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12本书（新世纪欧华文学中的）

摘要：作为“二战”策源地的欧洲，表现“二战”与大屠杀题材、反思战争和人性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新世纪以来，欧华作家不断融入这片土地及历史，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二战”记忆书写，透过长篇小说的宏观视野来表现欧洲乃至人类史上的战争灾难、生命创伤和灵魂救赎的主题。这些作品或强调以个人记忆抵抗集体遗忘的写作，或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打捞战争往事，或彰显人类面对大屠杀悲剧时的爱心拯救，或呈现“活在纳粹之后”各色人等的生命图景，特别发掘了美好的人性、爱情及和平愿景之于战争的超越力量。欧华作家的“二战”记忆书写，也成为其长篇小说创作超越的一种标志。

关键词：欧华作家 “二战”记忆书写战争创伤与救赎长篇创作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虽然早已消散，但历史留下的战争记忆特别是“二战”中的大屠杀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依然存在。欧美社会形成的有关“二战”的“记忆文化”延续至今，表现“二战”历史、反思战争创伤的书写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欧华作家的文学创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欧华文坛陆续出现的几部长篇小说，诸如余泽民的《纸鱼缸》（2016）、谢凌洁的《双桅船》（2017）、老木的《义人》（2018）、穆紫荆的《战后》（2019），还有山飒另类风格的《围棋少女》（2001），开始切入欧洲历史、社会与人生的深层脉动，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上深入发掘“二战”对于人类精神、心理和人性的巨大影响，它无疑代表了欧华作家新的创作超越。

一、《纸鱼缸》：以个体记忆抵抗集体遗忘

在以“二战”为题材的欧华文学创作中，余泽民的《纸鱼缸》独辟蹊径，唤起了我们对历史遗忘的重新记忆和反思。

余泽民坦言，自己不想做个“只写中国人的华语作家”，他不会去写淘金者的发迹史，移民故事不再成为他写作的核心。从1991年移居匈牙利的那天起，他就以辗转流浪的足迹更多地走进了匈牙利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与一般海外华文作家不同，在地自学匈语成才的余泽民，曾刻苦翻译了20余部匈牙利文学名著，以“东欧文学的代言人”进入读者视野。深受他所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的影响，余泽民有了一种与“文学亲人”相遇的感动。比如，发誓要做奥斯维辛灵魂代言人的凯尔泰斯·伊姆莱，少年时代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经历，让其一生的写作都在反思这场惨绝人寰的人类灾难，笔下的普通人在猝不及防的无常命运面前的生死追问令人震撼。又如，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匈牙利的乔伊斯”的艾斯特哈兹·彼得，其家族小说在历史变更中的荒诞结局，不仅折射出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以及冷战时期档案解密带来的社会震荡，也呈现出被历史碾碎的个体生命扭曲变形的复杂人生。还有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历史尽收眼底的纳道什·彼特，他带着读者进入一座座身体的殿堂，进入迷宫一般复杂的人际关系，引发人们对于20世纪最黑暗岁月的记忆。这些匈牙利作家对历史记忆的处理，特别是从政府解密的冷战档案中大量现身的告密者名单，都让余泽民为之深深触动。作者因而坦言：写作《纸鱼缸》，“则是我向艾斯特哈兹和凯尔泰斯的致敬之书。”事实上，要铭记历史，“记忆就是指向后方，穿过遗忘的帷幕回溯过去，记忆寻找着被埋没、已经失踪的痕迹，重构对当下有重要意义的证据”。正是在此意义上，余泽民清醒地意识到：“《纸鱼缸》这本书，我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植入历史，努力用个体的记忆抵抗集体的失忆。”

《纸鱼缸》反映的生活世界和艺术面貌，带有浓厚的“欧洲色彩”，给人以陌生化的阅读经验。小说讲述了苏东剧变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男孩司徒霁青以逃离自己的家庭和父辈的方式自由走世界，辗转来到美丽却又充斥着不安和暴力的匈牙利。他在孤独的人生流浪中结识了高贵优雅、纯真善良的匈牙利男孩佐兰，两人结下赤诚相见的兄弟情谊。异国闯入者由此进入匈牙利本地人的生活环境，目睹了种族、家族与历史一幕幕的剧烈冲突，乃至佐兰最后的生命毁灭。小说通过佐兰及其他异国青年与霁青的爱恨纠葛，以个体的悲欢离合折射出时代的风雨变幻。《纸鱼缸》的表层故事框架，是演绎了两个国籍不同、人生背景与生存境遇相异的男孩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为追求自由而反叛，为逃离滞重压抑的生活氛围和紧张淡漠的家庭关系，霁青不惜人生漂泊，走上他乡挣扎的孤独之旅。佐兰在求学、交友的过程中，以其如同童话王国美男子的魅力，吸引着万里迢迢来自中国的司徒霁青，也诱惑着非佐兰同族的吉普赛族兄妹奥尔希和贝拉。青春期的孤独、叛逆与流浪，对同性之谊的珍视和对爱情的狂热，生命力的恣意张扬与梦想受挫，浸透在诗意浪漫又严峻酷烈的成长过程中，小说主人公演绎着中西文化背景下有关青春成长的人性命题。

《纸鱼缸》的深层寓意，是以个体记忆的复现顽强地抵抗被遗忘的集体记忆。霁青和佐兰都生长在20世纪最撕裂的年代，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历史的创伤；他们的青春故事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以相互交织和对照的方式，融入两个年轻人背后有关传统、家族和国家的历史。一方面，霁青的个人记忆连缀了精神与物质双重贫乏的非常岁月中的童年。从因为“司徒”复姓被起哄者命名为“叛徒”的小小忧伤，到小孩子偷窥父母隐私照片引发的出走风波；从政治运动氛围中的亲情疏离和父母冷漠，到听闻街头血腥武斗的内心恐惧，包括在那个年代的防空洞里经历的青春萌动和身体记忆，“这段历史于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在我们不忍直视自己的历史之际，他人的历史就犹如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来路。”

另一方面，从佐兰这条线索引申出来的，是1989年东欧剧变后匈牙利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并不遥远的二战历史与奥斯维辛记忆，特别凸显和反思了冷战历史中的告密者话题。透过三个告密者的形象，作者拨开残酷的历史面纱，看人性的扭曲和脆弱。有着显赫贵族家世的佐兰，祖父给他留下清凉谷镇的双层小楼。东欧剧变后，其父莱哈尔•卡洛伊出任镇长，母亲尤安娜身为医生，曾获得州级劳模荣誉，并担任全国医师协会理事、全国妇联代表，原本生活得和谐安逸。突然有一天，报纸上公布了冷战时期被国安局招募的“告密者”名单，尤安娜竟然名在其列，随后开始她的自我失踪。卡洛伊在寻找妻子的过程中，被迫害妄想症不停复发，几次引发心悸乃至小便失禁。小说人物身上发生的这种令人尴尬乃至痛苦的生理性反应，是一个政治非常时代的历史记忆带给个人心理与肌体的屈辱感，它也成为有着医学专业背景的余泽民透过身体写历史写人物的独特方式和细节选择。在作者面向历史的深部掘进中，不堪回首的往事，又让卡洛伊的身份和角色发生另一种致命的翻转。那个年代，人人都惧怕那拉着窗帘的不知把你拉往何处的黑色轿车，人民共和国大街60号的秘密警察总部，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制的间谍使命，每月一次秘密通知的人质警告，如同纸手铐一样层层叠叠的揭发检举材料……原来卡洛伊在被人告发的同时，自己也充当了告密者。窥探、监视、告密，这种卑劣的行径或在夫妻、父子、母女日常生活的私领域里发生，或在邻里、单位、族群、社会的公领域中进行，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后来，当卡洛伊与尤安娜这对告密者夫妇终于相见时，他们竟然以淡忘历史的选择性失忆，原谅自己，文过饰非，想让这个话题彻底死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而小说中另一桩轰动一时的政治案，引出了那个曾经进过集中营、出狱后还被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吉普赛音乐家老柯提斯契，在耀眼的光环背后，被揭示的真相竟是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甘当党卫军狗腿子的“营监”，一个集乖戾、变态、凶狠于一身的人鬼和恶魔。他不仅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也让苟活于世的儿子拉斯洛充满屈辱、嫉恨的集中营心理阴影。小说由此表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罪恶，将世界上最丑陋、邪恶、疯癫的人性展示出来；它所深入发掘的告密者现象，尖锐地提出了“后集中营”的问题症结，凸显出忏悔与反思命题的普遍意义：“政治一夜之间翻云覆雨，但是人呢？每个人都佯装脱胎换骨，都觉得自己无辜，是与过去无关的新生儿。”这不能不引起世人迫在当下的强烈警醒。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1944 年曾被纳粹投入集中营。他始终都在阐述这种论断，认为“大屠杀是一种文化”，“奥斯维辛无处不在”，主人公幸存并不意味着大屠杀结束，人类又建起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奥斯维辛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未来。对这一切，余泽民深有同感。“二战”结束之后，在东欧国家，告密已经化为一种严密的制度。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档案解密，堆积如山的档案长达159公里。人们吃惊地发现，原来这个国家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告密者，而记录下周围人们的一言一行并向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即“斯塔西”）告密的人，是同事、朋友、邻居、亲戚，也可能是家人。余泽民在匈牙利结识的那些从集中营、从冷战时代走过来的作家，他在多年异国生活中接触的社会世相和百姓人群，他从史书、卷宗、解密档案了解的东欧历史与现状，都让他惊悚于“二战”和大屠杀对于冷战时代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些不能忘却的历史，作者要通过书写创伤来完成记忆，这同样也是一种救赎。《纸鱼缸》中，作者让年轻的生命承载了如此沉重的历史，“偷渡者霁青承受了一切——他父母的记忆，邻居的记忆，佐兰的父母和邻居的记忆，本民族的记忆，他民族的记忆，反右与文革的记忆，大屠杀与专制的记忆，当然还有他自己的青春记忆，最后所有的记忆都封闭在霁青的体内，我想用身体记忆的真实抵抗虚构的历史。”

《纸鱼缸》的命名，有着巨大的象征意蕴。“鱼”是余泽民在异乡他国漂泊多年体验到的真实意象。1991年秋天，在开往匈牙利的火车上，余泽民置身于往来穿梭般的旅客中间，他感觉自己如同坐在鱼缸里，别人像鱼一样在他身边游来游去，由此产生了“纸鱼缸”最初的意象。之后在欧洲以流浪方式的多年漂泊，特别是35岁之前“阅人无数”的那种不安定状态，使这个意象变得越来越清晰。就像鱼缸里游动的鱼，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离奇的事。余泽民越发感觉到自己和别人都像鱼缸里的鱼，他跟所有人都是游在鱼缸里的关系。在此引发的人生漂泊感，命运无常的变幻感，无不凝聚着作者痛切而复杂的生命体验。“鱼缸”的意象设置，更多象征了快节奏生活时代人们看似开阔实则逼仄的生命空间，无数的人“大都像是鱼缸里的鱼，被命运安排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共生，但永远难有实质性的碰触、拥抱或占有。现代人的本质是孤独，只是像我和司徒霁青这样的流浪者来说体会更强烈罢了。”而“纸鱼缸”则是个隐喻，生命的脆弱和美的伤逝，将青春的忧伤不动声色地传达出来。霁青与佐兰的青春故事，以个体的爱与哀愁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悲欢。正如作者坦言：“表面上我写了一场在枷锁下徒劳的青春之舞，实际上那个讲述的是脆弱个体在历史中的挣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无可救赎的罪，也有无可辨白的无辜；每个人都是鱼缸里的鱼，虽然不停的游动、穿梭，但是各自孤独、失语。” 这种来自历史动荡与现代社会生存之孤独的人生体验，以及青春之殇的生命痛感，以奇异、美好而又脆弱的“纸鱼缸”审美意象，写照了青春、生命、个体、社会、历史的多重影像和复杂交织，带给我们文学阅读的精神沉思。

二、《双桅船》：打捞历史拯救灵魂的远航

谢凌洁的长篇小说《双桅船》，把有关“二战”的创伤记忆和人性救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无疑具有超越性的意义。

对于来自广西北海的谢凌洁而言，海洋、航船、港湾、漂泊原本是她写作中多为出现的某种标志性元素；后来到比利时定居的这些年，开始对欧洲的宗教、神学产生兴趣，特别被欧洲的博物馆文化、墓地文化所深深吸引。那些遍布欧洲甚至出现在边远小镇的博物馆，每每把她带入古老的历史和特定的地域文化风俗；遍访欧洲各国战争亡灵的墓地，一片片随山势起伏伸向天边的十字架，如同露天雕塑馆一般充满静谧而酷烈的艺术气息；而每一个十字架下面，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走在欧洲饱经战火的土地上，那些在历史风云中无声消逝的个体生命，是如此沉重地叩击她的心灵；在海洋与墓地相交织的背景中，谢凌洁苦苦寻找反思战争还原历史的途径。以创作“二战”创伤性记忆的经典之作为标杆，谢凌洁调动了她所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库存，开始了《双桅船》长达数年的艰难艺术跋涉。

《双桅船》对于“二战”记忆的书写，融入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强烈思辨以及文学反思品格，表现出作者恢弘的艺术理想。它以雄峻生风又纷繁多姿的文笔，穿越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和深邃迷离的历史过往，穿越这个世界上数不清的战争、废墟、死亡、创伤，从而抵达对战争中的英雄、正义、生命、人性、灵魂的叩问：战争带来了和平了吗？曾经骁勇征战的军人对战争会持什么态度？那些消逝于战场的生命亡灵如何得以抚慰？战场幸存者的精神创伤怎样得以救赎？历史人文于人类，是抚慰、是给予，还是伤痛和警示呢？面对黑云覆顶、暗潮涌动的命运之海，人们如何做到“瀚世浮生，绝不迷航”？要完成如此巨大的思考命题，作者调动全方位的艺术构思，建构出一个内涵繁复、意蕴深远的小说世界。

《双桅船》的故事发生在欧洲，它所涉及的创伤记忆、战争反思与人性救赎却是全人类的。小说讲述“二战”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几位来自美国的“二战”老兵及其相关家庭历经战争创伤和心灵忏悔，最终走上精神自赎之路，并由此揭示出人物错综复杂的隐秘经历和战后欧洲平民社会的文化生活。故事围绕着三个“二战”老兵展开，威廉和多尼是自小情同手足的朋友，有着“天鹅” 般舞蹈天赋的多尼追随威廉参军，在军营与绰号“老鹰”的大卫相遇，成为知己和冤家。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向日本宣战，楚克战役爆发。威廉、多尼和大卫三人同机赴战，不幸被击落大海，在自救和救助中寻找多尼无果，威廉和大卫都认为多尼已被对方救出而放弃搜寻，结果导致多尼的永久失散。战后归来的威廉和大卫，因为失去多尼而愧疚难当，彼此怨恨，他们离开美洲前往西班牙重建人生，却深陷于毕生不安的忏悔和激辩争执。最终他们在和解中以各自的救赎方式，打捞出历史的真相，以告慰战友的亡灵，从而抚平战争的创伤。

贯穿《双桅船》人物命运始终的，是一种战争中的创伤记忆。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第一次探讨了“创伤”的文化含义，创伤往往缘起于某些人对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极不寻常的经历，它颠覆和破碎了受创者对时间、自我和世界的经历，以压抑、失语、孤独、逃离等自我分裂的方式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甚至终生难以解脱。小说中，创伤的记忆在威廉、老鹰、埃萨、卡尔等人身上的表现各有不同，但深藏内心的痛苦、自责及负罪感是共同的。威廉带着妻子埃萨逃离了战友老鹰，他在地下室的沉默中写下对多尼忏悔的《双桅船》并公开出版，又在自我遮羞中疯狂收购销毁《双桅船》，并将图书馆收藏的《双桅船》撕毁为残本。缺页的书籍和失语的威廉，再次成为创伤记忆的互为象征。老鹰也无法逃脱这种痛苦，他选择了自我封闭，在西班牙小镇孤独终老。埃萨则因为父亲卡尔告发邻居、偷挖其珠宝箱的卑劣行径而备受煎熬，以夜深人静之际的孤独书写，倾诉自己内在的痛苦；卡尔也在颠沛流离中饱受道德谴责，陷入人生悲剧。如何走出这种精神梦魇般的深渊，完成人性与灵魂的自我救赎，就成了书中主人公所有行为的动力源。

双线并行的结构，将叙事视角延伸到美国“二战”老兵忏悔救赎的精神世界和欧洲战后平民生活的两个领域，引发对“二战”后民众精神史的整体反思。小说的主线，是透过中国留学生苏语与“二战”老兵威廉的忘年之交，追寻威廉的生平事迹以及他曾经出版又残缺消失的《双桅船》之谜，由此揭示出威廉、大卫和多尼生死相依的感情世界与生命悲剧，表现出威廉追寻自我救赎之路的悲壮与艰辛。小说的副线，是以威廉的妻子埃萨赋名为《上十字架》的十三篇日记展开，因为“二战”中父亲卡尔的告密，造成了多个家庭的生命离散和心灵创伤，家族的污点使埃萨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一心想在战后重建生活，不再谈论黑暗和死亡，往事却不能搁浅沉寂，埃萨和父亲也必须直面战后的反思和自救。由此，战争创伤的记忆，只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记忆，人类的忏悔、反思与救赎才能走向自觉。

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承载了战后反思的历史使命，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对于威廉、多尼、大卫这三个“二战”老兵，小说不仅写出了他们感人至深的生死情谊，也发掘了他们自身丰富的性格内涵。作者谈到，“我赋予了威廉海洋探索者和优秀作家的身份和使命，赋予他形同手足的多尼戏剧名角的身份，而残疾的老鹰则同样是个视野辽阔、哲思深刻的作曲家，我让他们都阅历非凡学识渊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对人类所历灾难，能以他们的学识和良知进行思考，不管从哲学的角度，还是宗教伦常。”这些经历“二战”炮火硝烟的英雄老兵，同时也是散发着思想光芒和人格魅力的非凡人物，他们对于战争、灾难、历史创伤与精神救赎的反思，更具有了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特别是威廉，作为“二战”凯旋归来、歼敌无数的英雄，他还有着海洋探险家、曾出版《双桅船》的作家、古籍修缮专家等多种头衔，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浑身散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威廉在自家院落建造了库存丰富的地窖图书馆和文物博物馆，痴迷于天文、地理、艺术、历史、宗教、航海、探险、修缮、收藏的世界之中。他曾无数次地潜入海底探险，拍摄海洋生物的影像资料，撰写《鲨鱼和鲸鱼的追踪》、《水下原野》等著作，热衷寻找收藏航海时代的文物，做着与海洋相关的一切事情，甚至将一艘龙骨外露帆布褴褛的“二战”船骸从西班牙港口接运回来修复一新，让这艘双桅船昂然矗立于自家的绿色庭院。对海洋的寻索守望，已然成为战后威廉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寄托。但他也有着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矛盾人生：作为多次打破纪录的资深潜水员，却拒绝任何水下运动比赛；身为“二战”归来的英雄，却反感于这种光荣，宁愿永远背着十字架，用一生来祭奠战友多尼；他出版过引发人们热议的小说《双桅船》，却让这历史的秘密随风飘散，无迹可寻；他有着高超的潜水技能，却意外丧身于楚克海底的“二战”公墓……。威廉潜海遇难后，作为他忘年之交的中国留学生苏语及男友安德烈，在前往英国搜寻传说中威廉所出版书籍的过程中，对《双桅船》几近盗空的缺页追索，与对威廉身世生平、人格内涵的探寻融为一体，完整地凸现了威廉的精神世界，重新定论了威廉的死因。作者由此发掘出那颗沉埋于海底的蓝色的“海洋之心”：它包裹着威廉少年时代就想拥有一艘双桅船的憧憬，燃烧着一份与多尼、大卫同赴战场生死相许的友情，沉淀了永失多尼之后无尽的忏悔和救赎，寄寓着为多尼而创作《蓝鲸之歌》话剧的夙愿，诉说着期盼人类和平、远离战争的祈祷，融入了他渴望魂归大海、寻回战友多尼的念想，也成就了他不惜以生命投掷完成的自我救赎之梦。可以说，“这颗心，包裹着迷离深邃的人事和希望，而她多棱的切面，每一面，都是明澄澄的镜子。”而对于那本寻寻觅觅、失而复得的《双桅船》，苏语和安德烈决定违背作者“焚烧手稿”的遗愿，毅然再版问世。

“双桅船”作为巨大而神秘的隐喻象征，是书名，也是全书的中心意象，它以无所不在的统摄力量，凝聚着推动着作品人物的梦想与行动，也连缀和影响着海洋背景下的“二战”故事讲述。围绕“双桅船”这个中心意象，作者通过谜一样的情节设置，深入到扑朔迷离的历史烟尘和人生往事，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艺术地表现出来；而穿越其中的行进，则如同“双桅船”破开层层浪花，彰显出茫茫海洋中的生命航线。小说从探险家威廉于太平洋海底战争墓场意外死亡的报道起笔，透过书中各色人物的生命足迹和行为方式，完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生命题：希望、追寻与灵魂救赎。在这里，书中有关双桅船的隐喻与象征，以不无诗意的描写，将苏语和安德烈寻找威廉《双桅船》残缺书页的曲折迷离，威廉自小就想拥有一艘双桅船的少年梦想，威廉在自家庭院修复了古老的双桅船残体的惊人之举，威廉对“蓝鲸之歌”奏响在双桅船驶过的海洋上的纵情畅想，所有这一切，都融汇于浓烈的“双桅船”情结之中，由此写照了威廉“怀有远古的庄重和浪漫”的文化人格，也映衬了主人公寻找多尼、救赎自我的人生执着。与此同时，书中有关双桅船的悬疑式描写，一波三折，层峦叠嶂；如迷宫穿行，回环往复，引人流连忘返，不断探寻故事的谜底。

要完成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二战”命运反思录，《双桅船》在开阔的西方文化视野中，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和生活库存，创造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应。陌生化的突出效果是要打破接受主体的思维定势和审美惯性，注重审美欣赏中所引发的新奇感和惊异感，故常常以“复杂化”和“难化”的艺术形式创造，营造出独辟蹊径的艺术迷宫。由此出发的构想，《双桅船》的目录排列可谓匠心独运。一边是威廉及战友的“二战”命运叙事，另一边是以带有忏悔赎罪之意的《上十字架》命名的埃萨日记记录，双线并行发展，既各自独立，又穿插呼应，形成一种复调型长篇小说的格局。这部“小说由包括诗歌、独立的书信和戏剧共２６个单元构成，每一个单元都可以作为中篇小说来读，其结构可谓别开生面。”在小说中不断穿插新闻、书信、诗歌、戏剧的描写，文体形式的杂糅呈现了一种复合之美。为了追寻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作者将宗教、哲学、史政、学术、悬疑融于一体，通过充满张力的语言描写和意境呈现，使得“历史、古籍、图书、迷宫、学术和海洋百科的气息”，弥散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谢凌洁还有意识在小说中设置阅读障碍，她在给人带来人性启示的同时，也以山穷水复迷宫般的艺术曲径，以及深入历史、战争、海洋、墓地秘境的别样叙述方式，引发陌生化的阅读效果。

三、爱的主题：战争中的人性考察

在弥漫着炮火硝烟、生灵涂炭的“二战”中，特别是面对纳粹制造的大屠杀悲剧，如何以人类的悲悯情怀来写战争中的情爱与大爱，发掘人类在大苦难中赖以支撑的人性与生命力量，乃是欧华作家的一种创作侧重。与此同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与东方战场及抗战中国结合起来，在更广阔的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描写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们面对侵略战争时的抵抗意志和人性表现，这也标志了欧华作家“二战”题材创作的一种拓展。

捷克华文作家老木对“二战”历史的关注，一向有着热血男儿的家国情怀。2015年6月，在全球华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型公益活动“聚焦二战纪念地·共享和平环球行”中，汇聚在“牢记战争灾难、理清战争责任、接受战争教训、珍惜世界和平”的正义旗帜下，由捷克《布拉格时报》社长李永华（老木）与捷克华人摩托车手胡忠旭、捷华商人刘进最先策划，捷华摄影家关绍基后来参加的执行团队从南京出发，横穿欧洲大陆17000公里，途经奥斯维辛、毛德豪森、达豪、布痕瓦尔德四大纳粹集中营遗址，寻找伏尔加格勒、库尔斯克、莫斯科、华沙、柏林、诺曼底欧洲六大战场遗址，走访辛德勒、拉贝、辛德贝格、白求恩、魏特琳等国际义士的后人或家乡，会晤参战老兵和战争幸存者，与沿途各国“二战”纪念馆和博物馆交换史证，提供中国多家博物馆有关抗战的书籍资料，向欧洲民众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揭露侵华日军的反人类暴行。有感于“二战”历史的惨痛，特别是战时国际义士的壮举，在大量的史料查询和写作准备基础上，老木于2018年推出了长篇小说《义人》。

《义人》通过非虚构纪实小说的方式走进“二战”历史，表现人间大爱，全方位描写了何凤山、拉贝、辛德勒和饶家驹等令世人敬仰的义举。作者在“二战”后的东西方视野下，第一次将四位国际义人的形象放大到同一时期同一平台进行比较和观察，对国际义人的真实历史样貌和义人命题引发的国际性思考，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书写。“二战”期间，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领事的何凤山顶着西方国家排犹联盟的压力，为数以千计的奥地利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后被联合国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的拉贝，面对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想方设法与其他义人一起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以拯救了25万中国民众的惊天义举被老百姓称为“南京的洋菩萨”。还有通过招工名义挽救了1200名犹太人生命的德国工厂主辛德勒，特别是在中国多地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50万战时难民的法国神父饶家驹，都以心怀大爱、救助众生的善行义举，在人类危难关头方显出英雄本色。

《义人》构思奇特，写作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与文坛常见的非虚构人物纪实小说不同，这部作品是“以记录、史料和反思的模式，运用实地走访和历史事实两条线索，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交叉，在现实和历史中‘穿越'互证，循序渐进。”具体而言，这种写作模式是围绕着对义人的发现、寻访、史证、评价、反思，层层推进并贯穿始终的。

从“发现义人”起笔，作者开始了寻找正义之旅的出发。何凤山、拉贝、辛德勒和饶家驹在“二战”中的善行义举，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关系扭结中，曾经被特定的时代所遮蔽；加之当事人长期隐姓埋名以及人生角色、命运波折的复杂背景，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作者以“发现”的眼光来寻找义人，它所包含的是一种追根溯源、寻找真相、还原历史的理念。因而，无论是感恩的犹太人寻找“救命的签证官”发现何凤山，还是实录了日本侵略者南京屠城铁证的《拉贝日记》被历史学家张纯如发现，或是由那只“装了历史的箱子”发现了辛德勒，以及法国独臂神父饶家驹在被历史埋没多年之后进入公众视野，四位义人多在1995年之后也就是“二战”结束50年后陆续被“发掘出来”，这其中艰难漫长的“发现”之旅，历经历史风雨洗礼和人间是非评说，最终拂去岁月的灰尘，使之成为“二战”中的正义典范和大爱天使。

对国际义人故地往事的寻访，作者以《环球行日记》的插入，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凭证。在“单骑送铁证·万众倡和平”活动中，从参观纪念场馆，到寻找行义故址；从访问义人后裔、家乡，到祭拜青青墓地；作者以在场言说的方式，把读者带入真实可感、图文并茂的历史场景，突出了“我的实录”、“我眼中的历史”的真实性和在场感。诸如老木所写到四位义人的墓园和墓志铭，给人带来亲临其境的崇敬感。

史料的证言，则是以相关历史资料的大量汇总和缜密梳理，夯实了非虚构纪实小说书写的基础。作品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每一位义人撰写出生平传略，客观地呈现出义人的身世背景、行义善举、命运足迹、生活时代，由此凸显了作品的史料佐证意义；且蕴含大量的社会、历史及时代生活信息，让读者视野洞开。

有关义人的历史评价，作者摆脱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刻板认知，他既没有一味浮华赞美，也不被一些只看不足的负面评价所左右，而是在对历史背景和义人生平的多方面认知把握中，在看似身份多重又善恶难辨的“复杂义人”身上，发掘出烛照时代的悲悯情怀和正义力量。诸如对辛德勒的评价，作者在赞美那个以“辛德勒名单”拯救1200名犹太人脱离死亡的义人形象的同时，也看到他有着工厂主、德国间谍、纳粹党员、黑市交易者、凄凉老者等颇具争议的复杂人生面向，写出了他在战时纳粹强权背景下利用自己特殊身份的周旋，更凸显他在面对犹太人被残暴虐杀悲剧时所激发的道义责任和人性觉醒，最终抵达了人道主义大爱天使的高度。走进历史语境，尊重生活原貌，将义人还原为具有七情六欲、是非曲直的真实的人，作者塑造义人形象的独立思考和真知灼见，从中可见一斑。

作为一位擅长哲学式思辨的作家，老木在以大量事实还原历史、描写义人的行义故事和生命背景的同时，他始终在思考与追问两个问题：其一，义人的大爱来自何方？作者深入到义人的心灵世界，探讨义人壮举的精神动因：尽管他们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教育和宗教背景，以及各自相异的人生使命和复杂的社会角色，然而驱使他们共同选择了以拯救为职志的义举，则来自于他们对正义和良知的追寻、敬畏和坚守，来自于他们面对人类生命和周围世界遭遇苦难时激发的悲悯情怀。其二，“人类有共同的正义吗？它是民主自由这个被称为普世价值的价值体系吗？如果不是，它是什么？”老木认为，在人类所有的人群之中，有着共同先天的、最基本的人性尺度。由此出发提炼全人类共性的价值体系，那就是“平等、友善、正义”！透过四位义人的形象，作者呼吁人们走出旧式的普世价值的束缚，以“发现正义”、“敬畏正义”的积极态度，抵达“正义永存”的社会环境和人生境界。这种哲学式的思考，作为其创作的一种特点和亮点，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含量，更深化了作品的题旨，将义人命题从“二战”层面上升到汲取战争教训、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一种终极关怀思考。

不同于上述“二战”题材的纪实色彩，法国华文女作家山飒的《围棋少女》，则是以虚构文学的魅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下的满洲背景上，讲述了战争中的爱恨情仇与死亡故事。色彩强烈的对比手法，贯穿小说始终。最富有中国文化韵味的棋盘世界，与充满血腥屠杀的日本侵华世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将围棋少女的命运不断推向波山浪谷。痴迷于围棋游戏的中国少女，气质高雅，冷艳敏慧，行棋果决；化妆成便衣的日本年轻军官，崇尚武士道精神，高深莫测，冷酷又痴情。男女主人公在刻有棋盘的千风广场石桌旁邂逅相遇，棋逢对手，激烈厮杀，在互相不知敌我身份的棋盘对弈和吸引中渐萌爱意，一时生发出某种超越种族、国际、战争的爱情。“一盘围棋, 也是在感情的迷宫中失去自己。……男棋手的天地是军营、战犯、监狱、硝烟, 女棋手的天地是没落的贵族家庭、抗日青年的团体, 是日本铁蹄下呻吟的东北三省。” 在抗日救亡的连天烽火中，两个原本来自对立敌视国度与敌我不容立场的青年男女，其恋情最终开出的只能是走向死亡的通行证。少女最后被抓捕之际，日本棋手杀死少女亦饮弹自杀的结局，将战争中爱情与人性的绝唱推向悲剧的高潮。

同样是表现战争中的爱情与人性，德国华文作家女穆紫荆的长篇小说《战后》，则是穿越“二战”的历史烟尘，走进东西方跨国文化的语境，发掘“活在纳粹之后”的普通人形形色色的爱情命运与人性状态，突显出以爱抚平战争伤痕的主题。

以“战后”视角的观察和发现，延伸了历史反思的时空，是穆紫荆进入“二战”记忆书写的独特路径。当年激烈厮杀的战场虽然早已变为“二战”废墟，但往事并不如烟，如同奥斯维辛集中营永远成为欧洲沉重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梦魇。一方面，那些“活在纳粹之后”的普通民众，从惨遭大屠杀的欧洲犹太家族及后裔，到流落中国上海的犹太人混血儿；从走过历史风雨的中国女子，到参加过侵略战争的纳粹老兵，当个人命运猝不及防地与“二战”背景撞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遭遇，表现出怎样复杂的人性样貌，他们赖以生存的力量支撑何在，这是作者苦苦追寻的颇具人类生存意义的命题。另一方面，“战后”的痛定思痛，必然连缀对“二战”往事的回溯与再现，整个欧洲、乃至东方，曾经历了怎样残酷的战争，犹太人以及无数无辜的人曾遭遇了怎样惨痛的屠杀？战争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同样是作者努力反省的社会历史命题。

《战后》的故事情节，交替穿插于“二战”前后和当代，跨越欧洲和中国的人生语境，有着多条线索的交织。一是中国留学生王芍琴与德国青年阿菲真诚相爱的当代婚恋生活，引出阿菲家族被“二战”裹挟的参战、阵亡、逃兵役故事，以及柏林墙带给东西德人民深重的战后分离之苦。二是王芍琴由她的出生地上海，引出上海犹太公寓的犹太人混血私生子大伟的寻父故事。“二战”结束前夕，在中国经商的犹太人本瓦伦开设两家珠宝店，先后拥有了金宝丽、丁婉香两个情人。当欧洲的排犹恶浪波及而来的时候，本瓦伦丢下财产、情人以及怀孕在身的丁婉香，仓皇逃往美国躲避劫难，金宝丽与丁婉香则用爱心呵护犹太人混血私生子大伟成长，在世事风雨中相濡以沫生存，想方设法寻亲。三是通过王芍琴在德国庄园的邻居达尼尔，引出纳粹老兵达尼尔在“二战”前后的故事。1943年冬天德国战局出现不利，刚满18岁的达尼尔与一群年轻人被赤身裸体关押挨冻6小时后强征入伍，他在参战中胆战心惊地第一次射杀了年轻的伞兵，负伤后忍受了不用麻药的战地手术。德国战败，达尼尔被关押在法国战俘营长达4年，这期间，既有参观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所遭遇的巨大精神轰毁，也有在缺少劳力缺少男性的战后法国与当地女人蕾阿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12本书（新世纪欧华文学中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