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到一桩最严重的指控，人们说他腐蚀青年的心灵，只相信自己所发明的神，有叛国罪的嫌疑。苏格拉底在受审时，向在场的同胞们辩白自己。他知道这些不实的指控根本不值一驳，要想证明清白，关键在于改变法官和公民们对自己的看法——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先是可恶，然后才有罪。就如鲁迅所言：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苏格拉底的申辩苏格拉底说人们觉得他可恶，首先是出于嫉妒，因为德尔斐的神曾说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为此，他选择用谦逊来避免嫉恨，说智慧是属于神的，自己并不敢僭越，更不敢自吹自擂，他唯一的智慧就是有自知之明而已；
其次，他也没有败坏过青年，这只是那些悠闲安逸的富家子弟所造的谣言。如果说苏格拉底腐蚀青年，给他们提了许多不好的建议，使其误入歧途。那么这些青年就一定会出庭斥责他、惩罚他和报复他才是。然而，没有人这样做，这些青年以及他们的长辈都为苏格拉底求情，拒绝做伪证。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
对苏格拉底的判决苏格拉底的初次申辩结束后，五百人议会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有281票认同其有罪，220票认为无罪，有罪判定最终生效。苏格拉底提议用缴纳罚款来代替死刑，但他没有太多钱，所以只能缴30明那，这是他所做的最后争取。因为他年事已高，不能接受在监狱中度日，也不愿意被放逐。
然而，那些觉得他犯了“可恶罪”的人，依然通过了死刑的判决。他们本想看苏格拉底痛哭流涕，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来求饶，以便从中取乐，获得优越感。然而苏格拉底的坚韧不屈激怒了他们，所以才要在肉体上消灭这个可恶的人。
苏格拉底坦然的接受了死亡，他告诉法官们，“任何事情都不能伤害一个好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诸神不会对他的命运无动于衷”。法庭判处了苏格拉底有罪，而事实本身也将判处雅典人是堕落的、邪恶的，他们会得到“处死那个聪明人苏格拉底”的骂名，并在法治的腐坏之下，走向被灭亡。
雅典人违背自己的法治精神，处决了无辜的苏格拉底，他们也就毁灭了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把法律变成了打击报复异己的工具。城邦用这种败坏的、恶劣的观念来教育下一代，从而断绝了自己的未来，它们要么陷入互害的内乱，要么惨遭异族的压迫。
末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给那些投他有罪的人留下最后的遗言：
“如果你们指望用把人处死的办法来制止对你们错误的生活方式进行指责，那么你们的想法错了。这种逃避的办法既不可能又不可信，最好的、最方便的办法不是封住别人的嘴，而是自己尽力为善。”
分手的时候到了，苏格拉底去奔赴死亡，而雅典人则继续苟活，究竟是谁的去路更好？只有历史才能知晓。
狱中的苏格拉底
拯救苏格拉底的逃亡计划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说自己不愿意被监禁，也不愿意流亡，他只想缴纳罚款以抵罪，如果不能，则欣然接受死刑。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记载，判决令下来的那个月正逢德利阿节，按照法律规定，在朝圣团从德拉斯回来之前不得处死犯人，所以苏格拉底获得了三十天的缓期。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生活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朋友们劝他继续上诉，他却说自己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他审视自己的生活，认为所谓的幸福就是意识到日子越过越好，如果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就不得不忍受老年的痛苦。到那时目力减退、听觉不灵、思想迟钝、记性也会越来越差，如果自己意识不到这种倒退，生活也就毫无价值，如果意识到了，反而会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幸，徒增痛苦。
于是，苏格拉底接受死亡，他认为这是正义的事，对于那些不义的指控，在申辩无效后，沉默就是最好的辩护了。他说：
“我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奴颜婢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
这很可能就是苏格拉底最终接受不公判决的原因，而在他的另一个学生柏拉图的记载中，则另有说法。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接受死刑，拒绝逃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 第一个是哲学、宗教的原因：苏格拉底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他相信灵魂不死，认为灵魂挣脱肉体才能获得自由。这个理论出现在《斐多篇》里；
- 第二个是政治学的原因：苏格拉底认为如果自己抗拒法律的判决，选择流亡，这便是以恶报恶，践踏了个人与城邦间的契约，不仅伤害城邦，也会伤害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克里托篇》论述了这个观点。
柏拉图在自己的著作里，常用苏格拉底来做自己的代言人。《克里托篇》中的观点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它代表的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还是柏拉图的看法，我们也难以知晓。这篇对话记载：
就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克里托来到监狱中探望苏格拉底，告诉了他朋友们已经制定的逃亡计划。只要苏格拉底愿意，他们可以买通狱卒，帮助他逃亡到帖撒利去。克里托说：“你的敌人想要毁掉你，而你的做法就像你的敌人想对你做的事情一样”，以其接受不公的判决，还不如大胆地反抗。然而，苏格拉底却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正义。
苏格拉底饮鸩
未经官方许可就逃走是否正当？对正义的毕生追求是苏格拉底的基本信念，他认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得当，得看它是正义的还是不义的，是光荣的还是可耻的，是善的还是恶的。
于是，苏格拉底向克里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考虑未经官方许可就逃走是否正当？如果我们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如果结果认为不正当，那么我们必须停止这样做。”
苏格拉底坚持自己的原则，说“作恶在任何意义上对作恶者来说都是恶的和可耻的”，即使他们升官发财、长命百岁以及欺世盗名，都改变不了这么一个事实。恶人可以获得善终，躲过报应，不受惩罚，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作恶者可耻这个事实。所以，苏格拉底认为就算作恶能获利，人在任何处境下都一定不能作恶，因为它违背正义，是不当的。
既然人在任何处境下都不能作恶，那么即使他受到了恶待，也应当如此。通过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来保护自己，这也是作恶，是非正义的。如果我们坚持要做个正义的人，用正义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就得坚持“在任何处境下都不能作恶”的原则。如果有人要侵害我们，我们通过自身的力量制止了他的行为，这不是作恶，而是防卫；可是，当别人侵害过我们之后，我们也用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他，这便不是防卫，而是作恶，因为它破坏了法律的权威。
遭受不公宣判时，是否应抗法而逃？
仇人美勒托在法庭上迫害苏格拉底，后者进行了申辩，这是防卫。但他防卫失败了，被判处死刑，这时如果他选择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情况逃走，是否还属于正当防卫呢？苏格拉底自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坏人们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性，利用法律来迫害苏格拉底，这是不义的行为。而苏格拉底如果也违背法律，未经官方许可就逃走，便是真正犯了叛国罪，也同样也是不义的。
因此，苏格拉底认为他留下来，接受死刑，便是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他通过承受不义的判决来坚持自己的正义。如果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逃走了，自己也就不再是正义之人，而是做了不义之举，“所有的爱国者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你，把你当作法律和政令的摧毁者。”这样，苏格拉底实际上就跟美勒托一样，都是在作恶——他在仇人的逼迫下，居然也作恶起来。
苏格拉底已经七十岁了，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不义之人，如果流亡到他乡去，会是怎样的苟活日子。他已经不像年轻人们那样，还有“不怕没柴烧”的希望了。如果非法逃走，他的城邦、亲人、朋友也会因为自己被迫的不义之举而遭受伤害。所以，苏格拉底决定奔赴死亡。死亡捍卫了他的正义，保护了他的亲朋，谴责了他的敌人，控诉了他的城邦。
为正义而死，坚决不做不义之事，苏格拉底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了他的哲学理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