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一个暴风雪来临前的早晨，一个饥寒交迫的孤独护林员，一个刚刚失去战友的警察，一个身份存疑的老光棍，一个“即将到来”的盗猎者……重重迷雾之中，真假警察身份扑朔迷离，衡量站边的每一刻都可能是生死一线间，拉满的悬疑感里满是关于人性善恶的判断题和选择题，而最终的答案，是一场引人深思的罗生门……
《一个和四个》海报
本月闭幕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主竞赛单元的一部华语片惊艳亮相。《一个和四个》这部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发生于神秘藏地，但绝不是这些年逐渐走进观众视野的“藏地新浪潮”那卦的深沉文艺片。《综艺》的影评人评价“影片的类型化表达很好地唤起禁欲主义和冰冷的、存在主义的中间地带，以至于让你难以眨眼”。
《一个和四个》入围第3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95后导演久美成列，是东京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竞赛单元入围者。《一个和四个》是他的首部长片作品，久美成列展现出对于影片节奏极佳的控制力，88分钟的剧情中不断让观众跟随护林员的视角置身于扑朔迷离的生死抉择中，并不断推翻看似已经给出的蛛丝马迹和线索。
这位导演还有另一个身份，著名导演万玛才旦的儿子。万玛才旦近年来以《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影片在海内外各大影展大放异彩的同时，也逐渐带领观众来共同审视备受外来文化冲击的藏地生存处境和藏民的精神世界。而在他带领下逐渐崭露头角的松太加、拉华加、德格才让等藏族电影人，也都以各自的视角开始了他们所理解的藏地故事的讲述。
久美成列
久美成列和上述一批藏族电影人的成长路径并不相似，他从小学阶段就离开故土，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大城市对于他，是比遥远藏地有着更直观认知和体验的地方。尽管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久美成列倒也没觉得拍电影会是长大后顺理成章的事。
小时候的久美成列一度是个“段子手”，课余时间喜欢编排小品演出来逗同学们笑。青春期的时候他迷恋画画，从艺术入手，开始进入更深层次的自我观察。父亲总是很忙，能够给予的关心并不算多。久美成列第一次在电影中找到共鸣是看到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里面女儿对于钢琴家母亲爱恨交加，也曾一度拼命练琴想要博得母亲的关注。他好像在电影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看到电影能够给人生做出绵长注脚的力量。
他也一度并不喜欢父亲电影里的沉闷，说起小时候父亲给他和亲戚放电影的经历，他记得亲戚呼呼大睡，他也三心二意玩着手机。虽然随着知识和阅历渐长，逐渐看到父亲平静影像下潜藏的暗涌而感动震撼，但他也深知这样的暗涌和普通观众之间隔着并不容易跨越的文化壁垒。而他更愿意把自己划归为“普通观众”，用一种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视角去讲述他感兴趣的主题。
东京首映结束后，澎湃新闻记者和这位年轻的95后“影二代”聊了聊他的这部长片处女作，以及他独特的成长路径，和作为新生代电影人对于当下电影处境的思考。
【对话】
展现人性多面的“罗生门”
澎湃新闻：第一次作为导演的身份，让自己的作品和观众见面，收获的反馈和你预想的差不多吗？
久美成列：一开始我挺担心的，怕东京那边的观众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类型片，可能像《八恶人》《罗生门》之类的，觉得没有新意。我担心观众可能会感受不到片子所力图表现出来那种氛围感，还有人的心里面的比较细腻的东西，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挺喜欢的。
《一个和四个》剧照
澎湃新闻：《八恶人》《罗生门》这两部片子也确实是一些观众看完《一个和四个》后觉得会联想到的，对于这些经典的大师之作，你受到的影响和想要着力去突破的分别是什么呢？
久美成列：《罗生门》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电影。最早我看《罗生门》的时候，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从自己的角度去阐述一件事，试图美化他们自己，这样的叙事角度很酷。但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没有太理解这个故事里它想传达的这种人性比较自私的部分，后来学习电影以后，跟一些前辈一些老师去聊，就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在写《一个和四个》这个剧本的时候，也是不断地去挖掘每个人这种自私的部分和每个人行为的动机，想把人性复杂的部分呈现得更多一点，而不仅仅是叙述一个谁是盗猎分子，谁是警察这样一个简单身份的分辨。《八恶人》可能是很多这种空间上调度的东西，对我来说还挺值得学习的。
澎湃新闻：电影最后并没有很明确地解释一个客观意义上的真相，作为导演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致力于营造这个罗生门，还是心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现实版本的存在？观众怎么样更好地破解导演其中的一些密码？
久美成列：当然是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你需要想清楚每个人物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来这，他来跟这些人交谈，他有什么目的，这些东西是跟他的身份背景有关系的，把这些想清楚事情，才会更接近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的确对我来说，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包括在原著小说里面它的结论也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是想呈现这种极端情境下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能爆发出来的人性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面相。
《一个和四个》剧照
澎湃新闻：关于盗猎者和护林人的生活，要去做一些功课吗？
久美成列：对，我们做了很多的功课，开拍之前我们一边在这边置景，一边去找当地的护林员。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找到那些护林员全都是90年代在这里工作的，他们的那种生活跟我要塑造的人物完全吻合。那个年代信息条件特别闭塞，他们在林子里面发现了一起盗猎的事件，想要给警察汇报，必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打一个公用电话。他们吃饭需要提前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把粮食储备好，遇到大雪封山或者极端情境的话，他们可能就吃不上饭了。那种生活状态是非常原始并且孤独的。
关于盗猎者也很有意思，我记得一次看景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想搭车，路上我们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以前是盗猎分子，把我激动坏了。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点是，那次我们接上他的时候天都快黑了，突然他就说“看，那有一匹狼”。我们就怎么看都看不见，他却说很清晰。实际上那匹狼在800米开外，还灰不溜丢的，我们真的啥也看不见，所以盗猎分子到老了还是异于常人的敏锐。
澎湃新闻：关于片名《一个和四个》，我们看到的是护林员遇到三个人，那第四个人，是怎样的考虑？
久美成列：一个和四个，表面上看是护林员和他遇到的另外四个人。当然有一个很容易让忽略的人，是那个死掉的警察。其实是这个关键的人，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对于护林员的世界来说也是一次更大的打击，就是它离真相似乎就近在咫尺了，但是又一下子远在天边了，这个人很重要。
同时，我看小说的时候，说实话跟现在的理解不一样。我当时理解和大多数观众一样，也是护林员和闯进他们屋里的人，但在我不断改编剧本的时候，我把原本是一个意象的鹿变实体了，它真实出现在了空间、这个故事里面，甚至最后的时候他成为了和护林员对视的最后一个生物。做好成片之后，我对这头鹿的感情就越来越深了，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大的慈悲心，看破不说破，就像佛祖一样可能静静地看着发生的一切，让你们去感悟。“一个”可能是这头鹿，它是一个来自于另外一个空间维度的视角和生命。
《一个和四个》剧照
不一样的藏地叙事
澎湃新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藏地原来、是一个非常适合类型片生长的土壤，信息闭塞，风貌独特，你对这方面有怎样的思考？
久美成列：对，我觉得藏地的确是有各种各样题材的故事值得被发展成影片，比如说我从小就看一些神话故事，当时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拍出来该多么吸引人，它所描述的世界是在我没有看到它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到的。
还有我觉得藏地的人，他本身的性格和个性，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这里面也蕴含着很多能够发生故事的可能性。比如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朋友跟我聊到以前的藏族军人他们打架，他们打累了后就会说“累了，先别打了，先吃顿饭”，然后每个人就从自己的帐篷里面把糌粑拿出来吃饱了，然后继续打。这种东西它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人的特有的一种精神，非常适合发展成一些很有特点的类型片的故事、模式。
《一个和四个》剧照
澎湃新闻：过去我们看藏地的电影，似乎是一定要和它的地域、信仰、历史这些身份去结合的，到你这一代的时候你觉得这种文化的影响有所淡化吗？在你处理这一组人物关系的时候这些背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久美成列：我先说说我的前辈们，因为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一轮或者两轮，所以他们很自然地经历了变迁的过程，比如说有外来的文化进入，让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从比较游牧的方式进入到城市化，这些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很深刻的生命体验。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他们理应去表达这些对他们的确深有冲击的感受和事件。
对我来说，我出生的时候可能已经处于剧烈变化的末端，所以我就更直接地接受了变化之后的样子，也没有他们那样的精力去专门思考很多东西，去感触那么深，所以我可能暂时还没有去想拍那样类型和主题故事。当然在这个片子里面的确就是它的地域，它的社会的背景，它的历史，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故事。
但是你要是说我完全没有考虑的话，也不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自然在构建人物的时候自然生长的，比如说在我们写剧本的时候，曾经试图把其中的一个警察设置成藏族。但是我的体验告诉我，一个本民族的人，他会更相信一个本民族的人。继而某种两难的平衡就会单纯的因为一个身份认同被打破，那故事就很难成立。所以这种对于民族关系或者说现在这种社会处境对我创作这个剧本还是有影响的，但不是最重要的。
《一个和四个》剧照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成长背景里，受藏地文化的影响是怎样的？
久美成列：我是在12岁的时候来北京，大部分学习的时候觉得自己和城市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藏文。后来家里面的人为了不让我丢掉本民族的文化，给我去找一些老师让我去寺院里学习，之后又有一年专门回到老家去学习藏语和藏文化。那一年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我会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人，对于宗教、生命的理解都有所改观。
父辈的光环和警惕
澎湃新闻：你的父亲万玛才旦是藏地导演的代表人物，这种“子承父业”对你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吗？是在怎样的机缘下选择了电影？
久美成列：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也不太希望别人说我在走跟我爸一样的路，但每个人他的生命轨迹的确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可能最终也是命运使然，让我去做电影。我之所以真的想做电影，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有一种表达欲，比如说想去画画，比如我从小其实是个特别爱演的人。
我感觉我对电影的认知的不断加深，是源于我自己其他的一些生命的经历，还有我自己心理的变化，然后才会去比较严肃地看待电影这个事情。比如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特别爱喜剧小品，去让大家感到高兴，哈哈大笑，我就特别满足。但大概到了初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大家对我的期待就是让他们笑，我突然很反感自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面比较严肃的那一面就被激发了，我就想去挖掘我自己内心更细腻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在画画的时候，每一个笔触，它给我的感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我非常享受在这个过程去思考我的每一个行为对我心理产生的这种影响。再后来我到藏区去了解历史，去经历了一些生死的场面，亲人去世参加葬礼去帮忙，种种电影以外的东西，是这些慢慢在塑造我的人格，并且把我指向电影。
《一个和四个》剧照
澎湃新闻：有一个著名导演父亲对你的成长以及电影审美的养成有什么样的影响？
久美成列：其实导演这个身份对我来说我没什么感觉，但确实从小父亲会带我看很多电影，有些我看得懂，有些看不懂。我记得真正电影给我带来第一次共鸣，是看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那里面讲了一个学钢琴的小女孩，得不到身为钢琴家母亲的关注，即使她拼了命地学，拼了命地弹，还是被母亲忽视。而她的母亲告诉她，我不希望你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当时给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当时的确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会写一篇小说或者说创作一幅画出来，第一时间就想给我爸看，特别希望能得到他的鼓励和表扬，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某种畸形，所以当时那个片子非常打动我，也让我去思考电影和我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再到后来不断地去看电影，不断地去了解一些导演，他们为什么想拍片子。我也渐渐明白创作者应该真诚地去把自己内心的深处的东西去跟观众分享，慢慢的电影在我的生命里占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包括到现在拍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之后，我也更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导演，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创作，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去讲什么样的故事。
澎湃新闻：真的成为导演之后，父亲的光环会是一种压力吗？这部电影他作为监制你们是怎么合作的？
久美成列：他主要是在文本阶段，还有最后剪辑阶段给我的意见比较多，在现场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没有让他过来，因为我希望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片子，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能力和我自己的认知去拍一个我想拍的故事，所以不希望在片场的时候他介入进来。当然他有很丰富的经验，包括怎么样去写台词，怎么样把情节写得更生动，然后在剪辑的时候怎么样结构调整得更合理，因为这是一个类型片，最终还要面对市场，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如何让故事的节奏更紧凑更好看一些，都给我提了很多建议。
至于说所谓光环带来的压力，我觉得这种问题对我来说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的确我可能有比别人幸运的地方，但我所能做的就是尽我自己的所能去把自己的片子拍好，我也希望自己是有能力能够帮助到身边其他人的。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独立的，不会被一些有色眼镜去干扰我自己的生活和创作。
澎湃新闻：这些年上映的藏语电影也不少，但几乎还是会面临一个抵达观众的瓶颈，你会通过观察父亲和其他藏族导演的影片思考和大众的关系吗？
久美成列：对，其实说实话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观众。在没有去我的老家学藏文化的那一年之前，看我父亲的片子，包括看一些其他的导演的片子，真的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共鸣，或者说让我很震撼的东西。可能因为的确生长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他们去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其中的文化语境和生存处境我也觉得和我离得很远，对普通的观众来说，肯定会有天然的鸿沟，让大家对这种题材的故事不会很感兴趣。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给我和另一个藏族亲戚放他的片子，我看也不是太看得下去，那个亲戚干脆就睡着了打呼噜，他睡得特别香，我就发现即便是藏族观众，对电影的认知也是有局限性的，用文艺片的方式，非常隐晦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的话，很多人就是看不到那个点，普通观众还是喜欢看有刺激感的片子。所以我也会希望自己拍的故事在这方面是能够再往更多人能够觉得好看的方向上走一步。
当然，后来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藏族的历史，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理解之后，他们的很多电影也让我非常感同身受，给我印象最深，到至今都十分震撼的就是我父亲的《老狗》。
澎湃新闻：这次你入围东京另一个让大家很惊艳的点是你是这个影展入围主竞赛的导演里最年轻的。你作为一个95后，我也好奇你们这些生活在流媒体信息更发达，拍摄门槛已经变得非常低时代的导演，怎么看待当下电影的处境？
久美成列：这个问题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经历。18年的时候，我跟我的父母亲去了一趟纽约参加一个活动，晚上我们走到了纽约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想去看个电影。结果进去之后跟我在中国经历的场景完全不一样，整个电影院就感觉像是个末日电影院，空荡荡的，甚至连个工作人员都看不到。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电影院里面有一些流浪汉在睡觉，一直睡到片子结束。当时这个场景给我的震撼很大，就是我觉得电影难道在纽约人的生活里面这么不重要了吗？那个时候我读大二，刚刚学电影不久，直接让我对导演对电影产生了质疑，到底我学电影还有没有意义？
但回到中国，我去到电影资料馆，去到北京一个叫林象词语放映的地方，发现他们会放一些非常独立的导演的电影，而这些场次常常都是爆满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有激情，他们非常乐意在结束之后跟导演去交流问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我就觉得在当下这个时代，可能人们已经对那种哗众取宠的电影不感兴趣，他们更在意自己内心的东西，想通过看电影去挖掘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关于社会、生命、历史、心灵的一些问题。而这样的电影肯定是永远都不会被取代，也永远都会存在它的价值的。所以可能在纽约被电影院被打击的信心，在这些放映场合被找回来了。
责任编辑：张喆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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