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起连云港、西至鹿特丹,横贯亚欧两洲、头尾吞饮双洋的铁龙大陆桥,是当今世界经济论坛上的热门话题。政坛首要、经济学者、财团巨亨热烈地讨论着它的集散腹地、货源走向乃至速度、运价、周期……而它的源起形成以及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却鲜为人知。
至少从4千年前开始,中州至东部海滨的陆路交往已经通达。中国最早的上古时代的文献汇编《尚书》在《尧典》中就曾载述,尧帝派遣治理东方的官员羲仲到海滨祭日,定居农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被称为治”东方之官”的羲仲还与发明并制造原始的车辆有关。
商王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至肃东,恰好以东西大道为国土的中轴线。末代商王纣伐东夷,也曾一直打到海边,部队使用的坐骑特别惹人注目,因为其中有象一类的庞然大物。
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书《禹贡》,所记述的象征华夏大地的”九州”，或横跨于这座陆桥,或不离其左右,而梁、雍、冀、豫、徐之中心地域,皆雄踞其上。九州一统，都分别向周王朝贡献各方的土物珍华,这一史实所反映的交通规模是很清楚的。
中州一带与周原、西秦的交往,为历代史书所详载乐道。那位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始皇帝之三次东巡,也早已把咸阳至东海之滨的交通展示得十分明白。那两旁植树、可以并驶五驾马车的驿道自然要通向秦王朝的东大门，在司马迁笔下被称之为秦东门的朐县,正是今天陇海铁路的终端——大陆桥的东堡。从赣榆被征去咸阳修筑始皇陵的两位刑徒墓志的出土,成为当年这条驿道畅达的物据之一。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已为中外史学家公认。这条路从长安经敦煌后分南北两路,沿天山山脉南麓或昆仑山北麓经康居(原苏联撒马尔汗)、阿富汗、伊朗，过地中海的东岸可达罗马;由阿富汗向南可达印度和斯里兰卡。
今天的亚欧大陆桥实际上是传统丝绸之路的延伸。
依靠这条古代陆桥，中国的丝绸包括海滨齐地的丝绸运销于西亚和南欧。康居国僧人康僧会来朐阳地筑室修炼、“留仙饮泉”，敦煌、长安、朐县之间也得到迅速地频繁地沟通。
汉明帝时，东海王刘政屡赴洛阳朝见，《后汉书》的作者在明帝记中作了详实的记录:
永平二年，“秋九月,东海王政来朝”;
永平六年,“春正月,东海王政来朝”;
永平十一年,“春正月,东海王政来朝”;
而汉明帝也于永平六年“冬十月，行幸鲁，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东海王政。”
如此频频地接触,没有通达的交通，是不堪想像的。实际上，连朐山发生山崩,坐在洛阳朝廷里的汉家皇帝也能很快地知晓:
永兴二年(15)六月,京师蝗,东海朐山崩……诏曰:“其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汉代地方官的调任在敦煌和东海之间的活动也见诸于史书，有一位“累迁敦煌太守”字文楚的赵咨,就曾“复拜东海相”，赵咨去东海上任的路上，经过蒙阳,曾在敦煌受到赵咨推荐而成为孝廉乃至出任敦煌令的曹暠,“迎路谒侯”,为了感戴赵咨的知遇之恩,曹暠竟然连“乌纱帽”也不要了，“弃印绶,追至东海”。
曾任中散大夫的东海人王远,弃官入山修道,汉桓帝“连征不出”,最后，“俾郡国逼载至京”,这种“载”,自然是明喻了车辆的运输。
陆桥上的交通形状,文献多处载述,更有文物可证——
首先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两地古人类使用工具的一致性。我们把连云港桃花洞遗址探坑中出土的细石器和河南安阳小南海的石器时代洞穴堆积中出土的标本对照，结论会十分清楚——工艺特点相同,制作程序也很接近。甚至,连在石器上保留一点砾石面的做法皆惊人的相似。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设想一万年前，两地的古人类闯过漫漫洪荒,已从荆棘中拓出最原始的路来。它不是毫无根据的。
将军崖岩画A组的人面像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彩陶上的人面象在造型和作风上的一致性，是两地先史文化共通的显著标志。率直的线条以及刻划的口、鼻、眼的稚拙,充分体现它对时代脉搏的展示是最灵敏的。而且,在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流城的古代文化瑰宝中，人面像是凤毛麟角，它几乎是同时地出现在古代陆桥的终端和枢纽,应该不是偶然的。
河南新郑裴李冈遗址的出土物是7000年前的文化遗迹，而它与连云港二涧村新石器时代遗物在年代和文化风貌上的相同已经受到考古学界的关注。两地遗址的最下层皆有圜底三足鼎出土,从手制的工艺、沿部纹饰的相类,皆成为这一推论的重要而有证力的根据。
陕西、河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纹饰之繁缛和绮丽,称誉中外。中原青铜器被各国的博物馆竞相收藏,而同样风格和纹饰的青铜器也会在连云港的华盖山出土,我们不得不承认,青铜文化的传播方向也循行着这条古代陆桥的轨迹。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壮举,世人瞩目,千古称道。而能反映这一历史变革的实物,却十分罕见。以刻有秦始皇颁布度量衡法令诏书的铜量而论,能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数。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镌刻在同一件铜量上，那就是名符其实的稀世之珍。1983年,就是这种被考古学家们称为“父子双诏量”的“国宝”级文物在连云港的东海县就出土了一件。其造型、容量乃至铭文的书法体势，都极其严谨,规范,是秦王朝中央集权的最充分的标示。我们因此而能够知晓，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各项法令和秦王朝实施法令的各种文化留存,也在利用统一交通的驿道播传。
1985年,我国著名的玉器研究家、故宫博物院院长杨伯达先生在鉴赏连云港博物馆的馆藏玉器时,一眼就认出许多材料是“新疆玉”。追溯这种从原始社会直到现在一直受人珍爱的工艺品从新疆流入东方的渠道，同样使人想到东西交通亦即古代亚欧陆桥的早期开发。
中国的石窟寺艺术,被视作国粹,也倍受世界各国所重。而这些艺术珍笆大多分布或靠近于这条古代陆桥。诸如:新疆的吐鲁番、拜城、和田、都善,甘肃的敦煌、酒泉、水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陕西的三原、佛坪,河南的邓县、洛阳(龙门),直至江苏的徐州和连云港。尤能令人深思的是，作为东汉时期的我国最早的石窟寺艺术，已知的只有2处，那就是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和连云港的孔望山造像(克孜尔石窟的东汉造像被毁)。我们看到:千百年来，西方的佛教艺术和中国的丝绸分成两个不同的走向,流淌在这条古代陆桥上。货物的贸易、艺术的互染、文化的播渐都紧密地因循着、依托着这座镌满了人类文明脚印的历史之“桥”。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这条古代陆桥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还是政治的。
自从有民族或国家的概念开始,它的政治中心就很少离开过这座陆桥。尧、舜、禹,夏、商、周,始终没有远离这道“桥”。夏都、殷墟、周原也始终围绕着这道桥。
战国后期,苏秦首创“合纵”,联合楚、齐、燕、韩、赵、魏,身佩“六国帅印”,策划合纵“畔秦”,可谓天下响应,声威赫赫矣!而秦王用张仪“连横”之策,不以一国为孤,而能长贯东西,势如破竹,成就了千秋统一大业。是不是借助于这道“陆桥”,依存于这条脊梁?
考古学的成果告诉我们,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当与夏都有关。而商代立都于亳,迁去安阳;周室起于陕西,营东都于洛阳,此皆众所周知。其他如秦朝于咸阳,汉、隋、唐于长安,西晋于洛阳,宋于开封。这些朝代的政治中心也都没有离开这条东西大道。
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的侵扰,常年不断，而要想越过这道古代陆桥，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这条东西干道上，也密布着“中原逐鹿”、兵家必争的古战场:徐州、商洛、晋南、荥阳。
因此而记起,已故化学史家张子高在他的《中国化学史稿》中曾指出:“今天的陇海铁路正是在古代交通大道上建起来的。”这是他立足于陶瓷、冶炼、酿造等化工技术史的长期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
对大陆桥历史地位的鉴定,多学科的结论是一致的。大陆桥的形成和衍延是由它的地理、人文、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鉴古知今,大陆桥上的发展和昌盛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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