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其政治制度影响深远。府尹制度和侍卫制度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代表。顺天府尹和一等侍卫同为正三品，他们在仕途上的前途大有不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
顺天，就是今天的北京，是清朝的都城所在。如果单纯按照今天的级别来看，顺天府尹好比于北京市市长兼市委书记。
顺治入关后，因为顺天府尹为“邦畿之表率、首善之仪型”，对于顺天府尹给予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位列京卿之中，远超全国其他知府。由于京畿等地多汉人，所以顺天府尹最初由汉军旗人担任，清中后期多由汉人担任，是名副其实的汉缺职位。
但是清朝终究是旗人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很难真正的信任汉人。这就导致了在康熙十五年之前，顺天府尹实际上只是空有地位，没有权力的虚职。
所谓的顺天府二十四州县，顺天府尹能够实际管辖的只有大兴、宛平两地，且主要负责祭天、礼乐、科举等偏向教化方面的事务。其他的权利由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巡城御史等官员分割，还要受到顺天巡抚、直隶总督等的节制和管辖。
位尊权轻、处处掣肘，没有丝毫实权的官员自然做不出什么政绩，此时的顺天府尹堪称是清水衙门，在仕途上很难获得升迁。
和步步维艰的顺天府尹相比，一等侍卫们的处境可谓是青云直上。清朝前期，国家初定，各地战事不断，地方和中央都迫切需要一大批优质的人才充实官僚阶级。
为了扩大人才渠道、巩固爱新觉罗的统治，顺治帝从正黄、镶黄、正蓝等上三旗中选拔精英，外加督抚、总兵等功臣、蒙古王公、满清勋爵、八旗大臣的部分后代，组成了侍卫。到后来才从武进士中选拔侍卫。
名为侍卫，实则是为旗人贵族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升官途径，使他们不经历科举就能获取官职，一等侍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来他们出身于皇帝直属的上三旗，深得皇帝信任。
二来他们都具有各自的家庭背景，且擅长弓马骑射，正巧迎合了当时安定统治的政治需求，经过兵部的简单核查，大多都可以出任外地的军事将领，越级提拔为各旗、京都绿营都统、副都统的大有人在，也有的被安插到各省各地的实权部门。
可以说他们就是皇帝的私属官员，代表着皇帝的眼目，因此仕途可以说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阻力可言。
索额图、明珠、傅恒、和珅、福康安等清代历史中举足轻重的重臣都是由一等侍卫起家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侍卫起步、官至卿相的官员大有人在。顺天府尹的权利在这三朝也开始发生转变。
康熙帝即位后，重用汉族官员。推行““满汉文武、皆为一体”，对于汉族官员的戒备有所降低。三藩之乱爆发后，京畿杨起隆炸称“朱三太子”预谋造反，虽未成功，但是刺激了清代统治者更加重视京城的安全，顺天府尹的职权得到了扩大。
随着满汉两族的杂居加深，民情复杂，加上京畿之地天南海北的行商、士子、使节、官员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发挥顺天府的作用成为了必然之事。
在雍正时期，顺天巡抚裁撤，顺天府尹的掣肘进一步减少。乾隆时期顺天府尹虽仍属于直隶总督管辖，却已经转变为了拥有实权的官员，和之前的“吉祥物”待遇有了显著的差别。
顺天府尹仕途上的窘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康熙任命的数位汉军府尹中，绝大多数都保持了较长任期（四年），且都有所作为。但从升迁年限、升迁频率上来讲，还是很难和如日中天的侍卫相媲美。
康乾盛世之后，八旗子弟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里不愿醒来，侍卫作为八旗当中的贵族更是声色犬马、生活腐化，屡有失职、渎职发生，侍卫犯罪的数量也开始增多、性质越发恶劣。
嘉庆皇帝就深感其扰，数次下令整顿也无济于事。嘉庆年间是侍卫制度走向下坡路的转折点。
到了清朝晚期，一方面，八旗子弟腐朽加剧，即便皇帝依旧延续着任用侍卫心腹出任官职的传统，但是却早已没什么人可堪大用。得到任用的侍卫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地方督抚、汉族官僚在朝廷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苟延残喘，清廷不得不压下排汉的心思，侍卫出身的旗人官员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受到了极大削弱，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伴随着旗人的衰落，汉人就得到了更大的重用空间。顺天府尹在变革的洪流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光绪任用周家楣出任顺天府尹，同时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左副都御史等官职，所谓的奇货可居，大抵就是如此。
一等侍卫和顺天府尹同在清代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兴废哀荣随着清代的灭亡而成为了过眼云烟。思之、鉴之，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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