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供图 崔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技术限制等原因，人类习惯从陆地的视角探讨世界文明进程，目光多聚焦在陆地文物的发掘与研究上。 但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我们的蓝色星球中，水体面积占比高达71%，由人类的涉水行为，比如商贸活动、战争、活捞等形成的沉船、货物、战争遗留物等，使得水下世界同样蕴藏着大量文化遗产，成为考古的重要对象。而且据据研究表明，由于水下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含氧量等原因，除了石头、燧石，几乎所有其他材质的物品在水体环境中的保存情况都好于陆地环境。 水下文物能够为我们研究和解读古代社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展开对公元7世纪拜占庭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正式拉开人类利用水下考古技术进行水下考古的序幕。在这个项目中，考古学家首次完成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发明了水下摄影拼接技术、气升式抽泥设备、水下绘图技术等，标志着现代水下考古学的诞生。乔治·巴斯也由此被称为“水下考古学之父”。此后半个多世纪，这一新兴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在全世界的不同水域中均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伴随“南海1号”“丹东1号”等重大考古发现的面世，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南海1号”，从首次勘探被发现至今，历经30多年。这个过程也是催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宝贵过程。 “南海1号”沉船沉没水深达24米，所处的南海海域每年受台风影响的时间长，若采取原址发掘，每年的作业时间非常短。因此，考古学家创造性地提出“整体打捞”的方式：把沉船整个切割、整体打包后包裹在“大箱子”里，再整体起吊出水，运送至可调控环境的博物馆中进行发掘。“‘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是中国水下考古界在世界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迁移式保护的一个生动案例。从打捞到发掘，中国考古人员对这一古沉船遗存的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最大限度保护和利用。采集到的考古数据精确到毫米级，在全世界都是首创。”全程参与“南海1号”打捞工作和考古研究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说。
当下大众对考古越来越感兴趣，在年轻人中兴起一股热潮。相比而言，关于水下考古，大众所知较少。2022年4月22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提出“实施黄海、渤海、东海、南海水下文化遗产调查，进一步梳理、廓清中国考古资源家底”。
跟常见的田野考古发掘对比，对古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特点何在？水下考古队员如何应对水下作业的危险？愿意到水下考古的年轻人多吗？对此相关种种，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南海1号”的考古发掘领队崔勇，他主持的古椰贝丘遗址发掘和“南澳I号”的发掘工作，曾分别荣获2006年度和2010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崔勇
在深海考古方面
我们已经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站在同一个平台
封面新闻：在水下考古，首先就会遇到很多技术难题。整体打捞这艘船就动用了很多科技手段。除了被媒体描述较多的整体打捞过程之外，关于“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发掘、考古过程，还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但外界不太知道的？
崔勇：我们发掘这个沉船本来就很难，一个是沉船的船货量太大，已经超出我们一般的想象，第二我们发现，这个沉船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打捞出来，在发掘过程中我们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前期研究和方案的制定，所以发掘的难度还在于，在可控的范围里，进行精细化发掘。相当于在一个实验室里进行发掘。这种实验室式的发掘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发掘出来的信息量也是非常丰盛的。
封面新闻：在我的理解里，与墓葬群性质的遗址多是与祭祀相关不同，“南海1号”商船遗址是一艘在大海上行驶中的货船，相当于一个小而全的生活单位，给后世的人带去了很多当时年代的生活信息。比如当时的人的食物、住宿、娱乐方式等。作为直接参与“南海一号”发掘和考古的一线工作者，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崔勇：水下遗址也分两类，比如被淹没的古代遗址，就是水库、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水下遗址。还有一类就是沉船，沉没的遗址，像南海1号这样的。我一直认为，沉船遗址相当于一个时间胶囊。它把某一个时代切片完整地保存下来。沉船既是最小的等级社会，又是高度浓缩的生存单位。一艘船以及它所能容纳的元素，船长、水手、商人还有货，相当于一个高度浓缩的小聚落。它所能反映的不单单是船载货物，还有时代和航路等时空信息，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这样一来，它就比田野考古某个单独的祭祀遗址、墓葬遗址的信息更多元，更综合。而且船在沉没之前，是现世存活的一个单元，可以从中获得当时活人的生存元素信息，这也是沉船考古遗址的特点。
封面新闻：从1987年“南海一号”被发现至今，您跟这艘古沉船打交道了三十多年。在这过程中，你还参与了其他项目的水下考古。在“南海1号”之前，中国还没有水下考古项目。经过这3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水下考古，在技术上是处于怎样的水平？
崔勇：“南海1号”的整体打捞是世界上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次。未来“长江口二号”可能会使用第二次。沉船整体打捞技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受认可的。前几年，我们还有一个瓶颈就是深海考古：我们只是一般是50米以浅，但是美国、法国，他们已经做到了深海，甚至深到1000米的都在做。从2018年开始，我们也突破了这个界限，下到了最深1000米的海底去做水下考古调查。这个就和水下考古领域最先进的一些国家，已经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了。在全世界，能进行深海考古的国家，确实不多。
崔勇在水下考古
“南海1号”考古挖掘出的瓷器超3000亿美元？
近乎瞎扯
封面新闻：在图片和视频里看到，这沉船上运载的瓷器之美好，让人对南宋那个时代有了更具体、细微的认知。在海底沉寂800年的瓷器，跟在水面上的保存800年的瓷器，有什么区别吗？
崔勇：跟金银器相比，瓷器的特点在于，它除了少部分是作为收藏的艺术品进行欣赏之外，最主要的用途是生活实用。既然是实用，就有一个使用年限的问题。不可能一个瓷碗用50年或者100年都不会打碎，所以瓷器使用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最后的归属基本就是破损。能长久流传下来的，毫发无损的，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还是很少。而跟着船一起沉在海底800多年的这批崭新瓷器，由于淤泥比较厚，虽然有一些腐蚀，但总体处于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无氧状态。瓷器釉面烧得非常好，釉结合得非常好，海水几乎渗透不进去，光泽度就非常好，就跟新的一样。这是在田野考古发掘里，很难找到的。
封面新闻：关于“南海1号”南宋古沉船，网上有不少相关介绍的视频，或者考古类电视节目片段。面对大众的传播，一般容易有哪些误区，或者容易出现不准确的东西？我看有不少人把关注点放在船里面的财富，说里面的瓷器价值连城，甚至还估价说挖掘出来的瓷器，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说法靠谱吗？
“南海1号”考古发掘现场
崔勇：如果那些节目做专题有跟我们合作，比如说采访到我的同事、搭档等参与“南海1号”考古挖掘、研究的人员，那获取的资料可信度就会比较高。但我也看到，一些信息主要是为了博人眼球，比方说南海1号中考古发掘出来的瓷器有8万多件，价值可以高达3000亿美元，这绝对不是从我们专业考古人员嘴里出来的。在科学工作者看来，价值和价格不是一回事。我们基本上不谈价格，我们只谈价值。当然，社会上很多人会关注价格，说南海1号里的瓷器能值三千亿美元。 这几乎近乎瞎扯。其实算也算不出来。因为当艺术品是一件孤品的时候，它是一个价，但是当出了一万件的时候，市场价就没法参照了。它不是简单的一件孤品的价格乘以一万，不是这么算的。
“南海1号”出水瓷器
很多年轻人愿意从事水下考古
但要优中选优，淘汰率非常高
封面新闻：水下考古与田野考古之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区别？
崔勇：目前国内大学还没有专门设“水下考古”这个更细分的专业，人才都是在考古系里面统一培养。但考古界大概两三年会办一个“水下考古”培训班，还是挺热门的。我们现在做水下考古的，都是考古系毕业的学生，再来学潜水，学水下考古的。但水下考古不是考古 潜水这两个简单的相加。因为水下考古除了会潜水之外，还要掌握很多其他相关知识。就工作的方法来说，水下考古和田野考古的区别挺大。因为水下绘图，可供作业的时间有限，就需要使用一些更适合水下的方法，比方说用声呐。但不得不说， 做考古，比起采集资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消化资料的能力。
“南海1号”出水文物
封面新闻：现在中国的水下考古队伍、人才是怎样的状况？
崔勇：还是有不少年轻人愿意干这个。问题在于入行门槛比较高。除了需要系统的考古专业学习经历，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是身体要好。要优中选优，淘汰率非常高。
封面新闻：对于普通人来说，“水下考古”给人的感觉是技术难度高，比较危险。包括我看到你在文章中也提到，你也曾在水下工作时，遇到过生命危险。
崔勇：不管任何行业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当然潜水的危险系数的确要高于很多其他行业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其实越是危险系数高的行业，相关的规范性就越严格，其实也更能保障安全。因为越危险的事情，人们会越谨慎。而且，水下考古中潜水的危险性，跟一般的商业潜水还不一样。作为考古的潜水，会把安全作为绝对第一位，不会功利主义，会把安全系数尽量放大，不追求投入产出比。这样，危险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像“南海1号”这样的古沉船可能还有2000多艘 ？
“不可完全当真”
封面新闻：有人根据古籍中的相关记载判断，在南海那片海域，还会有其他沉船。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在南海地区，像“南海一号”这样的古沉船，可能还有2000多艘。这个说法靠谱吗？
崔勇：在我看来，这个数字不可完全当真。据我所知，这个数据是一个人根据在中山图书馆查到的古文献记载中关于沉船的记载，估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古代文献关于沉船的记录，很多时候，都不是很精准，像“沉船十万”这样的字眼，都是需要进一步核实。如果工作做到位了，进行大面积的摸家底工作，突破2000艘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航海的历史很长。比如在意大利那边，他们掌握的地中海沉船估计都有上万艘。
封面新闻：我发现，关于“南海1号”沉船的故事，目前似乎很少进入到文学或影视作品的故事表述中。按理说，沉船应是很好的戏剧化素材。比如“泰坦尼克号”。
崔勇：“泰坦尼克号”之所以能成为很好的影视故事，应该是因为，这艘船上有幸存的人，不断回忆这个事件。所以它沉船的整个过程，大体是可以复原的。再比如“致远舰”，甚至在还没有被找到的时候，相关的故事，比如《甲午风云》就已经出来了。但“南海1号”跟这些都不一样在于，它主要是物的故事，关于船上人的信息较少。如果非要在文艺作品里讲这个故事，就需要大量的想象、延伸、艺术演绎的部分。如果有人真的想写“南海1号”的故事，或者根据“南海1号”来编一个故事，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这跟我们考古人员的工作就关系不大了。
“南海1号”考古发掘现场
封面新闻：现在不少考古学家，也开始写一些面向大众的非学术的书。作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你与“南海一号”这艘传奇沉船打了30多年的交道。你考虑过要写一些关于这艘沉船的通俗作品吗？
崔勇：其实我也写过考古类的书，但是关于“南海1号”，还没有开始写，首先还是要把专业报告整理出来。而且我现在毕竟还没退休，手头上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等退休后，可能会开始写。资料我都保存了很多，要写起来并不难。
封面新闻：就您本人的体会来说，一线考古与历史研究之间的互动是怎样的？
崔勇：这两者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更准确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只是手段和方法各有侧重，可以彼此促进、相辅相成。考古人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还没有被文献记载过或者记载有误的某段历史信息，用实物资料的方式准确“读”出来，形成考古报告及时公布出来，供研究历史多个领域的学者来使用，对文献进行纠偏或者补充。然后再把它变成文献记载的历史，给大家普及。根据考古最新材料所修正过的文献，反过来也会帮助考古人员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方向更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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