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美国人，正如司徒雷登自己所说"我这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个国家的一切早已经融入在我的灵魂中,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在那里拥有无数的朋友。我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美国男孩"。
这个美国人亲身经历了从晚清一直到他1949年回到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变。
1868年父亲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就在毕业的这一年，跟随几位同事来到了中国，开始了自己46年的东方传教生活。
他的母亲玛丽霍腾，在此之前也曾有过一个未婚夫，是联邦海军军官，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也因此原因，有了去海外传教的机会，都到了适婚的年纪，约翰，雷登和她很快就坠入爱河，1874年，夫妻二人再次来到了中国，那个似人间天堂般的杭州。
在这里玛丽创建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约翰创建了男子学校。
父母结婚后的两年，司徒雷登出生了，一直在中国待到了十一岁，这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11岁那年第一次回到美国，这个让他极其陌生的故乡，说着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去弗尼吉亚州上学，被那里的孩子嘲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
毕业后便"子承父业"，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艾琳·罗德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传教士，至于子承父业的原因，他说道"是看到父亲倾其一生的努力收获甚微，这么多年过去了，教堂里依旧有一些成员一贫如洗"。
进入教会不久，他便被投票，去了金陵神学院教书，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的时光。
1918年他便离开了金陵神学院，由三所教会学院合并，创立了燕京大学，这个大学只有有五间教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这个陈设，这个规模，恐怕还不及现代社会的一所小学，但却是给中国培养人才的高校。
"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里，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博士和博士。许多西方教员并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但是学校还是要办下去，而且要越来越好，重担自然要落到司徒雷登身上，不得不去美国拉捐款。
1921年，大学也有了点起色，获得了美国一著名书商捐款，购买了前清政府一个宅院，经过设计师的规划，终于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校，而司徒雷登对这所学校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1937年，日本人攻占北京城，司徒雷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面对日本人的空袭，要保证学生的安全，当务之急便是要么撤离校园，要么留下来接受命运的挑战。他最终还是选择留下，面对各种各样的小摩擦，处理校园里四处纷飞的流言，他也不得不各种方法和日本军官交谈。
虽然是所美国学校，但是司徒雷登依旧没有免去被日本人约谈审讯，面对日本人的心理战术，他镇定自若，虽然日本人对他彬彬有礼，但是那嘴脸依旧让人厌恶。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司徒雷登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毅力，经历了三年的囚禁，经历了多次的崩溃，最终守住了燕京大学。
1949年，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在美国，他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缓和，却被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迫害，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也得了脑血栓，失语症和半身不遂伴随着他的晚年，1962年病逝于华盛顿。
他曾说"与其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并立下遗嘱，希望将自己的骨灰送到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个他为之奋斗半生的校园。
他去世以后，傅泾波曾访问北京，申请将司徒雷登的骨灰放在燕京校园的事情，1986年6月，党中央批准，同意司徒雷登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在临湖轩，但是却遭到了燕京大学诸多专家教授的反对，他们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在此安葬，而反对的主要支持者便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一位秘书的遗孀。
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但是却没有完成将司徒雷登送到燕京校园的遗愿，他的后人便考虑将他的骨灰送到杭州，毕竟杭州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杭州积极响应，2001年，杭州文物单位以240万元买下了司徒雷登的故居，并修缮打理，2008年，司徒雷登正式被安葬在了杭州半山安贤园，也算魂归故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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