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这是“五四”时期对大部分学者、作家和诗人的评价。我越来越觉得这批文人真的是很了不起。举目四望，当今世上，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担得起这四个字。这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水准，是因为“五四”时期的文人大多都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他们有雄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私塾的教育使他们将“四书五经”都读得滚瓜烂熟。唐诗宋词、金元杂剧、明清小说、二十四史等经典，无不了然于心。以这样的基础再出国深造，充分吸收西洋的文化。加之他们的一片振兴中华的救国之诚。便造就出了以下这样一连串的名字。鲁迅、林语堂、胡适、钱钟书、郑振铎、冰心、朱自清、闻一多、老舍……这个名单可以拉到很长一页。他们既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精通西方文化。从而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
举两个例子吧：拿鲁迅先生来讲，当同龄孩子读《三字经》时，他已经在背《鉴略》了。他的杂文就不必说了。小说集有《呐喊》和《彷徨》，散文集有《朝花夕拾》，散文诗有《野草》。虽不是诗人，但创作中既有大家熟悉的格律诗《自嘲》《自题小像》，又有白话诗《我的失恋》，写得诙谐有趣。他还翻译了不少日本和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俄国作家班台莱夫的《表》，是我读的第一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是他的学术著作。人们 都知道鲁迅先生的第一部白话小说是《阿Q正传》。却不知他的第一篇小说是用文言文写的《斯巴达之魂》。他固然是白话文的旗手，但他整理校勘的古籍的序言，都是用文言写成的。
对于冰心女士，许多人只知道她的《寄小读者》和《小桔灯》。其实，她的作品远不止于此。她早年著有诗集《繁星·春水》，小说《超人》《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燕京大学毕业后，冰心又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她翻译了黎巴嫩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她与丈夫吴文藻、费孝通等合作翻译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在她七岁时，就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那篇成为文坛公案的《我们太太的客厅》，颇有《红楼梦》的手法，其中人物的音容笑貌刻画得栩栩如生。可惜人们只对传说的八卦感兴趣，很少有人注意到作品的艺术性。能与茅盾、巴金这些大作家相提并论，当然不是三部《寄小读者》就能站得住脚的。
今天中国人终于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水平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至少比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当代文人中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学贯中西的大家了。
首先，没有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的功底，因为现代基础教育制度变了，有太多的干扰因素：电子游戏、网络小说、24小时的电视，还有花样翻新的各种活动。所谓古典文学的造诣。不过是多背了几十首唐诗宋词罢了。
其次，出国留学能学到多少西方文化，还很难说。自己的文化都没搞懂，还奢谈什么外国文化。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那一颗热忱的报国之心。绝大部分人出国留学不过是为了镀镀金，拿个唬人的文凭，或者能有个好工作，能赚更多的钱。社会节奏的高速运转也不允许人们再下水磨功夫。浮躁的众生，只是想着怎么尽快地名利双收。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始终是极少数。建政以来，识字率增加了，可真正自觉去读书，或者说把读书当做爱好或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者，仍然是少而又少。而这仅有的一点读书人往往还分为两派。一为民粹派，一头扎到故纸堆里，只读中国古典作品，不读外国作品。一为虚无派，只欣赏西方作品，把中国传统文化贬得一钱不值。这两种偏颇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又要放眼世界。文化是交流，是取长补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互相渗透。
马克思说得好，要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都要采取去粗取精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既不要动不动就讲“文化侵入”，排斥外来文化；也不要崇洋媚外，赶时髦，奉现代派为圭臬，言必称“魔幻”“超现实”。妄自菲薄。
只有立足于本国文化，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才能创造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很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多读些经典。即使不能学贯中西，至少不是抱残守缺，或是邯郸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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