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成为田先生的门徒，并非缘自我好学上进，亦非出自诸如程门立雪之类的虔敬，是源自我的钝拙与不自信。
一九七七年初，我进大城一中读书。是年，正逢中国文革后恢复高考，中国的读书人又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于我来说，考大学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先是“反潮流”，每天的功课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写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后来，又盛行谁交白卷谁光荣……从小学到初中，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虽进了高中，也只是滥竽充数而已。
1979年7月7日至9日，我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貌似潇洒地参加了高考。所谓貌似自然是虚的，假的，所谓潇洒，就是放松，是不当一回事。说来也怪，我的貌似潇洒反倒帮了我的忙，高考成绩居然出乎预料的好，(我所说的好当然是跟我自己平时的成绩比)，竟然上了中专的录取分数线(那时的高考政策还是大中专一张卷)，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去上中专，而是选择了回校复读，就这样，我成了田老师的学生。
田老师名讳旌升，那时的他，该是四十岁上下，身材不高，微胖，肤色略黑，最令我难忘的还是他那双眼睛，算不上大，但也绝算不上小，圆而且亮，并且是格外的亮。与他对视，不由你不生出几分敬畏之情。所谓“敬”者，是缘于那目光的深邃，“畏”则缘于那目光的犀利。
第一次见到田老师，是在复读班开学的第一天，走进高二七班的教室，按座次表找到自己的座位，班里的同学大都是熟人，并无多少陌生感，只是讲台上坐着的老师虽有些眼熟，却叫不上名字来，只是那镜片后的目光让我不敢小视这位老师。跟身边的同学打听，他小声告诉我，他就是田旌升老师，我们的班主任。
大概是因了那个上了中专录取线的分数,我对学习的态度认真了许多，考大学也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然而，克服心理上的弱点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记得那是在复读半年后的一次全县模拟考试中，我竟毫无缘由地考得一塌糊涂，刚刚树立起的一点自信又被一瓢冷水浇得无影无踪了。
成绩出来后的那天下午和晚上，我没去上课，一个人在白马河边的树棵子下躺了好几个小时。初春的天气很冷，而我的心比天气还冷。
第二天上午，我还是不想上课，一个人在宿舍躺着，目光迷茫地望着距我的头不过一米高的屋顶（我们的宿舍是上下两层的大通铺）。大脑里翻来覆去的思绪满都写着一个“悔”字，当初还不如上中专了，逞那个强有啥用，到现在考成了这个样子，别说上大学，恐怕连中专都考不上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把我从懊悔绝望中唤醒，“李东辉，你给我起来！”声音不大，但很威严，我抬起头，是田老师，他只看了我一眼，转身出了宿舍。此时，我才发现，已经是中午放学的时间了。同学们拿着饭盆纷纷朝食堂走去。
田老师把我引到空无一人的教室，隔着一张课桌，我与老师面对面地坐定，这是我第一次和田老师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只看了他那双眼睛一下，我就再也没有和他对视的勇气了，低着头，一语不发。许久，田老师开口了：“是不是不打算复读了？”我心一怔，忙下意识地答道：“没有，”“那为什么不来上课？”话音不高却颇有力度，我无言以对，又是沉默，我做好了被批评，被斥责，甚至被挖苦的思想准备。在我的印象里，老师跟学生谈话，除了教训，就是斥责，久而久之，就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更何况像我这从不讨老师欢心的学生，挨一顿臭骂也是情理之中的。
田老师没有训我，他以令我难以置信的温和对我说：“看到你没来上课，我很难过，”大概是从未受过这样的礼遇，我发自内心地对田老师说：“田老师，我错了，不该惹您生气。”田老师说：“我没生气，只是为你感到可惜。”我抬起头，不解地望着田老师，此刻，他的目光不再那么犀利，满含父亲般的慈爱。田老师看到了我目光中的不解和疑惑，就继续说道：“一次考试失利就如此一蹶不振，这哪行啊!你要是每次考试都那么优秀，还来复读干什么?模拟考试就是为了发现问题，及时补救，我跟你以前的班主任了解过你的情况，也知道你去年的高考成绩还不错，你不笨，只是基础知识差一些，努一把力，考大学是没问题的。”
老师的一席话，重燃了我堪堪将灭的希望之火，我小声问了一句：“田老师，这是真的吗?”田老师笑着对我说：“只要你努力，我保证你能考上大学，除非你自己不努力，不争气！”我又下意识地问了一句：“真的吗?”田老师笑着朝我点着头说：“你是咱们这个班重点培养的苗子，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思，也是其他几位任课老师的意思……”
从那天起，我觉得每一天的太阳仿佛都是为我升起的，从前的不自信已离我远去，我甚至惊讶于自己的智商竟是如此之高，学习也变得无比的轻松，无比的顺利，无比的快乐！偶有失利，也是把它当成查漏补缺的机会，深为自己在高考前发现了它而感到庆幸，每每和田老师的目光碰在一起，我看到的满都是期待、鼓励和欣慰，于是，就倍加努力，就满怀信心了！
一九八0年高考，我名列大城一中文科第一。后来，跟几个考上大学的同学说起田老师，我不无得意地把田老师跟我的那次谈话说给他们听，没想到，他们竟都不约而同地想起田老师跟他们都有过类似地谈话。究竟是田老师慧眼识人，还是田老师给我们的心理暗示改变了我们？我以为，后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至少对我这类心理素质不好的学生而言是这样的。并且，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考大学的范畴，它让我受益至今。
我读大三的那年，田老师离开大城一中，到县教育局当了副局长，放假去看他，总觉得他少了教书时的那股精气神儿，目光里多了几许沉重与无奈。后来，他又回一中教书了。虽然还当着一个副校长，但总算又有了从前的精气神儿。再后来，我就病了，眼睛就失明了。田老师和王同刚老师满头大汗地骑自行车到八里外的乡下来看我。再后来，田老师就退休了，回了涿州老家。学生们都劝他留在大城，有点大事小情的也好有个照应，田老师却说：“还是回去吧，在外面教了一辈子书，也该回家看看了！”
失明后的第五年，我回到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一路摸爬滚打过来，虽是伤痕累累，总算没辜负前辈师长、亲人、朋友对我的关爱与扶持。2006年春，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黑暗中的触摸》。忐忑不安地送了先生一本，先生很高兴，甚至有些激动，话语中满是对我的褒奖之词。我请先生对我的书多加批评指正，就像二十多年前批改我的作文，先生说，一定好好拜读，又是一句让我不知如何是好的话。
半年后，先生打电话过来，他说已经把我的书读完了，并作了校订批改，他告诉我说明天师妹((先生的小女)要来廊坊办事，可以把他的批改意见带给我。
第二天，我从师妹手里拿到一本线装的十分精美的小册子，师妹说我那本书成了先生的宝贝，每有客人来访，他就拿出来给人家看，说这是他学生写的。师妹还说，先生每天都要翻看这本书，但看得很慢，一本二十万字的书，他竟看了大半年！师妹还说这本小册子是先生亲手装订好的，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当晚，妻下班回家，我拿小册子给他看，她笑着告诉我，先生在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一行字—拜读《黑暗中的触摸》小记!
翻开这本足有四五十页的线装小册子，都是先生对我那本书的校订与批注，小到每一页的标点和错别字，大到一篇文章的批改意见和他的阅后评语，都是那么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标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妻满含感激地说：“这得下多大工夫啊！田老师对你真好！”
从此，每有客人来访，我就拿出那本小册子给他们看，给他们讲我和田先生的故事，然后，就把《拜读“黑暗中的触摸”小记》小心珍藏起来。
作者李东辉，1984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因病导致双目失明。此后开始文学写作，发表散文、随笔、小说三百余篇，百余万字。散文随笔集《黑暗中的触摸》获廊坊市第八届“文艺繁荣奖”，首届全国残疾人优秀作品二等奖，散文集《在看不见的世界中》获首届“浩然文学奖”二等奖，第九届廊坊市文艺繁荣奖特等奖，散文《我没有草原，但我有过一匹马》获河北省第一届散文大赛第一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