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已播放大半快接近尾声了，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剧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古长安城中所出现一些名词以及关于唐代风物的相关解析。本人并非专业人士，如有疏漏错误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多多谅解。
1.天宝：（公元742年正月—756年七月）
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共计15年。天宝三载正月朔改“年”为“载”。
纪年依次为：天宝 元年 二年 三载 四载 五载 六载 七载 八载 九载 十载 十一载 十二载 十三载 十四载 十五载。
改开元为天宝的原因：
①唐玄宗认为一生中的大事都已经办完，想要开始享受成果。
②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的同辈兄弟死两人，为了避晦气，改元天宝。
③地方官吏给玄宗上了一个祥瑞，是促成改元天宝的直接原因。
原著所写的时间点为：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巳正。
2.十二时辰制：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十二个时辰用十二地支的名字命名，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个时辰又分为八刻，一刻相当于15分钟，初指的是前四刻，正指后四刻。
相关对应：
巳正――10时
午初 ――11时
午正 ――12时
未初 ――13时
未正 ――14时
申初――15时
申正 ――16时
……依次类推
3.长安：也就是就是今天的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西周时这里叫“丰镐”位于今天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是周文王所建的“丰邑"和周武王所建的“镐京"的合称，丰邑在西岸，镐京在东岸。
长安这个名字出现的比较晚，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汉代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区也正是因为汉代未央宫而得名。
隋文帝时汉代长安城宫室凋敝且地下水污染严重形成所谓“肥水”。所以决定废掉原来的长安城另选新址，于是以龙首原为起点向南铺开了一座新的长安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隋唐长安城，位于汉代长安城的东南方向。由于隋文帝曾经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城也被称为大兴城。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长安”。
与隋代长安城相比，东北角凸出的一块是唐代贞观八年(634)以后增建的，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把它扩建为大明宫。盛唐时期唐玄宗又修建了兴庆宫。
唐代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4.西市：西市是长安城的一颗明珠，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唐代文化最炫目的舞台。
西市比东市繁华，又称“金市”。例如李白有首诗叫做《少年行》，有云: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史籍记载显示，西市的店铺要比东市多，市内的道路都要比东市的窄，就是为了侵夺路面，好多建一些店铺。西市是丝绸之路的终点，远道而来的外国商贾们进入长安城以后，西市是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市场，多半在此卸货交易，因此，西市的珍奇宝货也要大大多于东市。
《长安志》卷十“西市”条这样向我们描述西市的样貌：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放生池、平准局、独柳。
西市局：唐代管理市场的一个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管理所。
放生池：武则天时期一个和尚在西市的西北角开凿的一个人工湖。
平准局：平准是中国古代一项经济制度，政府出资，贱时买入贵时卖出。
独柳：刑人之所，就是杀人的地方，因为古代的市场不仅仅是贸易场所，也是信息集散地、各种政治大戏的舞台、社会的纽带和平民的乐园，在市场上处理罪犯也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西市店铺数量推测：依据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有关唐武宗时期东市大火的记载：“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西市的店铺可能在万家以上。
西市、东市内行业齐全，且有大量的饮食、娱乐场所，所以是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文学作品当中，西市东市屡屡见诸笔端。最有名的当属杜甫的那首《饮中八仙歌》：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唐代市场制度规定：市场只有到了正午才能开门，日落前关门。
《唐会要》记载：“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正午时候，敲鼓要敲两百下市场才能开门；日落前，击钲三百下，市场散会。
注：一刻：唐代一刻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十四分二十四秒，这是唐代的市场规定。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中的一句话：“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到了日中以后，市场就要开门交易了这也是当时那位市民所看到的景象：
市内有井字型交叉的大路四条，东西南北各四条。除了大路以外，还有很多小路通向市场的深处，这些个店铺不仅仅是临着大街才有，就是市场的深处也有很多店铺。市场内的店铺不是胡乱排列的，它按照行业的种类加以排列。
5.上元节：上元节名字来源于道教，原本是道教节日，
上元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上元，含有新的一年第一次月圆之夜的意思。
上元节的由来，《岁时杂记》记载说，这是因循道教的陈规。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故上元节要燃灯
唐代发展成为世俗节日，上元节流行观灯赏灯，唐代城市一般晚上实行宵禁制度，唐人没有夜生活，但是上元这一天不一样，大家都要到街上去观灯，所以不实行宵禁，前后三天暂停宵禁，在国力空前强大的唐朝，赏灯十分兴盛，无论是京城或是乡镇，处处张挂彩灯，人们还制作巨大的灯轮、灯树、灯柱等，满城的火树银花，万人空巷，男女杂游，热闹非凡。
6.朝服：照唐代制度,各级文武官员的朝服.具有种种不同式様,顔色、 花纹 、材料区别显明，但官服、常服, 一般总是裹乌纱幞头巾子,衣圆领衫子,系红鞓腰带,穿乌皮六合靴,由皇帝到公吏,在式様上几乎相同, 主要差别,在使用材料和颜色及带头装饰上。
就颜色区分来看：
三品以上着紫色；
四品，深绯；
五品，浅绯；
六品，深绿；
七品，浅绿；
八品，深青；
九品，浅青。
有了这些对比从官服颜色我们也可以大致区分剧中人物的官位品阶：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低级官吏常着青袍，也称青衫。杜甫的《徒步归行》记载：“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抬遗徒步归。”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中记载：“座中泣下谁做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的“青袍”、“青衫”指的都是徒有虚名的闲职或下级官吏。
7.鱼袋：唐宋官员随身佩戴的鱼袋源于盛装鱼符之用。
唐代的鱼符有两种：一种是朝廷遣兵，更换地方长官用的鱼符；一种是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这里提到的鱼符是指后者。佩戴鱼符之制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 ，但佩戴鱼袋则为唐代始创。宋时佩戴鱼袋之制广为盛行，但比较唐之鱼袋已大为不同。
关于鱼袋的最早记载见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袋”。 当时规定“（职事官）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
到武则天垂拱年间，都督、刺史始赐鱼袋。天授二年，改佩鱼为佩龟，龟袋分别饰以金、银、铜：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
中宗神龙元年罢龟袋，依旧式佩鱼袋，嗣王郡王有阶级者许佩金鱼袋。
景龙年间，令特进（正二品）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但是员外、试、检校官仍不得佩鱼。
景云二年敕文令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此后，紫金鱼袋，绯银鱼袋相配成为常例。
开元初年，驸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开元八年，中书令张嘉贞奏请致仕者佩鱼终身，从此后百官赏绯、紫服，必连同鱼袋一起赐，一时服朱紫、佩鱼者众多。
关于唐时鱼袋的功用，《新唐书?车服志》卷二四记有“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这里讲到“出内必合之”当是“合”鱼袋内的鱼符，即出入宫廷时的凭契，而不是鱼袋。唐时的随身鱼符，“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鱼袋。” 由于鱼袋以盛鱼符，鱼符与鱼袋的密不可分，所以在不少记述中鱼符与鱼袋经常混同，或者二者被合称，如“佩鱼”，“给鱼”等，而不加区分。
由此可见，唐代鱼袋的主要意义大抵有二：
一是作为“应召命”的凭契，“以防召命之诈”，鱼袋的这一功能是假借了它所盛装的鱼符的作用而生的；
一是“明贵贱”，由于鱼符本身多为铜制 ，故贵贱尚不分明，鱼袋分品位而赐，且据品位饰以不同的金、银、铜，弥补了鱼符在区分尊卑上的不足。
唐代张鷟撰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曾提到：“上元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算袋、粉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像，鲤（李）之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准前，结帛鱼为饰。”
8.唐人服饰：
男子：唐朝男子最常见的装束为圆领袍及翻领胡服圆领袍为圆领长袍，腰间系有腰带。为方便，许多人佩带上有孔或有环的蹀躞带，用以悬挂日常使用的工具，如钥匙、火石、小刀、钱袋等内容。蹀躞带本为契丹人所用，后来不断发展，开始使用金、玉、宝石来装饰并形成固有的形制。蹀躞带带有的环的数量与品级相挂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十三环蹀躞带，目前出土文物中仅有一例，为隋炀帝所有。唐人男子头上多戴幞头，是一种黑色长巾，用以固定发髻。有品级的男子也会戴冠。
女子：唐代女子多着齐胸襦裙，是一种低胸长裙。现出土的唐代陶俑、壁画中多有体现。除此外，唐朝女子着男装或胡服也十分常见。在剧中，檀棋便穿着粟特风格衣料制成的翻领胡服。剧中女子的服饰装束有明显的时代错乱的问题，这个问题个人认为瑕不掩瑜。因为一方面，虽然每个时代都有潮流，但潮流往往也具有滞后性，甚至还会复古。因此天宝年间穿着贞观年间的衣服，也不算非常突兀。
9.打马球、月杖：马球古称 “ 击鞠 ”、“”打球 ”、“ 击球 ”，玩者骑在马背上以球杖击球入球门。
关于马球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 一种观点认为它来自波斯，古时称为 “ 波罗球”；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马球起源于吐蕃。还有人考证前两种说法之后认为 , 从年代上讲 , 中原地区出现马球的时间要比波斯和吐蕃都早些。
马球中所用的球为木质 , 有拳头大小 , 内中挖空，外描彩色。所用球杖称 “鞠杖”，木质或藤质 , 有一个 数尺长的长柄，长柄一端的杖头为弯月形（古代诗歌又常用月杖或初月来形容它），外裹一层兽皮。
唐代人对马球如痴如狂，它的盛行是与当时统治者的提倡爱好分不开的。在整个唐王朝三百年间的二十二个统治者中，居然有十八个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
据史籍记载，玄宗李隆基年轻时就很擅长打马球，唐中宗当政时，吐蕃特使到长安来迎娶金城公主，中宗款待使者，请他们到梨园去看打球。哪知道吐蕃使者自己就热衷此道，球技也不错，在场边看得心里直痒，最后亲自下场一试身手，结果大获全胜。中宗感觉很没有面子，就派上侄子李隆基带着驸马等三人上场，大败吐蕃使者，总算挽回了些颜面。其中李隆基的球技尤其出色，“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
最荒唐的非唐僖宗莫属，他竟然想出“击球赌三川”的点子，让四位官员比赛马球，谁赢了就把官位授给谁，结果大臣陈敬瑄靠球技赢得了三川节度使的职位。以至于当时很多不学无术的人靠打球做了官。
唐代马球的另一部分玩家来自队——军将们每天有的是闲暇工夫，也有骑马的便利，具备玩马球的条件。在飞驰的马背上挥舞球杖，其实与骑兵在马背上砍杀的动作有些类似，因此爱打马球的唐玄宗登基之后，就把马球引人军队中，规定从军者须要练习马球，《封氏闻见记》就有。打球乃军州常戏的说法。
唐代也有不少诗歌描述打马球的情形，从他们的诗中可见当时玩者的高超球技和比赛的盛况。像“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雕文七宝球”等。一大群人骑着骏马在球场上奔驰追逐，手中同时挥舞着球杖，拼抢争夺，冲撞纠缠，人喊马叫，场面十分热闹好看。
以上就是今天这篇文章所涉及到的唐代一些名词的解释，综合之前的2篇文章，有关于《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到目前为止所出现的各种名词、人物、服饰、节日等等都给与了一些相关的解析，文中或许有不少错漏、疏忽的地方本人毕竟不是专业人士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同时也请大家多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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