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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教育,首先你得有个孩子。
对于郭刚堂来说,9月21日是个撕心裂肺的日子,在1997年,他年仅2岁的儿子被人拐走,彻底打乱了27岁郭刚堂的生活。
从此他骑着摩托车,绑着寻子信息的旗子,一找就是二十年。
我一定要找到孩子
那一天的下午6点,已经结婚三年的郭刚堂忙着开拖拉机搞运输,那天他赚了几十元特别高兴,可是回家的时候却看到门口围满了人。“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是不是我小子出意外了,这时一位老人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郭振被人贩子拐走了,要我不要担心,先想办法赶紧找孩子。”
可是怎么找呢?郭刚堂跪在土里给在场的乡亲们磕头,所有人都哭了;当天晚上有500多人,三人一组到附近的路口、汽车站和货车站去找;乡亲们还凑了5万块钱让郭刚堂去找孩子,可是不管怎么找,郭振就是不见踪影。
两年后,花光了所有积蓄又借了20多万的郭刚堂,还是没有找到儿子,心里极度绝望,“在最抗不过去的时候,想过让汽车撞死自己,这样可以拿几万块去还债。”
“但是我死了,我的孩子,还有谁会去找呢?如果他在外面受苦怎么办呢?,没有一点希望,大家借这么多钱给我,不就是让我找到孩子吗?”到了1999年,郭刚堂决定一个人出去,开始寻找郭振的旅程,“我们大人可以选择绝望或者坚强,但孩子只能等待,等待父亲的出现,等待父亲来带他回家,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孩子。”
从1999年底开始,郭刚堂骑着摩托车,10年间跑了30多个省,40万公里路,报废了9辆摩托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寻找儿子。看到和儿子差不多年龄的男孩,他就多看两眼,“我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但也是个没办法的办法。”每年出门的时候,郭刚堂的摩托车上都装着两米高的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媳妇做的葫芦烙画,当做他出门寻子的盘缠。
“这些年在路上,认识了几十万人,其中有太多的好心人;这些年骑的摩托车,有好几辆都是别人送的;他们买了小车,摩托车不骑了,就给我。在深圳,摩托车车友给我检修了摩托车还给我换了齿轮,怎么给他钱都不要;离开的时候,还送了200公里,他怕我从深圳出来会迷路。”郭刚堂还说:“我这么些年,一个人在路上孤独地行走,其中有几十次好像是发现了孩子踪影,但探究下去,几十次希望变成了几十次失望,如果不是一直有好心人鼓励我,我真的很难坚持。”
十年的骑行寻子路,郭刚堂没有找到儿子郭振,却替7个家庭找到了被拐的孩子。
那是我最美好的时光
郭刚堂曾经是村子里最能干的青年,在上世纪90年代,一天就能赚一百块钱,他年轻时喜欢热闹,也喜欢唱歌,有一次歌舞团下乡表演,才十几岁的他就站在台下叫板说:“你唱得还不如我唱得好。”别人不信,他就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台下人全都鼓掌,连歌舞团老板也想把他挖走。
他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被媒人安排着见了一面,脸都没记清就结了婚。
郭刚堂喜欢说,妻子喜欢听,夫妻俩经常会彻夜长谈。他们结婚没多久,儿子郭振就出生了,那时郭刚堂在外面开拖拉机,妻子在家里种地;他还想着在聊城河边包下一块地,打造一个特色旅游区。郭刚堂说,“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但是到了1997年9月,郭刚堂的生活就被彻底撕裂了。
孩子刚丢的时候,郭刚堂慌乱而焦灼,恨不得不吃不喝去全世界找。“如果是现在,我绝对不会像当初那样找孩子。我会先安慰家人,再配合职能部门,组建亲友团,然后利用网络和公益组织的力量,一起找孩子。”这是郭刚堂在二十年寻子路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和切身体会。
每次出门的时候,妻子都会目送着他离开,而郭刚堂只是带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个装满寻人启事的黑色挎包,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
2015年,以他为原型,由刘德华主演的《失孤》上映;电影一开场,看到刘德华扮演的雷泽宽趴在摩托车上睡觉时,满脸沧桑和疲惫不堪的画面,郭刚堂忍不住起身,坐在观影厅旁的台阶上,咬着手指无声痛哭起来。
《失孤》改编自他的故事,大部分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在路上遭遇车祸,被人欺凌;在路上撕下其他失踪孩子的寻人启事;而且每到一个城市和乡镇,他都会去中心地带摆出照片,散发寻子的传单。和电影中的雷泽宽一样,他也有个小本子,记录着漫漫寻子路上所有陌生人对他的资助。
我们情同兄弟姐妹
“我不是想放弃找孩子这件事情,而是放弃我自己。你说这个事,我只要活着一天,谁做父母不会想自己的孩子,是吧?”想起最绝望的时刻,郭刚堂不无感慨地说。
郭刚堂出门找儿子,整个家里就只能靠着妻子。
郭刚堂的妻子做着两份工:白天是保姆,每个月收入一千多;晚上还要到饭店打另一份工。她常年精神衰弱,直到现在,也经常整晚睡不着觉。
他们后来有了小儿子郭伟,“长得就像是郭振的翻版”。可是孩子大了,吃喝上学都要花钱,妻子感到压力很大:“你愿意干什么事业就干什么事业去,我现在过日子还喘不过气来呢。”
2016年底,郭刚堂开通了网络直播,每天见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讲述一个被拐孩子信息,每次都有几千人观看。
2017年初,郭刚堂又出发了,除了继续寻找儿子郭振以外,他准备一路收集失踪孩子的信息,跟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见面。但是妻子忽然说不愿意让他去,她想让郭刚堂多照顾家里的孩子;文化水平不高的她,陪小儿子郭伟写作业感到很吃力,尤其是英语。
“她毕竟是个家庭妇女,面对的就是家里的锅碗瓢盆。”郭刚堂说:“束缚着我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大网,我这一辈子不可能从里面逃脱出来。”
在寻子路上学会了上网,并且对网络越来越依赖的郭刚堂,借助寻子协会、网络和直播的力量,想要更有效地寻找儿子郭振,同时帮助所有丢失孩子的家长建立数据库,互相沟通信息。
他感到很累,而且这种疲惫感包围他已经很久了。每当有关于他的电视节目播出后,就有很多人打电话找他,大多数都是丢了小孩的家长;他太忙了,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接电话。
“全国各地的,你要听各种不一样的语言。有的方言你听不懂,你就要努力地听。”有时候他甚至感觉自己像个垃圾桶,承受了全国各地前来寻求帮助家庭的负面情绪。
“我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整天就是接电话、回信息,就搞这些东西了。我自己也承受不了,我没有排泄的地方。但是我就像他们的一个主心骨,我要是停下来,他们也会有失落感,而且我们情同兄弟姐妹。”
郭刚堂说:“我一辈子都不会从这件事里出来,肯定会干一辈子。”
不是我家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从1999年开始,郭刚堂的漫漫寻子路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但是他的线索只有一个:儿子的左脚上有一块小烫疤。坚韧而执着的郭刚堂,就凭着这一条线索“大海捞针”。
他的儿子郭振,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的城乡结合部被拐走的,可是直到村子拆迁,儿子还是没有找回来。
如今的郭刚堂每天五六点起床,然后花一个小时在河边漫步,听一会付费广播,“现在做的事情越来越细化,总感觉自己的能力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差得太远太远,也要补充一点东西。”打理完协会的事情,到了晚上郭刚堂就尽量待在家里,“毕竟父母都快80岁了,而且可能年龄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进了家都不想出去。”
从2016年到现在,通过网络平台和寻子协会的力量,郭刚堂找到了360多个疑似郭振的孩子,他都做了编号,然后跟大多数孩子做了DNA检测,结果都不是。后来他把这些数据全部交给了公安数据库,“不是我家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2018年,郭刚堂成为山东省“百姓宣讲员”,并入选“聊城好人年度十大人物”。
《失孤》的导演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却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而这张答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二十年以来,郭刚堂始终天南海北地寻找着儿子,但是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很喜欢听身后的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这让他感到自己和儿子在一起。
在电影里,刘德华扮演的雷泽宽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也是郭刚堂的原话。
当你的孩子年幼的时候,最好的教育不是打骂责罚,也不是三字经弟子规,更不是夸奖赞誉,而是紧紧地拉着他的小手。如果你有其他想法,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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