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景娅，笔名亚当、央金玛。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客座教授、重庆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重庆散文学会副会长、重庆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镜中》《美人铺天盖地》《山河爽朗》和电视剧作品《爱能飞越仇恨的天空》等。2002年获重庆首届散文文学奖，2003年获重庆文学艺术奖，《与谁共赴结局》获2004年重庆散文十年作品经典奖。2011年获中国冰心散文奖。
最黑的黑暗：1948（上）
1948年，中共重庆地下党因主要领导人的被捕、投敌，整个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小说《红岩》中江姐、许云峰、陈岗等英雄人物的原型都是因此人祸被抓进了监狱，最后牺牲在黎明前夕。这是中国共产党一段沉痛的党史！这段党史是以歌乐山曾有的血雨腥风、尸骸遍野来撰写的，每个字都在掩面恸哭！
小说《红岩》用了很多篇幅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却少有文学或相关文章反映：当时那些失去了与上级组织联系，群龙无首，在白色恐怖的波涛汹涌大海中沉浮的地下党员们在做什么？被吓住了吗？退缩了吗？
我公爹赵隆侃和他们重庆及川东地下党的战友们是这段黑暗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勇敢的突围者。
对于当时的情况，公爹的学生和部下——老党员宋笠回忆道：“街上到处贴着‘肃清匪谍’的标语；抓人的汽车鸣着警笛在马路上横行；报上天天是捕获了多少人的消息与通缉的命令……”
当时，不但地下党重庆市委、川东地下党核心机关遭受了灭顶之灾，由党领导的重庆市学生运动城市中心三个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北碚“特支”、沙磁“特支”、南岸“特支”，前二者都遭到了破坏，唯南岸“特支”完好无损，而公爹便是南岸“特支”的书记。
几十年后，公爹笔力汹涌地写出《难忘的1948年》（注：该文刊登于1992年1期《红岩春秋》杂志），详尽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切。
1948年4月初的一天，上级党组织及“学生运动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联系人“张某”急匆匆到重庆渝中区的捍卫路中学来找公爹。他抹着汗，喘着粗气说：“市里有个重要干部被抓了（后来才知是时任中共重庆工委书记的刘国定，后叛变），你们‘特支’有危险，要着手准备应变，通知已暴露的转移，赶快疏散家属……”
几天后，“张某”又满头大汗来找公爹。这次他更显得紧张和焦虑，连衫衣的纽扣都扣错了。他左右一顾便埋头盯着脚尖说：我得离开市区一段时间，我们过些天再联系。他附在公爹耳边匆匆交代了几句下次接头的地点和时间，就慌张离去，下梯坎时还被什么绊了一个趔趄。
“张某”才走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重庆渝女师一姓刁的反动教员用“太平洋通讯社”的名义在报上发消息说：该校学生罗宗哲“受共匪煽动下乡打游击”去了。放下报纸的公爹嗅到了不祥气息：罗宗哲是他的姨妹，他们存在着公开的亲戚关系。而罗宗哲其实只是离了校，在江津白沙镇小住……谁在捣鬼，为什么？！公爹一激灵，脑子与腿脚开始了翻山越岭——他立马送走快生产的妻子罗宗濬，然后赶到白沙镇让罗宗哲撤往成都，自己待了一周才回到渝中区捍卫路中学。刚进校门便有好友给他递眼色，悄声说：“快走！前几天就有宪兵来找过你……”公爹环顾四周，直觉告诉他的确有些影影绰绰的陌生人在徘徊——自己暴露了！“别慌，这里巷子多，有回旋之地。”他在心中暗自提醒自己要沉着冷静。他对这一带实在太熟悉，东弯西拐，便让自己“消失”在蛛网密布似的山城小巷间。那一瞬，他对“张某”已产生了怀疑！
然而，到了接头的时间，他仍冒着生命危险到达了指定地点，因为那是唯一能与上级组织联系的通道。失去它，就成了茫茫大海上驾船失去方向的水手，那将是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他躲在一个角落守候“张某”的出现，时间慢得像蜗牛的爬行，煎熬人心。太阳偏西了，已超过他们约定的时间几小时了，却始终不见“张某”的人影。情况不妙，他得撤退，带着站得麻木的双腿和沉到底谷的心……那一刻，他知道自己领导的“特支”已与上级组织失联了！这是1948年4月下旬的一天，重庆的黄葛树刚绽出鲜嫩的叶芽，他却感到死亡的血腥气正蹑手蹑脚袭来！
也正是这种血腥气在提醒他，组织肯定出大事了！他背脊透湿，如同被父母扔在荒野间的孤孩，咧嘴想哭。然而，望着开满黄野菊的坡坡坎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哪里有放声嚎哭的寸土？而哭又有什么用？“江西老表”的倔与轴此时在他基因里搅动，像船桅升起：牛角尖钻到底，一条路也要走到底！他天生有着愈挫愈勇的性子。而且，他的冷静也相当“可怕”。在爬完一截又一截青石板阶梯后，他已毅然地想清楚了：这个诡谲的四月不能属于彷徨与怯弱。哪怕是头孤兽，也绝不能束手待擒！
当晚，他一个个找到“特支”的主要成员，作出决定，通知所有的骨干，从目前就职的单位和住地撤走。但撤走不是溃散，要与“特支”保持联系，随时待命：一、主要成员不能走远，选择好新的隐蔽点和联络点；二、尚未暴露的人员坚守岗位，继续观察；三、让几位擅长做生意的党员做点小买卖或变卖一些家产筹集转移等活动经费；四、想办法从外地找到党组织……
7月底，重庆热得像个吹牛不打稿子的人，牛皮烘烘的喧哗。各大报刊登了“张某”“张德明”（真名为冉益智，时任中共重庆工委副书记）叛变的自首书，其中出卖了沙磁区“特支”及书记刘国鋕（后牺牲在白公馆），北碚区“特支”及书记胡有猷（后牺牲在渣滓洞），以及南岸区“特支”及书记——公爹赵硕生……抓捕他们的通缉令贴满山城的大街小巷。
战友们忧心如焚，劝公爹赶快走，最好是投奔解放区去。公爹眼神毅然地说：“我们走了，‘特支’的其他党员怎么办？党员都走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那些学生积极分子又怎么办？谁来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让他们得以安全？我们共产党人在这种时候要有责任感，不能作鸟兽散……上海那样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我们的人都能潜伏下来，重庆还怕没有办法？党组织的上层出了叛徒，只要基层不乱，我们就有希望……那么多忠诚的基层党员是我们最可靠的掩体……中国有那么多恨死了这个腐败政府的人，保护我们的人会比出卖我们的人多得多……”
那段时间他和他“特支”的战友向洛新（解放后曾任团中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黄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尹荣福（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大昭（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广播电台副台长）、石大周（解放后曾任《重庆晚报》社总编）、刘承才（解放后曾任重庆出版社副社长）、李诗强与李诗秾（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审计局局长）兄弟等从没停止过战斗，他们转入地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找党组织；黄冶、石大周悄悄把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变卖；李氏兄弟起早贪黑，汗流浃背，辛苦做生意赚钱，以备“特支”的不时之需。
他们成为了在敌人眼皮子下沉默却危险的点炮人，他们坚韧地护着微弱的火源在黑暗的隧道里爬行。南岸的私立仁济高级护士学校某职员宿舍又成为了南岸“特支”的新联络点。每次同志们相聚时，公爹会分析时局，让大家看清前景，还会给大家讲解如何去判断是否被敌特跟踪，联络地点是否安全，遇到特务盘查如何作答，一旦被捕怎样去承受“审问”、编造“供词”，不要出卖组织与同志……
外面警笛声震耳欲聋，小屋里却春风沉醉。一帮特殊材料制成的叫共产党员的人，一帮手持青春战戟从事一桩朝阳斗争的人竟然在谈笑风生：他们口口声声地叫自己的书记为“孔乙己”，因为他瘦得实在太厉害了，长衫子似乎是挂在那单薄身架子上的酒旗，风一吹便会把他整个人裹挟走，蒿草似的长发已经淹没了那巴掌大的脸，惟余两片大眼镜在“草丛”下面闪着光。
一位叫杨心惠的同志这样回忆道：“陈然（《红岩》中陈岗的原型）被捕后不久，‘老向’（向洛新）就转移到我所在的重庆私立仁济高级护士学校来当文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局怕洋人，不敢随便来这所加拿大教会办的学校放肆，相对而言要安全些。有一天我见到赵硕生与另一人坐在我的宿舍谈事情。赵憔悴无比，一脸病容，一问才知竟是最近吐了血。我问赵：‘安全有无问题？’赵微微一笑，掏出钢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以捉迷藏的战术与彼周旋’……”
从后来许多战友回忆公爹的文章中同样可以看到他在危机四伏环境中的异常机敏、睿智和乐观爽朗。“特支”开完会后，他依然改不了“侃侃而谈”的嗜好，又会给大家侃历史侃小说，最爱聊的便是《儒林外史》中的那些喜剧桥段……“他学识渊博、谈古论今，话题不少……大家听他一摆一笑，所有的疲劳和紧张就会消除。”坐在和平的氤氲里忆当年，战友们竟越过那些黑暗中的黑，把一瞬的开怀大笑刻骨铭心！
我也问过公爹，怕不怕？他取下他那副夸张的老式黑框眼镜，用衣角擦拭，露出一种腼腆又神秘的笑容说：“当然会怕啊！但人被逼到崖壁壁了，每天都高度紧张，好像就忘了怕这件事情……”他说，他无数次从敌人通缉自己的布告前走过，看到赵硕生三个字个个都像手巴掌一样大，便会低下头扑哧笑出声——没想到自己给自己取的这名儿竟会用到这里……他抿嘴一笑，提着长衫，影子般地飘过通缉布告，留着它去被雨打风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