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人口数量一直都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力量的关键性指标。
人类本身就具备自发性的混乱趋向，会与同类竞争和攀比，从而产生口角和争执。而人类控制欲望的能力又是格外弱小，当欲望失控，口角和争执就会演变成恶性案件。这也是福尔摩斯为什么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城里破案的原因。
欧洲社会一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人口数量相比欧洲地区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而言仍未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步，根据估算仅有3500万左右。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处于大宋初期的中国，人口已经逐渐接近了1亿。
值得一提的是，从约公元1000年起至公元1347年“黑死病”全面爆发之间的300年里，欧洲人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比如今天的法国所在的地区，人口就由500万增长到了1900万，成为了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地区。
除了法国，德语区人口由约300万增长到了约1400万。意大利地区的增长率要稍差一些，但也由500多万增长到了1000多万。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则从200万增长到了超过500万。
最难以进行人口统计和估测的地区在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伊比利亚半岛。从公元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武装干涉西哥特王国内战开始，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原生欧洲人就一直在被各种穆斯林爆锤。
伊比利亚人前后足足用了700多年的时间才将穆斯林赶出半岛，而公元1000年到“黑死病”全面爆发之间的300多年里，伊比利亚人处于“敌后武装割据”时期，整天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干掉一个穆斯林”和“如何不被穆斯林干掉”。
因此，现在估算在这一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人口仅仅增长了200万左右。
根据文献记载，这三百多年里的欧洲世界面对着很多影响人口增长的问题。比如极高的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较高的成年女性生产死亡率，没有有效抵御流行病的手段等等。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这一轮的人口剧增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农业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解放这两个因素引发的。
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农业大国，“种田”一直是我族的种族天赋，所以对于一些“浅显”的农耕技术我们并不是十分在意。可如果将时空转换，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我们眼中“浅显”的技术，在同时期的欧洲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核心科技”。
比如说从两田制到三田制的转变，欧洲人直到11世纪才堪堪完成。再比如质量合格且趁手的农具，像铁质的重型犁，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全面推广。甚至连牲畜使用的足够合适的挽具，也是欧洲人在这一时期好不容易灵光一现的产物。
不过不论如何，欧洲人总算是在农业上迎来了重大的进步，这为粮食产量的提升奠定了基础，而粮食产量的提升又为人口的全面增长提供了必要保障。
另一个使得欧洲在这一时期人口能够全面增长，也是后来能够有足够的女巫让他们烧着玩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制度的变化。
说起中国的奴隶制，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是夏商周时期的事情，而从秦朝开始我国就进入了封建时代，在此之后直到大清于1912年土崩瓦解，期间都是封建制国家。但欧洲不同，事实上直到公元1000年前后，欧洲诸多国家都保有色彩浓郁的奴隶制味道。
今天很多欧洲学者并不承认在那一时期欧洲国家的奴隶制特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欧洲学者认为将那一时期的欧洲国家视作奴隶制国家没有问题。以英格兰为例，大部分地区到11世纪结束前都保有约占总人口10%数量的奴隶，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30%。
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导致原本的土地不够人们耕种，因此奴隶们被鼓励对尚未开发过的土地进行开垦，作为交换，只要他们能够在森林中完成村庄的建设，那么他们的身份就会有所提升，从毫无人权的奴隶变成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人权的农奴。
再加上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当奴隶们变成了农奴，又成为了主的信徒，根据教会严格禁止奴役基督徒的原则，奴隶们就变得越来越少。欧洲诸多国家中的奴隶制色彩也就随之越来越淡了。
经济的发展和奴隶的解放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层形式。比如如今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封建制度”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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