵逃往他处，往往挑选那些年少健壮的士兵，在他们腿上刺满花纹，亦称之为“花腿”。
从北宋到南宋，各行各业的人，因为他们的文身花纹刺绣得好，而见诸史册，留名于后世。如北宋早期，有位张姓士兵，他的脖子上就刺满了美丽的花纹，当时的人因此就称他为“张花项”，这个人在晚年时，出家做了道士。宋微宗时期，容思殿应制李质，年轻气盛，心血来潮，一激动就在自己遍身刺上好看的花纹，被徽宗赐个名号，叫“锦体滴仙”。南宋孝宗、宁宗朝，在江南饶州，有个老百姓叫朱三，他在双臂、两腿及胸、背处都有文身，一时名满天下。吉州有个叫谢六的通身刺满了青色花纹，当时人就以“花六”称之，又把他叫做“青狮子”。不过，在身上刺花纹毕竟不是什么正常行为，所以宋代政府也下诏严禁宗室子弟“雕青”（纹身）
文身作为一些少量民族传统的风俗，则另当别论。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系古代越人的后嗣，在宋代，他们自祖上沿用而来的文身风俗依然保持不变，甚至要在脸上刺上花纹。
刺字，还有一种是指古代在刺配的囚犯面部、额头、手背等刺上文字或图案，以示区别或惩罚的一种方法。
就刺字的惩罚性质而言，它源于古代的“墨”刑，比如在《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写林冲误入白虎堂，被告陷害加罪。
就此日府尹同来计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牢城。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贴上封皮，押了一道煤文，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
从这里可以看出，被发配放逐的囚犯刺字，那是刺在面颊上，而官府或许并没有专门的人员来干刺字一类的活，于是从市上唤个“文笔匠”来，这种“文笔匠”，大约就是前面讲过的“针笔匠”，是在市场上摆摊设点为人们纹身的。刺字作为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手法，在北宋初年，刺字适用范围还是很局限，只是适用于即将要死的罪犯，但是到了后来，随着的社会矛盾的加剧，适用范围日益扩展，成了常规法条的配属刑法，也成为对大多数罪犯施行的一项惩罚方法。而且，刺字的相关的严刑峻法也日渐繁密，至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刺配法竟然达到了500多条，换句话说，即使是在非常严厉的条件下运用法令，至少也有500个借口为罪犯面颊上刺上永不消失的字迹。
终于在在宋神宗末年，对刺字法进行了重定，规定：
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以方，杖以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得过五分。
种修定，应该说还是向较为仁慈的方向移动了一步，仅有“三杖犯”者，才会在脸颊上刺字，其他一些轻犯，都刺于耳后，古代男人留长发，耳后应该易于掩盖，基本上就看不到了。不过，当时对面颊上刺字的尺寸也作了规则，只要披下头发来才可以遮住，而正常的男人是束发于顶，所以一旦面上刺字，即等于终身羞辱。《水浒传》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中，当武松酒醉让孔家庄的孔亮捉住时，孔氏兄弟即说道：
看起这贼头陀来，也不是出家人，脸上现刺着两个金印，这贼却把头发技下来遮了，必是个避罪在逃的囚徒。
武松打扮成披发的头陀，当然是为了避开官府的追捕，一旦脸上刺上这种“金印”，披下头发来遮挡也确实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宋代对因犯的刺面可分为“大刺”和“小刺”：凡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人，所刺之字稍大一点，并且在两面分刺，前面所说武松脸上的两个金印，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而被认为罪行轻的犯人，就只刺一面。至于刺的文字，则随罪行轻重也有所不同。如囚犯被判流放罪，好比林冲，就在他的脸上刺上“刺配沧州”
在宋高宗时期，还对死缓犯，实行一种特殊的刺字办法，在他们的额头上刺上“强盗”两个字，然后再在脸上刺上大字“配某州、府重役”，或“配某州、府屯驻军重役”。对于那些判了“死缓”后又被押往军中从军作战的囚犯，则在他们额头上刺上“免斩”二字，在脸上各刺一旗形，以别于其他普通士兵。
军事上的“识别码”在宋代，在军士在脸上或手背上刺字，已形成了一种定制，作用就是“各识军号”。宋仁宗初年，规定在河北东路地区招募军士。一律在他们的脸上刺上“指挥”二字，这些字都很小，完全不像刺在囚犯脸上的那样醒目。公元1042年。朝廷拉燕赵之地强壮青年作壮丁，在手背上给刺上“义勇”两个小字以示区别。康定年间，在三秦地区招募的军士，也是在手背上刺小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河北招募军士，在左耳前刺了“蕃兵”二字。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朝廷打算在陕西路招募军士，也规定要在士兵的右臂上刺字作记。
到南宋时期，为士兵刺字的陈规仍未得到废除，当时的军士，要在手背和额头刺字。南宋时，“大军刺字、号以姓名；禁、厢军刺额，号以六点。”所以，当时士兵的额头上刺的一般是军号，手背上刺的是姓名。宋高宗初年，抗金名将王彦在太行山聚集义军，抗金保国。为表示抗敌的决心，义军士兵全部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所以也叫八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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