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樊口“民信闸”建筑始末
(一)樊湖水系
鄂州市(古武昌)樊口为樊湖水系入江之口，故曰“樊口”。樊湖水系，发源于咸宁、通山交界处海拔954.1米的大幕山北麓。流域主港高桥河(又名大河)，全长77.71公里，其中咸宁39.4公里、大冶14.6公里、鄂州23.71公里。自咸宁石桥起，流经大冶金牛港，至鄂州(古武昌)南洼，注入梁子湖。
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樊湖水系的主体，港汊分歧，旁通各湖，史称九十九汊。梁子湖、保安湖、三山湖、鸭儿湖的湖水，经长港、薛家沟河过樊口入江。
梁子湖湖区水域，东起大茗山与大冶湖分水，南至大幕山与阳新富水交界，西抵京广铁路与西凉湖隔开，东北过磨刀矶与九十里长港相接。全流域承雨面积3265平方公里，夏深冬涸，深水位27.75米，湖周七八百里，水面积l514平方公里，湖容128.6亿立方米；涸水位19米时，湖周三百里，水面积744平方公里，湖容21.55亿立方米。东南西三面低山丘陵环绕，出产各种农副土特产品和非金属矿产品，东北为冲积平原，盛产粮棉油。湖区水产资源丰富，盛产2O多种淡水鱼和水禽、莲藕等水产品，其中武昌鱼(团头鲂)、银鱼尤为名贵。梁子湖水上运输，沟通鄂南与长江中下游的物资交流。滨湖和长港两岸，今有鄂州市(古武昌)的太和、涂镇、沼山、公友、长岭、东沟、蒲团、杜山、碧石、泽林、石山、樊口等乡镇和长港管理区各分场，大冶市的金牛、保安、还地桥(一说为：“换滌桥”；“浣涤桥”)、曙光、(黄)金湖等乡镇，武汉市的豹澥、(乌)龙泉、舒安、保福、大屋陈、土地堂等乡镇(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二)樊湖水系的治理概况
鄂州(古武昌)的老人是这样描述鄂州樊湖水系的治理的：“鄂州这个地方过去江和湖都是相连的，江湖没分开，开始围湖是清朝末年光绪皇帝手上的事。在这个地方，被形容为‘枕江卧湖、外洪内涝、十年九灾、水患为最。’北边是长江好像在头上枕着，身子在梁子湖，也叫樊湖水系。‘外洪’是长江洪水从这里经过，‘内涝’则是幕阜山以北的通山、咸宁、阳新、大冶、武昌(今武汉)的渍水流到我们这里来，湖水和江水都是通的，水灾频繁，十年九遇，是个水袋子。
很早的时候，大概是明朝的时候，水利志可能有，当时要屯垦，就是从黄柏山到马桥港这一带筑堤拦江水。以后这个堤慢慢扩大，逐步从黄柏山做到粑铺来。先头的堤不在粑铺，是不靠江的，在王埠下面，沿黄柏山到马桥港那一片。到了光绪手上，粑铺堤做两次挖两次。梁子湖水系的人民，想把江堤移到粑铺至樊口一线，遭到那时鄂城(古武昌)内四乡(灵溪乡、马迹乡、贤庾乡、符石乡)土豪劣绅的反对。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吴兆麟主持修成了粑铺大堤，从黄柏山到雷山脚下，建成了民信闸、民生闸(后被拆除)，并设立了堤防管理机构，群众称‘闸总’。大堤建成以后，江水隔断，堤内可以围垦。当时叫做去樊湖围湖开荒，所开垦的土地归‘闸总’所有，开荒三年可以不交租。”(见《口述者亲历亲见亲闻·鄂州那些事·王兴隆口述：〈鄂城县围湖造田的往事〉》)
“湖北是‘千湖之省’，鄂城(古武昌)是‘百湖之县’。湖北省大的水系除长江、汉水而外，就是大小湖泊连接长江，江水上涨，湖水上涨，千里农田，水乡泽国。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耕耘，没有收获，痛苦不堪。二十年代初，鄂城(古武昌)人民联名向省政府报告，要求解决梁子湖水患问题。省政府同意后，谋求一个合适人选担当堤工总局总理。他们商之于吴兆麟，吴欣然答应了下来。他受任后，将堤工总局设在鄂城(古武昌)县樊口，并商请当地父老，致备人事，订立规章，开展工作。整个工程分作修港、筑坝，建闸三个步骤。用重金聘请一个德籍工程师担当工程设计，以先进的科学方法修港筑堤，堵塞十二处湖口水路，终于全面完成了计划，使百年公害得到消除。当地人民欢呼雀跃，一致提议为吴建祠，以资纪念，表彰业绩。吴说：‘服务桑梓，是应尽之责’。坚决辞谢。
1924年，南海康有为来湖北，欣然来到鄂城樊口与吴兆麟话旧，并参观了坝闸工程，临行之时，亲笔书写了‘为民兴利’四字横幅留作纪念。后湖北省政府又在樊口堤上树立‘民信闸’的碑石，说明造福于人民的人，后代是不会忘记他的。”(见叶贤恩编著《湖北历史名人·辛亥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三) 樊口“民信闸”建筑始末
1、关于樊口民信闸建筑的始末简介说：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咸丰十年(186O年)，同治九年(187O年)，几次大的洪水以后，樊湖水患严重，周围群众呼求在樊口筑坝建闸以消除洪水灾害。道光中叶至末叶，始有筑堤建闸之议。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74年中，樊湖群众13次倡议筑堤建闸，几经筑坝，而又被官府刨毁，几起几落。其中光绪四年(1878年)春重筑的新坝，被李瀚章刨毁。当时，官府将带头筑坝的胡炳卢逼走外逃，将汪国源抓进大牢砍头。并晓示民众永远不准在樊口建闸筑坝。
民国十年(1921年)，湖北省省长萧耀南为樊口堤闸事委吴兆麟经办建修。吴兆麟计划将工程分三步实施，当年冬动工筑长约12O米、上宽45米、底最宽处12O米、最高处为1O米的土坝，翌年春竣工。大坝中间底部埋直径1.5米水泥管排水。
民国十三年(1924年)，动工建筑民信闸，民国十五年(1926年)基本建成。此闸由法国(一说为“德国”，此处认为是“法国”，可能有误，待考)工程师姚克尔设计，均益公司经理谭福生施工。闸身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开敞式，闸分三孔，每孔净宽7.O米，高14.64米，闸底高程9.96米；闸墩4个，滨江部分高26.76米，滨湖部分高21.67米，闸墩总长为41.21米(含公路桥)；滨江部分闸门为半永久式人字型，3孔6扇，每扇闸门高14.6米，宽4.5米，以红松木板拼合，铁条、角铁镶配，两扇门中间呈“∧”型，利用水力自动启闭；滨湖部分闸门为14英寸见方，长7.5米的散块闸板。最大流量33.7立方米/每秒。此闸为桥闸合一工程，桥面高21.67米，宽1O.4米。
1938年，日军进攻，国民革命军撤退时炸损闸身及公路桥，并埋地雷两颗。1952—1953年，新增胸墙启闭设备和拱形闸门，建闸外消力池；同时修补炸损之闸和公路桥，埋藏地雷未排除，则用混凝土包裹，这次维修投资32万元。1964—1965年，胸墙和一字墙顶均加高至29.1O米，闸门改为钢板，新修启闭机房和电动启闭设备，用费8O万元。1983年因建樊口大闸，民信闸围在新堤线内，不直接与长江相通，只起鸭儿湖节制闸作用。
5O年代以前，民信闸保护面积98.65万亩；7O年代新增围垦面积，其保护面积增为134.47万亩(见2OOO年7月版的《鄂州市志》)。
2、樊口建闸筑坝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二十九日(2月25日，星期一)，军机大臣赵尔巽奏：大堤虽补，后闸未修，樊湖居民仍遭水患。同年，湖广总督卞宝第、湖北巡抚彭祖贤于《樊口建闸刻难兴办》案内奏准：暂行豁免西阳畈(西洋泛)及与之毗连之神(山)乡一里等应征赋正银三千七百五十一两八分八厘七毫。
宣统元年(19O9年)，湖北官员李仙培到樊口考察，提出《樊口建闸十可说》。
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初一日(3月27日)，樊口堤代表胡全崇在汉口同日商聚成建筑公司和日商维新营造厂签订合同；建筑樊口堤需工款七十七万串，每月交七万串，定期十五日开工，限九个月完工验收。武(昌)黄(冈)咸(宁)蒲(圻)各邑绅士查知，向六邑知事举发，并请驻黄族长胡延佐以武力干涉。日商取消合同。
民国十一年(l922年)冬，湖北督军萧耀南、省长夏寿康委任参谋总长兼第五师师长吴兆麟，总理樊口堤闸工程。吴兆麟上任后，召集鄂城、大冶、武昌(今武汉)、黄冈四县堤绅，总结失败教训，制定分三部走的施工计划：第一步，堵十二湖口，培四十五里长堤，建长七十丈、宽六十丈的横坝；第二步，开南北月河，建南北两闸；第三步，疏浚十二湖口和当地支港，开高地塘堰，架月河桥梁(樊口堤闸工程分三步走的施工计划未完成，吴兆麟便卸任离开樊口，停止了施工)。
樊湖人民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扩砌了黄柏山部分堤段，筑起了与长堤连成一体的闸坝，建起了排湖水、堵江水的民信、民生两座大闸，开通了连接长港的月河。樊口闸坝工程全部完工后，黄柏山堤(现名粑铺大堤)从马坟延伸到雷山脚下，形成完整的防洪屏障，可以保护史称“七县一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增加保收面积8O万亩，新增湖田约2O万亩(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二、樊口筑坝建闸之历史论争
(一)樊口筑坝动议
樊口筑坝的动议始于清道光中叶(1835年前后)，其时长江中游大水连年，而樊口上游堤防节节完善，更增进了堵筑樊口的紧迫感。后太平天国运动波及鄂东，故未动工，同治元年(1862年)，时任武昌(今鄂州)的知县龙云根据士民的要求，请求在樊口筑坝，湖北巡抚严树森表示，“此堤一筑水无分泄，大江两岸必别有冲决之患”，故严饬不准。此后十余年屡有提议，但督理湖北的主要官员如官文(湖广总督)、曾国荃(湖北巡抚)、何璟(湖北布政司)等均取反对态度(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二)首筑樊口坝
光绪二年(1876年)，廪生郭瑞麟，家住樊口附近(今鄂州市蒲团乡郭垱村)，目睹水灾频繁，人民流离失所，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只有解除水患。欲除水患，就要在樊口筑坝建闸，而在樊口筑坝，又遭当局禁止，为了谋求帮助，郭毅然筹资上京，为民请命，得到同乡前大理寺卿王孝凤(王家璧)、前都察院贺云甫的支持，此二人共同致函湖北巡抚翁同爵，准在樊口筑坝建闸。郭瑞麟回乡后，联合邑候选训导胡书田、大冶县武举皮周福、黄冈县生员刘玉田等于当年冬约在今樊口街附近堵筑长港。翌年五月，工竣堤成。按郭等人的预想，下一步是建闸，但官场的人事更迭改变了樊湖人民的命运。
正值郭瑞麟在樊口堵坝期间，湖北巡抚翁同爵调京，接替他的是湖广总督李瀚章。李瀚章极力反对樊口筑坝建闸，其上任伊始，即檄调汉阳操防营洋枪队，另配兵勇、炮船，由提督宋德鸿、武昌(今武汉)知府方大湜率领，直奔樊口挖坝抓人。因郭等人均已逃避，故未捕获，将已成之坝尽行刨毁。李瀚章一面上奏朝廷革去郭瑞麟等人顶戴(廪生功名)，一面下令通缉，同时将对郭瑞麟筑坝取支持态度的武昌(今鄂州)知县刘笃庆革职查办。
光绪四年(1878年)春，樊口之内各县农民看到头年筑成横堤，江水不能倒灌，庄稼普获丰收；而去冬官兵挖开横堤，今春江水又复倒灌，不但到手的庄稼付与江波，连房屋财产也得不到保障。众百姓普遍认为只有重筑横堤才是唯一求生之路，因此众推胡炳卢、汪国源主持其事。胡炳卢领命后，众百姓“万人欢助，每日千百小划拆废屋竹木，载废堤砖石，奔赴工次，以期不日告成，不使江水满灌，以救禾苗。” 湖广总督李瀚章认为胡炳卢等人玩官藐法，故再度派遣水陆兵勇，前往查拿。筑堤民众中有一批年轻气盛之人，声称“堤不成不能活命，堤成而毁仍不能活命，不如一斗而稍舒愤气”。胡炳卢涕泣劝阻，而耆老解事者亦悉戒其子弟不准妄为，自取灭族，故官兵一到即时散去。
此次堵筑未及竣工，已修工段尽被官兵刨毁。官兵一到，百姓星散，没有对抗，未酿成更大的灾难。李瀚章并未就此罢休，他一面上奏朝廷“武昌(今鄂州)等县刁衿拦河筑坝……”一面下令通缉拘捕主事者胡炳卢、汪国源。胡炳卢惧祸潜逃，从此生死不明；汪国源被关进黄州府大牢，嗣后虽有彭玉麟为其辩解，但最终还是被李瀚章以“聚众谋叛”罪砍了头(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三)樊口建闸之争
为什么樊湖人民为樊口堵坝建闸甘愿劳力伤财，不怕官府加罪，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呢？这不得不引起楚中士大夫及朝中有识之士的关注，御史李廷箫上奏清德宗：“樊口堤闸关系农田民命，委员勘报不实，请饬复查。”光绪皇帝准奏，即谕令前兵部侍郎、巡阅长江大臣彭玉麟前往确查。
彭玉麟接旨后，星夜赶赴樊口，雇一小划深入湖区，草笠短衣，走访民众，查勘地势，然后将其耳闻目见及其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如实上奏朝廷，其要旨如下：
“查梁子湖各港汊，两岸皆平畴沃野，农民赖以安业。滨湖各州县所属滨湖之田，虽地有宽窄，田有肥瘠，综计共可收谷六百余万石。而此六百万石谷之收成，全赖滨湖田地之不被水淹，欲求滨湖田地之不被水淹，全赖樊口地方之建筑闸坝。无闸则无堵御而田淹，田淹则弱者转入沟壑，强者流而为盗贼，有闸则水有关阑(拦)而田熟，田熟则农得倍受之利，国多维正之供，此事利害甚钜，是非甚显，关系甚重……”
“以人数计之，则耕田者十居七八，捕鱼者不过十之二三，以国课计之，收田课则利倍千百，收渔税不过千百之什一。”
彭玉麟调查的结论是：樊口不但应该筑坝，而且应当建闸，因为闸可以灵活启闭，既可挡江水，又可泄湖水。
光绪皇帝看了彭玉麟的奏折，认为樊口筑坝建闸切实可行，当即下旨李瀚章“督饬属员，赶紧办理。” 李瀚章一面答应赶紧办理，一面引证历任督理湖北使臣不准在樊口筑坝的成案，同时列举樊口筑坝建闸的五大害处，极力阻滞樊口闸坝的兴建，其“建闸五害”说要点如下：
“……不建闸仅止水大年份江水倒灌入湖，盛夏不无可虑；建闸即水小年份湖水亦无消路，妨农害稼。岁以为常，甚至激成事端，其一害也。”
“……樊口为江汉合流以后南岸泄水首区，一经筑塞，则上下堤防皆有岌岌可危之势，其害二也。”
“樊口内湖之民，农渔参半。渔有应完之渔课、芦课，农有额设之地丁、漕粮，向系一律启征。……建闸后江鱼不能入湖，渔利全无；即农田因积水难消，亦耕作俱废，不特正供无着，而此无数失业穷民，何以为生？又沿湖市镇林立，该口帆樯上下，百货流通，厘收最旺，口门一堵，舟楫皆停，课由何出？……其害三也。”
“鄂中为天下咽喉，樊口乃省城后路，自来论形势者江夏与武昌(今鄂州)并重。咸丰年间，鄂省三陷三复，军械粮糈多转运于梁湖，建闸后湖内淤泥随流下注，雍积口门，数年后愈聚愈高，闸将沦为平地。万一有事征兵输饷，必须溯江而上，屯储无所，运调不灵，失地露军，兵家切忌。我朝运际隆平，固无此虑，而闸内湖水盛积，一旦沛然横决，下游郡县之民，荡析离居，皆意中事，其害四也。”
“大江两岸如新滩口、沌口、金口、沙口、陆溪口、富池口等处，悉皆江湖贯通，与樊口情形无异……万一相率效尤，纠众逞凶，肆无忌惮，必尽堵诸口而后已，江水建瓴而下，孤行数千里，两傍无可停潴，无可宣泄，惊波剽悍，一泻无余，下游数省之田庐，何堪设想？其害五也。”
光绪皇帝看了李瀚章的奏折后，虽然还是继续饬令李建筑闸坝，同时又肯定李之“所奏亦不为无见”，这就为李瀚章拖着不办提供了依据，致使建闸之举又拖了40余年(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四)樊口建闸之《淡灾蠡述》及《樊口建闸十可说》
光绪五年(1879年)，邑人范鸣和、崔生甫就樊口筑坝建闸事著有《淡灾蠡述》一书。书的前半部论述梁子湖的地理形势并附有图说，充分论证樊口是泄湖水不是泄江水；后半部则辑录名臣奏议和水利著述，结合樊口的地理实际，条举利弊，援证古今，反复论证樊口筑坝建闸之必要。
宣统元年(19O9年)，湖北官员李仙培鉴于“湖北之灾，以水患为大，湖北之治，以水利为先，兴水利莫于建堤闸，江汉湖群，溃决常多，择要兴工，莫于樊口为急”，因此著述《樊口建闸十可说》。即：国课可升，民生可保，地利可恃，天灾可救，人心可顺，物产可增，厘金可旺，渔业可多，劳费可免，赈抚可除。作者建议将兴修樊口闸作为湖北全省头等大事来抓(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三、樊口筑坝建闸重要历史人物
(一) 晚清兵部尚书彭玉麟奉旨调查樊口筑坝建闸事件
樊口地处湖北省武昌县(今鄂州)。原名鄂县，三国时吴主孙权曾迁都于此，更名武昌县，寓意“以武而昌”。武昌县位于长江中游，处于水陆要冲，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而樊口作为武昌县(今鄂州)乃至整个鄂东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入江口，素有“七县一州咽喉”之称，自然是重中之重了。
由于武昌(今鄂州)、江夏(今武汉)、大冶、咸宁等县所属的梁子湖、乌翎湖、符石(一名“浮石”)湖、马饮浆湖、鸭儿湖等樊湖水系，都需要通过樊口才能注入长江，所以每年的5月、6月汛期到来的时候，这里经常发生洪灾。一方面，暴雨会造成长江水面上升，倒灌入梁子湖中；另一方面，暴雨会导致鄂东南各河流注入梁子湖中的水增加，两股水在梁子湖中汇合，从而导致洪灾的发生。每当这个时候，梁子湖周边，几乎都是一片泽国。
为了根治水患，咸丰、同治年间，梁子湖一带的老百姓先后四次向官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修筑樊口大坝，防止长江水倒灌入湖。但历届湖广总督、湖北巡抚，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老百姓的请求。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筹钱修坝。
光绪年间，梁子湖一带的老百姓有过两次自主修坝的行为。一次是在光绪二年 (1876年)冬，当地民众在武昌县(今鄂州)廪生郭瑞麟等地方士绅的带领下，历时五个月修建成功。但当建坝者“私立埠头，抽收船厘”之时，却引发大冶、武昌、江夏等县商民和渔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向官府上诉。时任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接到控告后，立即派军队摧毁了大坝，并逮捕了郭瑞麟等倡导建坝之人。
第二次是在光绪四年 (1878年)春，当时梁子湖一带的老百姓受到第一次筑坝所带来的粮食丰收的鼓舞，不惜推举被革职的武生胡炳卢、汪帼沅(即汪国源)等人为领袖，再次自行修建樊口大坝。得到消息的李瀚章再度派兵，摧毁了尚在修筑之中的樊口大坝。
上海《申报》的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此事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通过御史言官等监察体系，也获悉了这件事。
这年8月28日，面对湖广总督李瀚章陈述毁坝缘由的奏报，御史李廷箫主张兴筑大坝的奏疏，慈禧太后决定派彭玉麟和杨岳斌前往樊口实地调查。杨岳斌对此事不是很上心，迟迟未到，彭玉麟只得单独前往梁子湖周边考察。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彭玉麟走访了梁子湖周边的农户，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调查资料。他发现，主张修筑樊口大坝的都是以种植为业的农民，而反对修筑樊口大坝的都是以捕鱼为生的渔民。
对于农民而言，修建樊口闸，便可防止江水倒灌，发生洪灾的可能性就会很少，庄稼的收成也就有了保障，也就不必挨饿、流离失所了。但对于渔民来说，修建樊口闸，江水无法倒灌，渔业资源一水就会少很多，而且一旦大坝修成，鱼、虾等渔业商品要想通过樊口转卖它处，必须多走一段旱路，会增加运输成本。农民与渔民，在樊口闸修建问题上，利益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之间的对立是樊口闸问题的根本。
彭玉麟经过细致的调访，得知梁子湖一带的农民主要是贫苦百姓，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而渔民则大多是土豪劣绅，在人数上占少数。彭玉麟认为，农民对于国家税收的贡献很大，农民种植的稻谷相当一部分需要交给国家，但渔民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很少。
既然渔民只占少数，又大多是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而且税收不多，彭玉麟觉得，牺牲掉他们的利益也没什么。最后，彭玉麟得出结论，樊口闸应该修，牺牲掉少数渔民的利益，而使鄂东南几百万百姓从此安居乐业，这是值得的。
彭玉麟看待樊口闸问题，完全是从老百姓角度出发。无论他的这一意见是对是错，他敢于站在老百姓角度替老百姓说话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从彭玉麟的这番思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彭玉麟有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这种思想，不单彭玉麟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名将都有类似的看法，这与他们出身耕读世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湘系将领的这一思想特点，与李鸿章等淮系将领重商抑农的经济思想，有着根本的矛盾。彭玉麟与李瀚章在樊口闸问题上的激烈冲突，其实也是湘、淮两系在经济思想上的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李瀚章看来，梁子湖周边主要是渔民，农民极少，渔民遵纪守法，而农民多为不法之徒，渔民对国家税收贡献大，而农民则贡献小。所以，李瀚章觉得，樊口闸不应该修，牺牲掉人数不多的农民的利益，以使梁子湖周边数十万渔民生计不受到影响，是值得的。除此之外，李瀚章还提出了另外一个不应该修樊口闸的理由，那就是一旦樊口设防，江水无法倒灌，长江两岸的防洪形势就会更加严峻。牺牲樊口一带百姓的利益，而使长江两岸的数千万百姓避免洪水的侵袭，这是值得的。
当彭玉麟的《遵查樊口情形折》到慈禧太后手中的时候，这位女强人犯难了，因为彭玉麟的说法和李瀚章之前的说法完全相反，樊口闸到底该不该建，她心里根本没有底。
慈禧太后知道，就对樊口周边形势的描述来看，秉性刚直的彭玉麟的说法，显然比李瀚章要可靠得多。但李瀚章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修建樊口闸，保住了鄂东南几百万百姓的安宁，却使得长江两岸数千万百姓不得安宁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
就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谁也无法确定，修建樊口闸是否会增大长江两岸的防洪难度，所以慈禧太后无法做决断，樊口闸也就没有继续修建下去了。一时间，“樊口闸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放出谣言说，李瀚章之所以反对修樊口闸，是因为李家在安徽有着数万亩的田产，他担心樊口闸一旦修成，大水会淹了他家的田。
后来，清流派的主将、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张之洞，偶然从邸报中读到了彭玉麟与李瀚章就“樊口闸事件”所上的奏章，颇为感慨，回家便写就了一篇《樊口闸坝私议》。其中有这么一句：“要之，有形之利易见，未然之害难知。一方之利害有主名，故有人争之。全局之利害无所定，故无人任之。”
张之洞所谓的“有形之利”“一方之利”当指樊口闸建成后，梁子湖周边的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而他所说的“未然之害”“全局之利害”当指樊口闸建成后，长江两岸的防洪难度将增加。显然，张之洞的意见是站在了李瀚章一边，认为彭玉麟是只顾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张之洞的这一看法影响到了清廷的决策，修建樊口闸一事便就此不了了之了。直至清朝灭亡，樊口闸也没能再动工修建。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彭玉麟的意见是正确的。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当时的湖北总督萧耀南牵头、辛亥革命元勋之一的吴兆麟将军主事、德国工程师姚克尔设计、汉口均益公司承建的樊口闸正式开工建设，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北前夕得以建成，并取名为“民信闸”。事实证明，樊口闸的修建并没有使长江两岸的堤防增加多少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先后于1952年冬和1964年冬对民信闸进行改建，对大堤多次进行整修加固，兴修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又于1972年lO月建成樊口大闸。这些水利工程和1998年大水之后大规模整治的大堤一道，使樊口及梁子湖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突飞猛进。彭玉麟若泉下有知，看到这种情形，一定会非常欣慰 (辑录于廖正华著《晚清强人·雪帅·彭玉麟》) ！
(二) 樊口筑坝建闸重要相关历史人物
彭玉麟
彭玉麟，又作玉麐，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彭家祖籍江西泰和，明朝年间始迁入湖南衡阳渣江镇。祖祖辈辈累世为农民，祖父彭启象，没有土地，为地主种田，收成不好的年月，就得举家乞讨为生。其父彭鸣九，却发誓要读书做官，实现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理想。嘉庆十九年 (1814年)，彭鸣九北上京师，考取《四库全书》实录馆供事。书成，议叙从九品，归部铨选。后被选为安徽怀宁三桥镇巡检司巡检(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长)，又调官安徽合肥梁园巡检。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一说为1816年)1月3O日，彭玉麟，就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三桥镇这么一个九品芝麻官的家庭。生子一彭永钊，道光二十六年 (1846年)元宵日生于衡阳县渣江镇。彭玉麟，有孙子四，孙女三。光绪十六年 (189O年)4月24日，彭玉麟病逝于衡州退省庵，终年七十五岁。
5月21日，清廷上谕：“谕内阁：前兵部尚书彭玉麟，忠清亮直，卓著勋勤。以诸生从戎，转战东南各省，所向有功。会同原任大学士曾国藩，创立长江水师，筹画精详，规模悉备。
历受先朝知遇，由知府洊擢封圻，内陟卿贰。迨粤匪荡平，蒙穆宗毅皇帝眷念勋劳，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加太子少保衔。朕御极后，擢任兵部尚书。嗣因病叠次陈请开缺，降旨允准，仍派巡阅长江水师。十余年来，力疾从公，不辞劳怨，复因病势增剧，请开差使，当经宽予假期，并准其回籍养病，颁赏人薓。方翼调理就痊，长资倚畀，兹闻溘逝，悼惜殊深。
彭玉麟着追赠太子太保衔，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加恩予谥，并于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其生平战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伊孙候选员外郎彭见绅，着以郎中选用。彭见绶、彭见綷，均着由吏部带领引见，用示笃念荩臣至意。”不久后，清廷给彭玉麟定谥号为“刚直”。“刚直”二字，切合彭玉麟性格，这个谥号选得非常到位。
纵观彭玉麟的一生，他属于大器晚成的人物。彭玉麟和左宗棠一样，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始终都主张以武力驱逐。彭玉麟崇尚节俭，一生清廉，做了二十多年高官，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彭玉麟相当痴情，一生只爱竹宾姨一个，在她去世后，发誓为她画一万幅梅花，以寄托相思之情。
彭玉麟是晚清时代，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名字，他对外敌强硬，镇南关(今名“睦南关”)大捷的取得，与彭玉麟重用冯子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老百姓却仁爱，彭玉麟在巡阅长江过程中，除了察看长江水师事宜以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便是了解民情。彭玉麟在父亲彭鸣九去世后，过了很长时间的苦日子，挨饿是常事，所以当了大官以后，看到情形与自己当年颇为相似的饥民时，总是愿意伸出援手。因为得到彭玉麟的资助而最终躲过饥荒生存下来的百姓，为数众多。他对贪官污吏严酷无情，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古道热心。他是晚清一代强人，更是一个多情的才子。
最能体现彭玉麟爱民品性的一件事，便是樊口闸事件。古武昌(今鄂州)人民记住彭玉麟，也正是彭玉麟微服调查樊口筑坝建闸。这件事牵涉到湘、淮系之间的矛盾，虽然只是一个民生事件，但却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辑录于廖正华著《晚清强人·雪帅·彭玉麟》)。
李瀚章
李瀚章，字筱泉，安徽合肥人，大学士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以拔贡生为知县，铨湖南，署永定，调益阳，改善化。曾国藩出治军，檄主饷运，累至江西吉南赣宁道，调广东督粮道，就迁按察使、布政使。同治四年(1865年)，擢湖南巡抚。
同治六年(1867年)，调抚江苏。未至，署湖广总督。同治七年，调浙江，再署湖广总督，旋实授。光绪元年(1875年)，调四川。明年，还督湖广。其督湖广最久，前后四至。
时任湖广总督，光绪皇帝采纳了彭玉麟的建议，谕令李瀚章在樊口筑坝建闸，李一面答应建闸，同时力陈建闸“五害”，极力反对在樊口建闸。在清末引起朝野震动的彭李两奏折之一的李瀚章奏折，除了将民众自发的兴修水利工程之举诬之为“形同叛逆”外，其所陈建闸五害不无学术价值(见《清史稿》、《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张之洞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1863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六年(1867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1873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隽才。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六年(188O年)，授侍讲，再迁庶子。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又任职湖广总督。对于樊口筑坝建闸，张之洞虽对彭玉麟、李瀚章两人的奏折都予以肯定，虽名为《樊口闸坝私议》，但却不失其为权威之论。实际也是多方论证反对樊口建闸的，因此在其担任湖广总督期间，虽对湖北的水利事业颇多建树，如建汉口的张公堤，武昌的武泰、武丰闸等，但樊口闸终未建成(见《清史稿》、《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李仙培
李仙培，清末民初，一直在省府任职，曾两度到樊口考察，从治理湖北水患，开发樊湖水利的角度，并从国计民生、天时地利等十个方面论证樊口建闸之必要。其文《樊口建闸十可说(并序)》，曾发表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的《湖北建设月刊》上(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李谦若
李谦若，时任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测量总队队长，奉该委员会派遣，对樊口堤闸工程状况及纠纷“情形”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即是刊载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版的《扬子江月刊》上的《湖北樊口闸工调查报告》，该报告将建闸时间、闸坝地址选择、工程规模、工程投资以及工程完成后对农业、渔业、航运、商业之影响等作了全面记述，尤其是工程实施后对长江洪水位之影响作出较精确计算及论证(见《樊口简志·樊湖治水篇》)。
郭瑞麟
郭瑞麟(1842—1879)，字经舫，蒲团郭垱村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好学。187O年考取秀才，后乡试屡考不中，便执教于县学和江汉书院。
郭瑞麟世居西畈，其地势与梁湖四周一样低洼，每遇多雨时节，江水倒灌，田地房屋屡屡受淹，到处一片汪洋。他认为，要想使樊湖内数县人民不受江水危害，只有在樊口建筑闸坝，但这一举措遭当局禁止。曾有好友劝阻：“你又不是自家没有饭吃，何苦呢？” 郭瑞麟答道：“樊口建筑闸坝，江水为患可以立除，功在当代且荫及后世，我何乐而不为呢？”
光绪二年(1876年)，他毅然筹集资款上京请命。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前都察院贺云甫两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湖广总督翁同爵认可，在樊口修堤建闸。郭瑞麟回乡后，他立即联合古武昌(今鄂州)、大冶、黄冈数县名士发动民众，于同年冬，在樊口兴工，建筑横坝，切断了梁子湖与长江的通水河道，第二年5月竣工。从此农民不再受江水危害，庄稼喜获丰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堵筑长港，并与黄柏山长堤连成一体，阻隔江水泛滥之灾。
正当樊口筑坝期间，湖北巡抚翁同爵去职，接任者为湖广总督李瀚章。李瀚章以梁子湖是长江调蓄洪水的处所，一旦堵筑长港，长江就少了一个调蓄区，江水势必上涨，造成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危害，同时对樊湖一带捕渔业有影响为由，调兵遣将，到樊口毁堤抓人。郭瑞麟闻讯及时隐避，未遭逮捕，但遭到通缉。随后，他于个人安危而不顾，仍为修建堤闸而奔走。
光绪四年(1878年)8月28日，先是，湖广总督李瀚章奏，武昌(今鄂州)等县刁民拦河筑坝，有碍水利，故调派兵勇前往平毁。后有人奏，樊口堤闸关系农田民命，委员堪报不实，请饬复加查勘。至是，清廷命彭玉麟、杨岳斌前往樊口，详细查勘，细心酌度，据实具奏。
lO月14日，经兵部侍郎(后擢升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后世的国防部长)彭玉麟奉旨勘察樊口，汇报查勘樊口事宜，认为樊口闸一旦修好，受益的是广大种植业农户，受损的是少量渔民，主张修筑樊口闸。并知郭瑞麟其实为公利，遂上奏朝廷，为其辩解，宣告无罪。
光绪五年(1879年)春，郭瑞麟因病谢世(见《樊口简志·人物篇》、廖正华著《晚清强人·雪帅·彭玉麟》)。
吴兆麟
吴兆麟(1882—1942)，字畏三，葛店岳陂人。少时好读孙武兵法，16岁于武昌(今武汉)工程营当兵，次年考入随营学堂，而后被选送将校讲习所。光绪二十六年(19OO年)又考入工程专门学校，不久担任日知会干事，秘密印发《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品。光绪三十二年(19O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参谋学堂，参加过彰德、太湖两次秋操，编写过《秋操纪事》、《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兵术》等书，倍受嘉奖，印发各军阅读，毕业后，回工程八营任左队队官。
1911年1O月1O日晚，武昌(今武汉)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经一夜激战，攻下总督署，次日攻下汉阳，第三天占领汉口，起义初战告捷后，革命党人商讨成立革命政府时，众举吴兆麟为湖北总督，他却以年少资浅而辞，推黎元洪为都督，自任参谋总长。南北议和后，吴兆麟被调往北京，1912年9月，他被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上将，勋二位。先后颁予大绶嘉禾章、文虎章，并一度调任北京将军府将军，他率性勤俭，克己奉公，众称廉政楷模，而吴兆麟对袁政府深具反感，对党人丧失信心，因此意志消沉，转而从事社会福利事业。
1922年秋，吴兆麟被推举为理事会主席，他倡修武昌首义公园，以其收入扶助辛亥革命同志会。同年，吴兆麟被都督萧耀南、省长夏寿康任命为樊口总堤工总理。从此，他风餐露宿，不辞劳痨，率领堤工协办奋战，经历三个严寒酷暑，先后修建了樊口大堤、沿江大堤、开掘月河、兴建民信、民生两座大闸。随后，吴兆麟旋即去任。1924年，康有为参观堤闸建设时，亲题“为民兴利”的横匾赠予吴兆麟。
1938年，吴兆麟因拒绝日军诱逼任伪军总司令而遭软禁。1942年1O月17日，因哮喘病逝于汉口，享年六十一岁。1943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得知吴兆麟病逝，曾明令褒扬。1947年，公墓葬于武昌卓刀泉。1998年1O月17日，吴兆麟将军纪念馆在鄂州市环湖路(今凤凰广场西部黄龙阁附近)落成。
本文作者萧开发，男，1946年3月生。原鄂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市群众文化学会理事，市吴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985年5月加入鄂州市研究会（“鄂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前称），为会员。2001年12月加入鄂州市群众文化学会，任理事。2002年增补为市民协副秘书长。2003年6月，出席市文联第三届文代会后，为市民协理事，7月增补为副秘书长。后又参加市吴都文化研究所，任副所长，及省民协会员。2002年11月以来，一直参与市政协文史委、市文联、市档案馆（史志文化研究中心）、市诗词学会、市楹联学会有关文章撰写、主编、点校、编辑和校对工作。2006年以来，参与鄂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保工作。
主要文史、文学艺术成果：
主编市文联编纂的《鄂州市旅游文化丛书·葛山》；与原文联主席合作编撰《鄂州市旅游文化丛书·龙蟠矶》一书，任副主编。与陈奇峰合作撰写《鄂州传统祭祀习俗》，载市政协文史委《鄂州文史资料》。2004年，参与点校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版《武昌县志》重刊工作。为市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专辑撰写《凤凰台塔拆毁经过》《漫话鄂州出土的墓志、地券》。为《鄂州日报》发表有《鄂州民俗话中秋》，在其《鄂州的塆子》栏目中发表有：《黄良子》《孟家畈》《牛头山》及《鄂州古井》（此文曾转发于台湾省鄂城旅台同乡会会刊中）等。为市群众艺术馆曾撰写《鄂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述》《鄂州民谣选》等。还撰写有《清乾隆武昌城砖的发现略考》《中国民俗节庆知多少》《鄂州花灯奇葩“塘角头活马子”——试析鄂州民俗“活马子”及其特色》。近年来曾参与编撰写《中国剪纸集成·鄂州卷》《鄂州市剪纸史话》《梁子岛民间祭祀习俗考察》，以及参与《湖北文化史丛书·鄂州文化简史》的编撰工作，任责任编辑之一。
2009年12月，曾参与中国·鄂州首届佛教净土宗文化研讨会，发表论文《慧远与鄂州地方史料探源》；2010年6月，曾参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人民政府台办、宜昌市政府、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省屈原学会承办，宜昌市政府台办、秭归县政府协办的“海峡两岸屈原文化论坛”活动，发表论文《端午习俗在鄂州的演变》 。2019年12月14日，参与鄂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湖北省吴楚文化研究会主办，鄂州市博物馆承办的鄂州市首届鄂楚文化研讨会，发表7万余字的论文《鄂文化吴楚文化对鄂州民俗文化流布的影响及研究》。近期还参与《鄂文化研究》的编辑，康熙版、乾隆版《武昌县志》影印本的校补等工作。手头还搜集整理有30余万字的《鄂州民俗文化集粹》等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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