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宗华
说起影响因子，几乎没有科研人员对它是陌生的。
在国内学术圈，影响因子曾叱咤风云多年，因为其与学术影响力、职称、基金、奖励等息息相关。
国外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教师的任命、晋升以及科研项目的获取，会把研究工作发表在所谓的“高影响力”期刊上作为重要依据。
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不恰当地依靠期刊影响因子进行科研评价的做法屡屡发起挑战。
然而，4月11日，《自然》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北美40%的研究型大学在决定提拔谁时都会考虑期刊的影响因子。
这份报告对美国和加拿大129所高校的800多份文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型机构中，约40%在用于员工考评、晋升和终身职位评审的文件中提到影响因子。
一项对北美129所高校进行的调查显示，有23%的高校在用于晋升决定的文件中提到影响因子。
大多数和影响因子相关的提法支持在学术评估中利用期刊影响因子。
这些数据表明，很多大学正在使用一种被广泛批评为粗糙且具有误导性的指标，来评估科学家的工作质量及其表现。
英国拉夫堡大学研究政策负责人Elizabeth Gadd认为，“这表明，这些机构可能并没有仔细考虑过想要什么样的员工。”
期刊影响因子是衡量发表于某一特定期刊的文章在过去两年中平均被引用次数。出版商经常宣传这个数字，以反映期刊的质量。
同时，很多学者和评审小组已将影响因子作为判断一项研究的质量、重要性和声望，或者评价发表该研究的科学家的一种快速方法。
这惹恼了很多学者。他们认为，影响因子传播了一种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不健康的研究文化。他们希望高校在招聘和晋升流程中不再使用这种衡量标准。
此前研究表明，影响因子并不是很擅长预测科学家的表现，但并不清楚招聘者以这种方式使用该指标的频率。
为掌握影响因子的流行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神经生理学家Erin McKiernan和同事收集并分析了来自北美研究机构的864份同考评、晋升和终身职位评审相关的文件，并在4月9日出版的PeerJ预印本上发表了他们的分析报告。
McKiernan等人利用一款软件分析了这些文件，软件的作用是标记与影响因子相关的特定术语。随后，他们阅读了文件子集中的相关段落，以了解研究机构如何以及为何使用该指标。
不到1/4的研究机构在其文件中提到了影响因子或与之密切相关的术语，如“高影响力期刊”。但在调查的57所研究型大学中，这一比例升至40%。相比之下，在专注于硕士学位的高校中，只有18%提到了期刊影响因子。
在研究型高校涉及期刊影响因子的文件中，有超过80%的文件中的语言鼓励在学术评价中使用影响因子。只有13%的文件对这一指标提出了警告。
其中一些语言还倾向于暗示，高影响因子与更好的研究有关。例如，61%的相关内容将影响因子描述为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35%的相关内容认为它反映了工作的影响、重要性或意义。
“现在，我们有了数据来显示学术评估正在经历什么。”McKiernan表示，她预计在此类文件中明确使用影响因子的研究机构比例会更高，而他们的结果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McKiernan补充说，在学术评估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间接提到影响因子的术语，比如“顶级期刊”或“高级期刊”。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结构生物学家Stephen Curry表示，对于大学来说，想出其他评估员工的方法至关重要。
“对研究人员的评价应基于他们所做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他们在哪里发表了论文，同时应对他们在发表研究论文之外所作的很多贡献给予肯定。”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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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真能决定命运吗？
贾伟
近年来，国内高等学府门槛越来越高。
据说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一线城市的好单位对一个正高职位开出的条件是：一篇CNS文章或者两篇CNS子刊文章，外加2～3篇影响因子10分左右的文章。
如果以副高（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入职，则需要工作5年，产出至少2篇影响因子10分以上的文章以后，才能申请升正高。
这样的要求，换成十几、二十年前，可能超出两院院士的入选标准。
上个月底（2017年1月底——编者注），我们单位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会议。
报告人中有几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诺奖获得者，其中一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Randy Schekman。
Schekman获得诺奖后干的一件大事，便是在《卫报》（The Guardian）撰文大肆抨击CNS三大期刊，批评它们带头用“影响因子（IF）”来衡量学术水平，搞坏了整个学术评价系统。
这次他老也不例外，在报告快结束时话锋一转，用超过十分钟的时间“攻击”了三大期刊以及它们所导致的IF崇拜现象。
其实，很多科研人员都明白，论文的影响与学术水平其实不是一回事。好的科研往往独辟蹊径，所出的成果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会慢慢被主流接受，在短期引用率上反映不出来。
论文IF的计算基于短期（两年）引用，所以要追求论文的IF，意味着我们必须做热点性、跟风性的研究工作。
事实上，崇拜高IF期刊是个国际性潮流，并非中国科技界所独有。但西方高校还是有一系列的机制来予以平衡的。比如在人事招聘和升迁中，同行评议结果具有非常高的权重。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基金的个人介绍格式就可见一斑，新版的格式不让你一味罗列文章和影响因子，而是让你准确地写出你对科学所作出的贡献，每个贡献下至多列四篇支持性文章。
在这里，我不打算过多讨论期刊的IF问题，而是想说一个细思恐极的现象：很多人的科研人生，或者严格地说是全部人生——包括单位收入、住房面积、婚姻、孩子学校，甚至你的交通工具以及你碗里的红烧肉，都与你发表论文的杂志“IF”直接相关。
也就是说，学者们把自己一生中的大事全部交给了那几个杂志社来决定。
我们一直说的“知识改变命运”，在现实中应该改成“论文改变命运”，或者更直接地说，你论文的IF决定了你的命运。
反过来想一想，其实杂志社只是杂志社，它们与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有太大关系，当我们找工作时，它们连封推荐信都写不了。
与Schekman观点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这三大杂志社本身有啥问题，从商业办刊角度来看，它们追求高影响因子并没有错，况且它们的文章质量应该是同类中最好的。
问题是我们有些科研管理者志大才疏，被少数几个自认为是科学精英的言论所蛊惑，盲目崇拜高IF期刊，主动伸出双手套进对方的“镣铐”。
（作者科学网博客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u/weiji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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