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在拍摄《女人心》一举出名后,关锦鹏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接连拍摄《胭脂扣》和《人在纽约》。有影评家曾认为关锦鹏逐渐走向商业片导演的道路,拍摄的影片开始迎合市场。随后,《阮玲玉》的出现,让观者和影评人再次看到关锦鹏的艺术本心。这部电影更是在柏林斩获银熊奖,被公认为是关锦鹏女性电影创作的巅峰之作。
《阮玲玉》主要讲述的是中国早期知名女演员阮玲玉短暂且辉煌的一生。她从影时间虽只有9年,却在大银幕上塑造出多个经典女性形象,认真的态度以及演技的精湛,令她收获了不少关注。而也正是这些投射在其感情生活上的关注,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5年3月8日,一封“人言可畏”的遗书,成为阮玲玉的绝笔,也是她对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的最后的控诉。
个人型声音的运用在前文中有提及,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叙述声音被分成了三类。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叙述者特意在向观者讲述自己的故事,采取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在个人型叙述声音模式中。“我”和故事的主角和叙述者是同一个人。叙述者默认在像虚构世界外的受述者讲述,也就是观者。
个人型的叙述声音,是以女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突破男性当叙述者的惯例,打破男性建立的话语权威。在过往的作品中,叙事中的显在的权威地位永远是属于男性的,故事永远是以特定的男性视角来讲述。女性主义叙事学强调的个人型声音恰好相反,由女性来讲述自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以自己的声音发声,描绘女性视角下的世界。
在兰瑟看来,个人型声音的叙述形式带有一种强行发出叙述声音的倾向,观者在了解文本内容的同时已被迫接受个人叙述声音的传达。借此特性,叙述者将个人的、私下的声音推到公众面前,女性的思想得到潜在的表达,话语权威潜移默化地被观者接受,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助力。
在《阮玲玉》中的嵌套文本里,其中关于张曼玉饰演阮玲玉的文本层以及包含其中的张曼玉饰演的阮玲玉在演戏的文本层,都是属于兰瑟所提出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这两部分采取阮玲玉的视角进行故事叙述,以自己的身份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成为故事的主体和叙述者,彰显女性主体的话语权威。
然而阮玲玉的声音中却流露着自我的矛盾与纠结。同张达民、唐季珊、蔡楚生三者之间的感情关系,让她的内心无比纠结与无奈,她对自己自身的归宿也感到困惑与迷茫。阮玲玉的内心是渴望一段真正的感情的。
同张达民和蔡楚生的关系中,她都付出真心,但却没有得到回报。在张达民的眼里,她只是一个赚钱的机器,摇钱树一样的存在;而蔡楚生对她有爱慕之情,却无法选择勇敢。中间穿插着的另外一个男人唐季珊,对阮玲玉的感情更是薄如蝉翼,把她当作自己有钱身份的一个展示品进行炫耀。
当阮玲玉遇到危机时,唐季珊的自私本质暴露无遗。同时,随着拍摄蔡楚生、吴永刚、孙瑜等人的进步影片,阮玲玉也接受了很多新思想,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新的解放。可离开影片,回到当时的现实,阮玲玉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十面埋伏”的危机之中,外界大众对她的恶语相向、事业上的尴尬境地、张达民的恶意敲诈、唐季珊的自私、蔡楚生的懦弱。
电影中的新思想的世界终究只是在银幕上。此时,叙述主体仍是阮玲玉自己,但是话语权威随着她对男性话语的妥协与沉默、对男性客体的依赖,流失了。所有人批判她、指责她生活不检点,却无人质疑张达民话语的真实性,却无人批评张达民的恶意敲诈行为,却无人指责唐季珊的“三妻四妾”。男性早已被默认为话语权威的主体。
阮玲玉意识到她已经无法摆脱男性话语的压迫,无法摆脱这个父权社会的桎梏,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生命来反抗这个对女性有太多恶意的社会。透过阮玲玉的自我叙述声音,可以了解到与当时的社会报道大不相同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女性不被信任甚至无法发声的状态,体会到女性在当时面对的不公与困境。
女性叙述视角中的形象传递
在《阮玲玉》中,电影主要通过阮玲玉的视角讲述了三个男性的形象:张达民、唐季珊和蔡楚生。这三个男性在阮玲玉的生命中都留下了重要的印迹,也是她在不同阶段的感情寄托。张达民,是阮玲玉的第一位男朋友。
在影片中第一次讲述两个人的关系时,已经隐约在透露两个人的感情开始变质。在张达民的心中,阮玲玉只是自己的提款机。张达民自从家道中落之后,一直不务正业,和阮玲玉在一起的日子里还在跟其他的舞女暧昧,甚至公然带着别的女人来到阮玲玉的面前。阮玲玉不仅给他提供物质,还要帮助他的方方面面。
日本对上海进行轰炸时,阮玲玉拜托六嫂带着张达民一起从上海前往香港避难。然而张达民对阮玲玉的感激只是浮于表面。在阮玲玉和唐季珊如数给了他承诺的钱之后,张达民竟背信弃义、肆意污蔑阮玲玉,不仅将她告上法庭,还不停地跟记者讲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让阮玲玉备受打击。在逃离上海去往香港的船上,唐季珊终于有机会向阮玲玉示好。
阮玲玉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男人出现了。与张达民不同,唐季珊混迹商场多年,早已是被功利钱财浸透了的人,同时也是情场老手。唐季珊的体贴浪漫与张达民的幼稚不成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去香港的船上,唐季珊一语便点出阮玲玉在担忧母亲和女儿,一旁的张达民却未能明白阮玲玉的忧愁。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又帮助阮玲玉解决张达民的问题。阮玲玉很快便陷进去。然而唐季珊看待她就像看待张织云一样,只是自己财富与名气的一个象征,是自己的一个玩物而已。当真正遇到危机的时候,他自私的本质被暴露,之前的一切都是伪装。
蔡楚生的出现,可以说是给阮玲玉的灰暗生活里带来了一丝进步的新思想的光芒。他的身上充满才气与朝气,他们两个人之间因为电影而产生碰撞的火花。蔡楚生在电影创作方面有着出众的才华,拍摄出一部又一部令人称赞的佳作。然而面对阮玲玉时,蔡楚生总是保持着忽远忽近的距离,两个人的关系中存在着似有非有的暧昧。
当阮玲玉向他发出求助信号的时候,蔡楚生选择后退,从这段暧昧关系中抽离出来。在以往男性的叙述视角中,观者很少可以看到《阮玲玉》中这样懦弱、无赖、自私的男性形象,他们往往是拯救危机的英雄、豪迈仗义的兄弟、独当一面的战士。
当叙述视角转换成女性的时候,“看”与“被看”的主体发生转化,男性成为了被观察、被讲述的对象。但关锦鹏并没有将男性刻意贬低,而是用一种很客观的角度去审视影片中的男性形象,没有采取批评者的姿态去进行指责,只是将其性格中的优缺点同时展示在观者面前。在影片中,关锦鹏将一些以往电影作品中所塑造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进行了互换。
男性的背信弃义、自私、贪财、犹豫不决等和女性的自立、勇敢形成鲜明的对比。电影跳出了传统电影对女性角色的束缚,打破男性自我塑造的英雄美梦透过阮玲玉的叙述视角,观者可以充分感受到一位女性的成长变化。在张达民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可以拿来挣钱的工具;
在唐季珊眼中,她是有钱就能得到的玩物;在蔡楚生眼中,她是漂亮的有演技的演员和保持暧昧的对象。男性的凝视从未深入到阮玲玉的内心之中,从未全面、客观地去看待这位女性。阮玲玉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展示的是一个同男性的视角完全不一样的阮玲玉。对张达民,她尽心尽力尽财,甚至还带着他一起逃离上海,躲避战乱。
面对外界对自己的演员职业形象的固化,她努力去争取与之前截然相反的角色,大胆突破自己、证明自己。她拍戏不怕吃苦,认真对待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她很成熟,对爱情又保持着一些小女孩的天真。可外界的传言遮蔽太多的真实,大众默认男性的话语权威,相信了肆意捏造的虚假形象。
这也正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所探讨的,女性需要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女性的叙述视角去展示真实的女性形象,讲述真实的女性故事,打破男性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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