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百口莫辩，无法为自己有效辩护？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因「优生运动」失去生育能力乃至生命的美国人，以及死于纳粹「安乐死」行动下的不幸者，大概会告诉我们：
在被指控为精神病的情况下。
01谁是精神病人？20世纪初，美国日益高涨的优生运动，开始受到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支持。
1929年，堪萨斯自由博览会上，「更健康家庭」竞赛的获胜家庭站在优生学大楼外。
图片来源：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由于精神病被视为一种可遗传因素，可能将所谓劣等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因此，专业人士开始考虑，通过断绝患者的生育能力来阻止不良遗传基因的传播。
于是，1907年到1937年之间，美国有32个州通过了《强制绝育法》，对诊断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实行绝育。
美国精神病医生亨利·科顿（Henry Cotton）在寻找精神病根源时，更提出一种「病灶感染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造成精神病的主要原因，是细菌感染产生的毒副作用转移到了大脑。
所以，为了减少感染概率，防止转移，他开始给病患拔牙、切除扁桃体、结肠甚至脾脏，常常造成病人的终身残疾或死亡。
然而，他并未受到任何惩处，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和能力来控告他。
美国这一套「优生绝育」的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又被纳粹以更极端的方式执行。大约有30万德国人因为被诊断为「智力低下」、「精神分裂症」或「癫痫」而失去了生育能力。
此后，纳粹变本加厉，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间，有20万人以精神病人的名义，被纳粹执行安乐死。这其中有真正的精神分裂症者，有身体残疾者，也有遭到纳粹党卫军逮捕的反社会行为者、无业游民和所谓「劣等种族」人员。
1939年9月，希特勒签署执行「安乐死」行动。
图片来源：Wikipedia
后来，这项行动被证明是消灭社会异见者，犹太人等「劣等种族」及某些具有「精神缺陷」、不符合优生学理论人群的一个「试验田」。
二战结束后，纳粹对精神病人的暴行传回美国，以医学界为首的各界无比震惊，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评估精神病学与精神病出现的原因。
可是，这一重估计划似乎来得有些晚。
到50年代，美国所有精神病院中病人数量已超过50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而且，即便精神诊断改良后，精神分析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逐渐与传统医学的「神经介质、多巴胺通路、NMDA受体」研究并行，一些被诊断为精神病的患者不用再开刀，而是接受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但对于一个人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的评估，依旧难以做到准确。
这点，美国心理学家罗森汉（David Rosenhan）通过著名的「罗森汉实验」进行了证明。
他于20世纪60、70年代，与其他7名正常人一同伪装成精神疾病患者，在美国12家不同地区、不同资质的医院进行实验。最终结果是，他们几乎都被诊断有精神病。
大卫·罗森汉（1929 - 2012），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因挑战精神病学诊断有效性的「罗森汉实验」而广为人知。
图片来源：Stanford University
这样的情况，毫无疑问引起了社会对现代精神病诊断能力的普遍质疑。
既然这些精神正常的人都被诊断为精神病，那是否意味着以往也有许多类似的误诊情况？
精神病院里的患者真的都有精神病吗？
连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或精神分析师，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那么究竟谁才能定义，谁是正常人，谁是精神病？
如果无法做到准确区分，那像纳粹那样通过乱扣精神病的帽子，来达到消灭某些人的情况，是否仍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继续进行着？
02飞越疯人院不过，关于「罗森汉实验」，美国记者卡哈兰（Susannah Cahalan）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后，发现罗森汉为了实验结果，其实伪造了部分材料，有的志愿者甚至是虚构出来的。
2009年，卡哈兰因突发的神经错乱、幻视等症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可是，精神诊疗不但没有治好她的病，反而令症状越来越严重。之后，她被查出实际患有的是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而非精神疾病。这番不同寻常的经历，让她开始思考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在深度研究了精神病史后，她撰写了《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一书。
作者：[美]苏珊娜·卡哈兰
译者：赵晓瑞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1
但同时，她也指出，虽然实验过程有些问题，可经由各式各样的历史资料可以确证，罗森汉描述的现象是真实的，且一直在发生。她还引用了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一句台词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但这是事实，即便它并没有发生过。」
通过叙述者布罗姆登的讲述，这句话在《飞越疯人院》小说原著的开头也有出现。
小说作者克西（Ken Kesey）想借此提醒读者的是，文中正在进行的叙述并不完全可靠，它是从叙述者的主观视角出发，经过了角色的过滤，特别是在这一角色是精神病院病人的情况下。因此，不要简单地将其当作是一种真相。
然而，无论是出版于1963年的小说，还是1975年的同名改编影片，在当下探讨和分析精神病时，仍是经常被拿来举例的经典文本。因为，经由无数人阅读和分析后，人们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现实情况与精神病人的困境。
主角墨菲作为一个正常人，为逃避监狱中的强制劳动，装作精神异常，而被送进精神病院。入院后，他要求观看棒球比赛的电视转播，带领病人们出海捕鱼，挑战了医院各项管理制度，受到护士长的百般阻挠，令院方头痛不已。
可在这一过程中，病人们的精神得到了振奋。医院从一开始的死气沉沉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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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大多确与一般人理解的「正常」不同，或神思恍惚，或疯疯癫癫，或突然发病，但在看球和出海时，他们的喜悦是真实的。特别是在影片最后，高大的印第安人「酋长」，打碎窗户，逃离医院时，其他病人听到动静，也纷纷从床上爬起来，以各种方式为他欢呼。而这些，都在深刻地彰显一点：
疯癫的精神病人，与正常人在本质上或无不同，都是作为个体的人。
只是，由于人类理性的发展，人们以纯粹理性的名义将非理性监禁起来，用「正常」来排斥「非正常」，用理智来排斥疯癫，理性将非理性压制得「沉默无言」。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点。
03疯癫与理性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评价这本书：「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译者：刘北成、杨远婴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9
17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开始对理性进行推崇和弘扬。他将疯癫排除在思想之外，认为思想者绝不可能疯癫。而伴随着这种思潮，社会实践中对将疯癫具体化的，对疯人的禁闭和排斥也开始得到增强。
在此之前，更久远的年代中，精神问题当然也存在，人们也会对疯癫者采取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意义，与笛卡尔之后有所不同。
在新石器时代，有一种「钻环术」存在。那时的古人往往认为，人疯了是由于体内潜藏着恶魔或者鬼一类的东西，只要在疯癫者的颅骨上钻个孔，释放出恶鬼，就能完成治疗，让人恢复平静。
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认为，人之所以发疯，是因为犯了错导致众神发怒或进行报复。这种看法后来也被犹太教和基督教所接受，于是失去信仰或自傲不凡，「上帝就会用疯病来惩罚你」。
到文艺复兴时，思想开始解放，人们对疯癫的看法有巨大改变，其逐渐作为一种日常或美学现象而出现：
「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
换句话说，此时疯癫者并不一定受人排斥，反而「在各个方面，疯癫都使人着迷」，这主要是出于两点原因：
第一，疯癫与知识有关。
那时很多人认为，有知识和理智的人，所能掌握的大多是部分和片面的。而疯子或愚者，却可能拥有全方面的认知。
这点在当时的一些重要作品，比如《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中，都有所体现。其中的疯癫者，往往以疯狂的姿态来嘲弄人，却是实际上的先知，能一语道出真相，拨开那些沉迷于故纸堆和无用争论的知识者们看不破的迷雾。
第二，疯癫与轻松愉快有关。
疯癫使人「好动而快乐」，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交谈中，人们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泼的愉悦」。
但是，在笛卡尔代表的古典时代到来后，理性与秩序的建构，让文艺复兴中疯癫相对自由的呼喊渐渐归于沉寂。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 - 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哲学和代数几何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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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巴黎设立了总医院，专门用来关押精神与多数常人不同的疯癫者和乞丐。
福柯认为这是笛卡尔的理性工具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自17世纪开始出现的制度，在疯癫者的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它确定了后来者对疯癫者的观感和态度：
「在这里，秩序不再会随便地遇到混乱，理性也不用试着在那些会躲避它或力图拒绝它的人中间取得进展。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疯癫）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不过，这时的疯癫者与精神病之间，还不能画上等号。
古典时代的疯癫很少与医学相联系，疯人并非病人。这时的疯癫更像是一种野兽的化身，是人类理性堕落到极点的产物，是人的罪恶的极端标志。
疯人以自身的疯癫，用非理性进行着一种徒劳无功的抗争。
而正常的、具有理性的人，则如同观看动物园的野兽一般，观察着他们，并使用理性对「他们」和「我们」进行着监督和区分。
贝特伦皇家医院（Bethlem Royal Hospital），是伦敦的一家精神病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疯人院之一。其绰号「Bedlam」，意为骚动和混乱，代表了它在历史中曾对疯人采取的一系列暴力措施。图为1739年的医院图景。
图片来源：Wikipedia
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疯癫终于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演化为我们今天熟知的精神病。
可这种概念上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和「我们」的划分。
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使其完善了古典时期那种使用禁闭的物质力量来与非理性进行较量，从而获得胜利的方式，发展出了精神病院和看护制度：
「胜负已事先决定。使疯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环境已预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败。在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
精神病院从监禁场所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空间。精神病学具有了真正独立的地位。医生作为科学的代言人，站在理性的制高点上，无论是从社会秩序还是道德上，都具有无上权威，被确定为非理性的精神病人，不具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疯人进入精神病院后，得到的并非解放，而是完全的沉沦。
他们将永远处于一种沉默与耻辱的状态，成为永远的他者，被文明的、具有理智的正常人以客体化的方式注视着。作为主体的人们不会去倾听疯人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正常」，他们的话都是不可信的，是非理性的胡言乱语。
18世纪版画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作品，主题是贝德拉姆精神病院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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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定义「正常」和「非正常」的权力来源，正是由历史中多数人认可而一步步形成的「秩序」。这种权力不是天然的，而是由多数人建构起来的，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所言：
「在现实的世界里，被我们称为疯子的这批人如果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并拥有绝对权力的话，他们则会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理性的人说成是疯子。」
多数人认可的秩序被建构作为最核心的社会需要，甚至是所谓的「文明」。因而所有顺应秩序而组成社会的人，为了让社会与秩序得以稳定地运行下去，就被赋予最大程度的权力，将那些可能破坏这种秩序的人进行监禁与隔离。
由此，我们得以理解，当代精神病的社会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文明」对敌我的划分方式。
人类的整个精神病史，则是一部多数人的理性史，是一部理性逐渐囚禁和排斥非理性的历史。
我们当下所说的正常与精神病之间，原本并没有一道深刻的鸿沟，但在通过权力进行不断地建构和分化后，疯癫逐渐显现，然后被自然而然地放入了精神病院，好像它天然就在那里一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并不真正天然和超脱。
因此，当人们陶醉于理性，认为它为人类带来了完全的进步时，我们也必须对理性「成问题的和可疑的方面」保持警醒。毕竟，就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结尾处的发问：
,「当理性的人任性地按照理性的命令迫害疯癫者时，究竟是谁在发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