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关注“永大英语”！
沈家煊
提要：英汉两种语言关涉思维模式的差异，作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英语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首要问题；汉语“有”还是“无”，这是首要问题。思维模式上，前者重视静态的“存在”、 “恒在”，后者重视动态的“存现”、 “变在”。2）英语noun和verb是分立关系，概念上“物”和“事”分立；汉语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名词包含动词，概念上“物”包含“事”。这代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范畴观，西方视“甲乙分立”为常态，中国视“甲乙包含”为常态。3）英语主要靠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即“主谓结构”完形明义，汉语主要用“对言格式”（dui⁃speech format）完形明义、完形生义。这分别体现两种互补的思维方式——演绎思维和类比思维。文章着重说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意在增强英汉对比研究的深透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英汉差异; 思维模式; 深透性; 系统性
1. 提升到思维模式要认识汉语语法的特点，必须通过跟其他语言的比较。对此，季羡林先生有两点意见（季羡林 1999），值得重视。“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21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笔者不揣浅陋，想把自己从事英汉比较研究取得的一些认识跟大家交流，接受批评指正。
说到思维模式，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西方重视分析，中国重视综合。这个话不无道理，但是一联系到语言问题就来了。王力先生曾拿法语的动词跟现代汉语里的使成式作比较（王力 1984: 112）：
（1）allonger 延长 abîmer 弄坏 assommer 打死 aggraver 加重 agrandir 放大
irriter 激怒 attacher 绑住 arracher 拔出 trouver 找着 affoler 吓昏
vider 喝干 aplatir 压扁 dessécher 晒干 remplir 装满 arrêter 挡住
表达使成（因果）概念，法语是综合形式，汉语是分析形式。现代汉语的分析形式（如“弄坏”、“打败”）在古代汉语是综合形式（“毁”、“败”）。那么是不是要反过来说法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呢？是不是还要说中国古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现代人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呢？分析综合的老生常谈至少是过于笼统。“言为心声”，讲语言的差异固然要上升到思维模式的高度，而讲思维模式的差异又不能不联系语言表达来讲。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超越分析综合的老套说辞，讲得更深入通透一些？本文最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有关思维模式的语言差异一定关涉语言组织和运作的大格局，渗透语言的方方面面，而且一定是极为平常、司空见惯的差异。就英汉两种语言而言，笔者认为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互有联系的方面：
1）英语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首要问题；汉语“有”还是“无”，这是首要问题。思维模式上，前者重视静态的“存在”、“恒在”，后者重视动态的“存现”、“变在”。
2）英语noun和verb是分立关系，概念上“物”和“事”分立；汉语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名词包含动词，概念上“物”包含“事”。这代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范畴观，西方视“甲乙分立”为常态，中国视“甲乙包含”为常态。
3）英语主要靠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即“主谓结构”完形明义，汉语主要用“对言格式”（dui⁃speech format）完形明义、完形生义。这分别体现两种互补的思维方式——演绎思维和类比思维。
前两个方面笔者已有详细论述（沈家煊 2012，2016），本文侧重于第三个方面，并且要说明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意在增强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透性和系统性。至于季先生提到的第二点，有关汉语所属的汉藏语系能不能抽绎出有别于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等其他语系的共同特点，目前的发现好像有普遍存在的“四字格”（戴庆厦、闻静 2017），四字格属于对言格式（沈家煊 2019），跟上面所列的第三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
2.1 一张概念分合图
中国人学英语，老师首先告诉学生there be的用法，提醒他不要把“公园里有很多人”说成The park has many people，要说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park，也就是不能用has/have，要用there is/are。英美人学中文，经常发现他们在该说“山上有座庙”的时候犹犹豫豫，问是不是该换说成“山上是座庙”，他们弄不清“有”和“是”在汉语里的异同。这个现象看似简单平常，却隐藏着十分深刻的东西，造成两种语言根本的格局差异。我曾经用一张简单的概念分合图来说明这一差异，因为重要，再次展示如下：
“是”、“存在”、“拥有”三个概念，两种语言的分合方式不一样。英语be是一大块，包括“是”和“存在”两个概念。表存在的“有”是there be，there be也是一种be。There is a unicorn in the park，现今的英语语法大多把there分析为句子的（处所）主语。从这一点看，英语不怎么在概念上区分“是”和“有（存在）”。汉语“有”是一大块，包括“存在”和“拥有”两个概念，例如问“你有多少钱”是说拥有，问“你手上有多少钱”就是在说存在了。汉语里“有”是“有”，“是”是“是”，两个不同的词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赵元任（Chao 1955）说过一段话，其要义是：英语讲being（“是”）的概念不能不跟 there is（“有”）的概念挂钩，汉语讲“是”的概念可以不跟“有”的概念挂钩，“是”的概念是独立的。由此造成中国人难以理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核心概念“being”，除非特别切断它与“是”的联系，把它与“有”挂钩。我们可反过来说，西方人对中国哲学中“有无”这对概念也很难用他们的语言说清楚，除非特别切断“有”与have的联系，把它与(there) be挂钩。所以《意义之意义》的作者瑞恰兹曾感叹，将中国哲学概念译为英语可能是宇宙演化中产生的最复杂一类的事情。反过来当然一样，being 一词如何翻译，中国学界至今莫衷一是。
2.2 重“有无”的“变在观”
汉语不仅用“是”和“有”两个不同的词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特别重视“有无”问题。“有”不仅既表存在还表拥有，更重要的，不论“物”还是“事”汉语都说“有”，如“我没有车（物）”和“我没有去（事）”（见下第 3 节）。如果说汉语语法有类似英语动词的aspect（体貌），那么汉语有一种独特的“有”貌，它涵盖英语的各种时态，除了表示过去时或完成态（如“我有去过西藏”），还表示一般现在时、进行态、将来时等，看闽南话里“有”的用法：
（2）门只行有开。（门这时开着。）
后日有上堂。（后天要上课。）
伲囝都有[口礼]读书。（孩子都在读书。）
伊有食熏，我无食熏。（他抽烟，我不抽烟。）
“有”不表示别的，就是表示跟“无”相对的“有”。“有”的这种用法继承古汉语，当今普通话出现用“有”取代“了”的趋势，不说“去了”说“有去”，这很自然，因为“去了”的否定式就是“没有去”。
中国哲学界普遍认同西方重“是”而中国重“有”的观点。冯友兰（1964）说，“《老子》中的宇宙观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范畴：道、有、无。因为道就是无，实际上只有两个重要范畴：有、无。”西方哲学是围绕being（是/存在）而进入形而上学的思辨，而中国先秦名家则是通过对“有”的反思而进入形而上学的思辨，“有无”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
中国人重视的“有”其实质是动态“生”的概念，是“从无到有”，不是静态的“存在”或“恒在”。 “有”字在《说文解字》里释为“有，不宜有也”，如“灾”、“有彗星”等，这一训释是“从无到有”或“有生于无”这种动态“有”的绝妙表达。所以英语语法讲“存在句”（existential sentence），汉语语法却要讲“存现句”（怎么翻译成英文？），静态的“存”蕴含在动态的“现”之中，不仅“台上坐着个老专家”（讲“存”）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讲“现”）两句在结构上完全平行，而且“墙上挂了一幅画”既表示静态的存在又表示动态的出现，表示出现也就蕴含存在的意思。
总之，对西方人来说，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个首要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有”还是“无”，这是个首要问题。“Being”观是静态的恒在观，“有”观是动态的“变在”观。刘家和（2003）将中西方学术思想的根本区别归纳为：西方人相信在永恒中把握真理，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中国人相信在运动中把握真理，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
由于汉语的“是”不同于英语的be，中国人学英语，母语的“负迁移”造成be的过度使用和缺失错误，十分常见，例如：
（3）*He is want to go up then. 当时他[是]要起床了。
*So we are very enjoy our time. 因此我们[是]过得很愉快。
*…such as student who is study compute… 就像[是]学计算机的学生
（4）*Here she making a cake. 她[是]在做蛋糕呢。
两种错误一个根源，从（3）与（4）各句可看出，汉语“是”字就像一个幽灵，它无处不在而又隐而不现。无处不在，所有的谓语前总是可以加一个“是”字加强判断；隐而不现，动词谓语前隐去，名词谓语前也可隐去，如“老王[是]上海人”“今天[是]星期六”。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是”的问题不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如“我是两毛钱”、“他是个日本女人”、“人家是丰年”（赵元任例）等都是很自然的说法，再说无主语句是汉语正常的句子，如“（是）下雨了”。要说本体的“存在”，事物天然存在，有什么好说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西方那种对“存在”问题刨根问底的冲动，连念头也没有。
2.3“是”、“有”区分的实质
现代汉语高频使用的两个虚字“的”和“了”，“的”和“是”相通，例如“我是学计算机/我学计算机的”，“了”和“有”相通，例如“他进步了/他有进步”。古汉语里的一对句尾语气词“也”和“矣”，“也”大致相当于“是/的”，“矣”大致相当于“有/了”。可见“是”和“有”这种概念区分在汉语里是首要的、一贯的、成系统的。现在要问，这种重要区分，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区分呢？
这可以从英汉两种语言否定词的分工来说明。英语有两个否定词，no和not，no用来否定名词，如I have no money，not用来否定动词，如I don’t have money（通过否定助动词来实现）。现代汉语也有两个否定词，“不”和“没”，但主要不是
用来区分否定名词还是动词，例如“没车”和“没去”，“没”既否定名词也否定动词，“不”虽然一般否定动词如“不去”，但也不排斥否定名词，如“人不人鬼不鬼”、“不情之请”等。“不”和“没”的分工在于，“不”用来否定“是”——“不是”，“没”用来否定“有”——“没有”，这种区分在语言上讲是“肯定”（assertion）和“叙述”（narration）的区分。“我没去”是叙述或直陈，“我不去”是表示“我不愿去”，属于肯定或非直陈。吕叔湘（1942/1982：238）指出，“没 动词”的注意点在事变性（有没有这件事），而“不 动词”的注意点在动作性（做不做这件事）。这种区分说是语法上的区分也无妨，但根本是语用性质的，是对两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区分。而对于“物”和“事”的区别，对于是不是这个东西和是不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东西和有没有这件事情，中国人是不在意的：
（5）“肯定”言语行为 （他）是骗子。（他）是骗人。
“叙述”言语行为（我）没有车。（我）没有去。
“是”字后头是名词还是动词，“有”字后头是名词还是动词，这种英语所重视的语法区分汉语在形式上不作区分。句子不必有语法主语，但总有一个“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在那儿。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在概念上所重视和不重视的区分，这必定在它的语言形式上表现出来，这就跟下面要讲的英汉重要差异的第二个方面——中西方的范畴观——有直接的联系了。
3.1 汉语的“名动包含”格局
汉语不重视概念上“物”和“事”的区分，事就是抽象的物，“事物”也。对中国人而言，说“事，即物也”没有多大意义，事当然是物，反过来说“物，犹事也”（《礼记注∙大学》，“犹”是“犹如”）才有意思。这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汉语的“名动包含”格局。这个格局的要义是，名词和动词的性质和二者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于英语里的noun和verb。关系不同，英语noun和verb的关系好比male和female二词的关系，是男人就不是女人，是女人就不是男人，只有小部分交叉，即名动兼类，逻辑上这叫“类分立”（class distinction）格局。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好比英语man和woman二词的关系，woman也是man，man不都是woman。汉语不存在“名动兼类”，因为动词都属于名词（大名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动态名词”，兼具名动二性，如“死”既是die也是death，“爆炸”既是explode又是explosion，这在逻辑上叫“类包含”（class inclusion）格局。也因为重要，再次图示如下：
汉语的这个包含格局是名词和动词“异而同”的格局：同，因为动词也是名词；异，因为名词不都是动词。要问汉语有没有“动词”这个类，回答是，有也没有。没有，因为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动词类；有，因为名词当中有一类特别的动态名词。名词包含（includes）动词，反过来动词蕴含（entails）名词的属性，应该这样来理解名动“互含”。性质不同是指，英语的noun和verb是语法范畴，跟语用范畴“指称语”和“述谓语”不是一回事儿，noun和verb充当指称语和述谓语的时候必须“指称化”（加冠词）和“述谓化”（动词变形），而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其实就是语用范畴，名词就是“指称语”，用不着加冠词指称化，动词就是“述谓语”，用不着动词变形述谓化。所以“名动包含”的实质是“指述包含”，指称语包含述谓语。
“名动分立”和“名动包含”代表两种时空观。前者认为名词指称的“物”是静态的（time⁃stable）空间概念，动词陈述的“事”是动态的时间概念，时、空分立，这是牛顿式的时空观。后者认为概念上“事”也是“物”，时间不能脱离空间而独立存在，时间是四维时空中一维，这是爱因斯坦式的时空观。
汉语“名动包含”格局已有全面系统的论证，详见沈家煊（2016），这里不再重复。笔者另有专文（沈家煊 2018）分析，中国人学英语有五类十分常见的偏误：一，词类偏误，无论是总的数量还是涉及的类别，都大大超过外国学习者。二，冠词（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缺失，这类偏误哪怕是英语水平已经很高的人也免不了。三，动词形态的缺失和过度使用，这种看上去十分“低级”的偏误虽然随学习年限的增加而逐渐减少，但差别并不明显。四，否定词的误用和误解，该用no的地方错用not，可用no或not的时候分不清二者的意义差别。五，系词be的过度生成和缺失，见上文例（3）和（4）。通过分析发现，以上这些看似种类不同的偏误，根子都在汉语“名动包含”格局造成的负迁移。
反过来看，英语“名动分立”，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必须名词化，变为抽象名词，这已经对中文表达产生显著的影响，表达中出现大量英式中文或港式中文，余光中（1987）称之为“西化的病态”：
（6）？他的收入的减少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
他收入减少，乃改变生活方式。
？横贯公路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
横贯公路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
（7）？本校的校友对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校的校友对社会贡献很大。
？我们对国际贸易的问题已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我们对国际贸易的问题已经详加研究。
（8）？这位作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这位作家很有名。
？昨晚的演奏颇具可听性。
昨晚的演奏很动听。
有见识的英美学者感慨现代英文“名词成灾”（noun⁃plague）现象，其实是指“名词化成灾”，而不少中国人说中文的时候甚至走得更远。受英文形容词和副词分立（因为名动分立）的影响，英式中文还大量使用带“地”的状语，但这也不是地道的中文：
（9）？老师苦口婆心地劝了他半天。
老师苦口婆心，劝了他半天。
？大家苦中作乐地竟然大唱其民谣。
大家苦中作乐，竟然大唱其民谣。
余光中说，这是英文没有学好，中文却学坏了，或者说，带坏了。
3.2 包含格局的普遍性
汉语中，甲乙一对范畴呈包含关系而非分立关系，这不限于名词和动词，挑重要的说还有：1）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包含文字）；2）用法和语法的关系（用法包含语法）；3）实词和虚词的关系（实词包含虚词）；4）语法和韵律的关系（语法包含韵律）；5）词根和根词的关系（词根包含根词），等等，笔者已有详细论述（沈家煊 2016，2017a，2017c）。上一节讲汉语“是”“有”分别的实质，指出它既是语法分别又是语用分别，而根本上是语用分别，这符合汉语“用法包含语法”的格局。
“分立观”视范畴“分立”为常态，是范畴的“是”观，强调逻辑理性，“包含观”视范畴“包含”为常态，是范畴的“有”观，强调历史理性。这两种范畴观一正一负，一静一动，都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晶。这样区分的两种范畴观能更好地阐释中国概念，说明中西方思想、行为、文化的异同。中国哲学中一系列重要的成对概念，“天⁃人”，“人⁃圣”，“用⁃体”，“器⁃道”，“无⁃有”，“物⁃事”等，都是动态的、由一生二的“甲乙包含”关系，例如“天人合一”是人包含在天（自然）当中的意思，不是指对立的天和人合二为一，“体用不二”是用包含体、离开用就没有体的意思，也不是指对立的用和体合二为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包含关系、变在关系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或过渡态，世界本来就是这个状态。西方主流的范畴观是分立观，但是敢于突破主流思维模式的学者就有重要的创见和贡献，例如经济学领域非主流的“科斯学说”，把成本和交易两个范畴看作一种包含关系。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许多中国人反而抛弃包含观，抱住分立观不放，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哲学界近来有人重拾包含观，在政治哲学领域提出“天下理论”和“天下无外”原则。见沈家煊（2016，附录 3 和 4）。
3.3“包含观”与“变在观”的联系
范畴的“包含观”跟上一节所述的重视“有无”的“变在观”有内在的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类包含”格局源自（或导致）一种动态的、变在的范畴观。拿名动关系来说，多种语言的事实表明，动词这个类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具体说，语言起于指称，名词是语词的本源，名词当中用来指称动作或活动的那部分名词逐渐形成名词中的一个次类（动态名词），从中国传统的“虚实”之辨来讲，动词相对名词而言是虚词，它的形成是名词“虚化”的过程和产物。就像细胞分裂一样，这个次类在印欧语中已经从名词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动词类，而汉语（还有其他一些语言）的动词类还没有实现这种分离，还处于“名动包含”的状态。就这个包含状态而言，虽然还不好说名词和动词已经“是”两个不同的类（中国人对这个“是不是”的问题不感兴趣），但是说已经“有”（“一生二”）两个类是不成问题的（中国人重视的是“有无”问题），名词和动词是“一性两类”（一性为名性）。中西方的这两种范畴观，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两句话（沈家煊2017a）：
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
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
另一个联系似乎更直接些。中国人不追究实体（substance，英语中抽象为主语IT）的“存在”或“是不是”的问题，这跟中国人的范畴“包含观”、特别跟汉语的“名动包含”格局互为表里、互相印证。英语“名动分立”，名词当然得有区别于动词的正面定义，即定义为“可以加冠词和指示词的词”，而汉语不同，跟英语名词对应的那部分名词即静态名词，是无法从正面定义的（朱德熙 1985：16），它们受数量词和指示词修饰，然而动词也受数量词和指示词修饰：
（10）有两种死，一种死重如泰山，一种死轻如鸿毛。这死那死，不能混为一谈。
女朋友有三个问，一问房，二问车，三问存款。这问那问，他哪能受得了。
“信心”、“勇气”、“道理”、“梦境”这种抽象名词也只能用泛指量词“个、种”，因此汉语的动词无非是一种抽象名词。重叠表示周遍意义也不是静态名词的普遍特征，而是量词的普遍特征，例如：
（11）三本书，本本好看（*书书好看）。
十亩地，亩亩高产（*地地高产）。
五车煤，车车超重（*煤煤超重）。
而动量词跟名量词一样能重叠，如“趟趟走空”、“次次受挫”：
（12）我买了几瓶酸奶，瓶瓶都有怪味。
我买了几次酸奶，次次都有怪味。
所谓的名词重叠“家家”、“天天”实为临时量词的重叠，“十家人家，家家光荣”、“五天行程，天天紧张”。这就是说，汉语里过去所说的名词其特性动词也全都具有，这正是“名动包含”格局的题中之意。在这个包含格局里，静态名词，即大名词中不是动词的那部分名词（小名词）无需从正面定义，而且只能从反面定义，即定义为“不是动词的名词”。（沈家煊 2016：53⁃57）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有主语因而有主体的概念，而主语只能由名词性成分充当，跟汉语动词（动态名词）可以自由做主语截然不同，因此西方人追究主体的“存在”或“是不是”，这跟他们语言名动分立、名词必有正面定义是一致的。然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事物天然存在，没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名词（小名词）不仅无需正面的定义，而且还本身不受否定，汉语没有相当英语否定名词的否定词no，否定名词是通过否定动词“有”，“没钱”实为“没有钱”。
“名动包含”格局意味着，汉语的谓语根本上具有指称性，这是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也可由名词充当的原因。汉语甚至有大量动词做主语、名词做谓语的句子，赵元任举过一个例子，“逃，僝头。”类似的用例在汉语里其实十分普遍（见下）。这促使我们思考，汉语里“玛丽买了一顶帽子”这样的句子是否只能按照英语“Mary bought a hat”的主谓切分，也切分成“玛丽（主语）买了一顶帽子（谓语）”。这就跟下面要讲的英汉差异的第三个方面发生直接联系了。
4.1“对言”和“对思”
在汉语里，（一）主语的语法意义就是话题，（二）主谓齐全的整句由一问一答组成，（三）谓语的类型不受限制（不排斥名词）。只需综合赵元任（Chao 1968）的这三个符合事实的洞见，一个合乎逻辑的、自然而然的推论是：汉语的“主谓结构”（加引号的）不排斥“玛丽买了，一顶帽子”的样式，其中“玛丽买了”是主语，“一顶帽子”是谓语。
这种汉语式的“主谓”切分方式更接近人从实际发生的事情得到的视觉图像：玛丽点头掏钱付款，取过一顶红艳艳的帽子。不仅如此，它还是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跟“玛丽，买了一顶帽子”相比还遵守汉语句子节律的“半逗律”，即逗号（停顿）处于句中的当中位置，两头的字数大致相等，最好只相差一两个字。下面是长篇小说《繁花》中出现的同类例子（沈家煊 2017b）：
（13）一推，白板。| 讲了五六遍，一个意思。| 我死我活，我自家事体。| 捻开一听，《二泉映月》。| 为一点铜钿，一副急相。| 讲起来，工人阶级。| 拉开抽屉，一张借据。
这种主谓样式在老百姓口头常说的熟语和谚语中也普遍存在：
（14）伤筋动骨一百天。| 乘船走马三分险。| 无风三尺浪。| 是药三分毒。| 吃饭千口，主事一人。| 迎梅一寸，送梅一尺。| 船载千斤，掌舵一人。| 砌屋三石米，拆屋一顿饭。| 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可见“玛丽买了，一顶帽子”这样的主谓切分跟“拉开抽屉，一张借据”“捻开一听，《二泉映月》”等是完全一致的。Bloomfield（1917）说，在有的语句里，主谓和谓语应该当作对等项（equated terms）看待，主谓句实为等式型（equational type）的句子。“玛丽买了”和“一顶帽子”在汉语里不仅字数相等，而且性质上都是指称语（按“名动包含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二者就是对等项。我们可以把两截字数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叫“正对”（如“玛丽买了，一顶帽子”），字数不等很明显的叫“偏对”（如“玛丽，买了一顶帽子”）。正对和偏对统称“对言”，正对形成“对言格式”，它是汉语组织和运作的根本。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对言可以容纳英语式的主谓结构，而英语的主谓结构覆盖不了汉语的对言格式。
对汉语来说，形式上完好的结构是对言格式。单说“高一脚”站不住，要说“高一脚低一脚”，单说“人不人”站不住，要说“人不人鬼不鬼”，这已经是语法常识。不能单用的语素进入对言格式就不受单用的限制，如“胜不骄败不馁”里的“骄”和“败”，“你一言我一语”里的“言”和“语”。英美人学汉语，常把“这条街长”误解为This is a long street，他们不明白汉语以对说“这条长那条短”为常态，单说“这条长”的时候是表达This street is longer的意思。单木不成林，单言不成话，这当中蕴含深刻的道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究：单说站不住、对举才能站住的，在对话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能站住，加句尾语气词后也能站住：
（15）？今天冷。今天冷，昨天热。
？喝了酒。喝了酒，吃了饭。
？房间住人。房间住人，仓库堆货。
（16）问：今天冷吗？喝了啥？房间干嘛？
答：今天冷。喝了酒。房间住人。
（17）今天冷呀。喝了酒了。房间住人吧。
对这个现象语法学界一直没有深究下去：对举、问答、语气词三者都有“完形明义”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机理是什么？合理的回答是，语言植根于对话和互动。诚如巴赫金（1998）所言，“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 “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我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对言”一词，它既指对话又指对举言辞，对举的表达形式源自对话，又象征对话者之间的情绪“共鸣”（Du Bois 2014），例如劳动号子一呼一应“加油干哪”对“齐努力呀”，男女对歌传情“种下一粒籽”对“发了一颗芽”，两个生意人一起感叹“生意不好做”对“生意真难做”。可惜英语中找不到一个词表达“对言”的两种意思，我们只能将它翻译成“dui⁃speech”。
总之，英语语法以主谓结构为主干，汉语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干。主谓结构是“以续为主”，偶尔续中有对，对言格式是“以对为本”、对而有续。对西方人来说，主语加谓语才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才成为“完好形式”（well⁃formed）；对中国人来说，对举着说才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才制造意义（make sense）,才成为“完好形式”。对言植根于语言的根本特性——对话性，是语言的原始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人类语言的类型演化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出现了分叉，印欧语转而朝主谓结构的方向发展，汉语继续朝对言格式的方向发展。看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
（18）英语主谓句：We talked to each other.
汉语对言句：你说一言，我说一语。
英语语法集字成句（到句为止）的机制建立在不对称的层次结构上，每个层次区分“主”和“从”，总有一个中心（head），长句的生成依靠成分的镶嵌和递归。汉语大语法集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的机制建立在对言格式的基础上，对言格式是对称性的，没有中心，不分主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每个字都是等价的。由小到大不是线性递归而是对称格式的投射放大（Jackendoff (2011)说是非线性的结构递归），单字放大为偶字对，偶字对再层层放大，突破句子的范围，贯通到语篇。要指出，“你说一言”本身也是对言式“你说|一言”，上面已经着重说明，因此还可比较：
（19）英语主谓句：[Mary [bought [two [bracelets]]]].
汉语对言句：梅瑞|买了||一对|玉镯。
对言式来自对话：问“梅瑞买了？”答“一对玉镯”；问“梅瑞呢？”答“买了”；问“一对（什么）？”答“玉镯”。（详见沈家煊 2019）。“你说一言我说一语”是以对为主、对中有续，“梅瑞买了一对玉镯”是以续为主，但仍以对为本，二者只能用“对言结构”来概括，因为英语式主谓结构无法覆盖“你说一言我说一语”和“梅瑞买了，一对玉镯”。这个缩放型对言格式既是汉语的语法结构也是汉语的韵律结构（节律栅），韵律结构和语法结构总体上高度一致，因为汉语是“语法包含韵律”，见沈家煊（2017c，2019）。
汉语以对言格式为主干，这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象数易学在汉末已具有逻辑化和系统化的特征（丁四新 2019）。冯友兰（2013: 128）说，“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往往是科学的起源”，这是阴阳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界就是处于成双成对的状态，两个思想（对思）、两个声音（对言）才是生命和生存的最低条件。赵元任（Chao 1976）认为，中国哲学“天地”“乾坤”“阴阳”这些重要概念的形成很可能跟这个有关。
张东荪（1936，1938）认为，汉语没有主谓结构，没有主谓结构就没有命题，没有命题就没有三段论演绎推理，不具备产生演绎逻辑的条件。中国人习惯于类比推理，这跟汉语“对言明义”密切相关，朱晓农（2015，2018）论证这一点，举例，按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凡人皆有死”，小前提“圣人，人也”，推出结论“圣人亦有死”，然而对中国人来讲，这个逻辑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制造意义（make sense），只有对言才制造意义，如要说“凡人皆有死，然则圣人不朽”，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类比思维可以大致分为“比对思维”和“对比思维”两个方面，偏重证明和求同用比对思维，偏重反驳和显异用对比思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要下雨⁃娘要出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是比对思维，“人皆有死⁃圣人不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等是对比思维。比对和对比都是“对”。思维方式受语言影响，演绎推理是受语言以主谓结构为主干的影响，类比推理是受语言以对言格式为主干的影响。
4.2 跟“包含观”和“变在观”的联系
现在来看对言对思跟“包含观”和“变在观”的联系，分两点说明如下。首先，对话的前提是对话双方“异而同”而且互相承认“异而同”，只有同而没有异就无需对话，只有异而没有同则无从对话。中国人的范畴“包含观”，视“异而同”为常态，这跟语言植根于对话、对话以“异而同”为前提是相通的。对话双方以“异而同”为前提，这意味着对话双方是可以包容的“对待”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对立”和“对待”这两种关系的分别，最早由张东荪（1938）提出，西方持对立观，中国持对待观。笔者对“对待”关系作进一步阐释（沈家煊 2016，2017a），说明“甲乙对待”和“甲乙包含”是两个名称、一种关系，都是指“异而同”：说“对待”是侧重甲乙“异”的一面，说“包含”是侧重甲乙“同”的一面。就汉语名词动词“异而同”而言，侧重同，强调动词也是名词，就说“名动包含”，侧重异，强调名词不都是动词，就说“名动对待”。对立的格局，只有当甲和乙形成交集的时候才是“异而同”，而对待的格局本身就是“异而同”，而且实现甲和乙之间的最大兼容。
第二点，汉语“是”“有”区分的实质是两种言语行为的区分，重视“有无”是重视动态“变在”的过程，而范畴的“包含观”也是动态“变在”的观念，包含格局不是静态的“对立统一”的状态，而是动态的“一生二”的过程，作为“一性两类”，一性是本和源，两类是末和流。汉语靠对言格式完形明义、完形生义，对言格式源自对话、象征对话双方的情绪共鸣，而对话就是一种活动，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具有合作性和互动性。“会话分析”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话的基本单位是“举动”（act或move）,包括身势、眼神甚至沉默，用语言实施的举动是言语举动（speech act）。“对待”一词在汉语里一指有别于“对立”的“相对”概念（be relative to），如“工作与学习对待”，二指与态度有关的人际交往（treat），如“对待朋友要真诚”（见《现代汉语词典》），这不是偶然的。笔者还曾说明（沈家煊 2017d），汉语以“类包含”格局为常态，是遵循对话的“合作原则”（Grice 1957），特别是遵守合作原则中的“适量准则”。
4.3 双音化是对言化
我们打算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承认汉语的思维模式以综合为主，怎么解释因果关系的表达汉语却是分析型的呢？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汉语历史演变的大趋势“双音化”的性质。首先，在汉语里支配对言格式的“半逗律”其作用范围不限于主谓结构，还涉及其他各种结构类型。在各种结构类型里，单双音节的组配，单对单、双对双这样“成对”的都站得住，单对双、双对单“不成对”就经常站不住，尽管在表义上不成问题（王远杰 2018）：
（20） 2 2 1 1 1 2 2 1
定中结构 煤炭商店 煤店 *煤商店 煤炭店
陈旧桌布 旧布 旧桌布 *陈旧布
状中结构 轻轻放置 轻放 *轻放置 轻轻放
动宾结构 种植大蒜 种蒜 种大蒜 *种植蒜
动补结构 调查清楚 查清 查清楚 *调查清
主谓结构 警钟鸣响 钟响 *钟鸣响 *警钟鸣
联合结构 道路桥梁 路桥 ?路桥梁 *道路桥
这意味着：汉语一切类型的结构都有韵律或节奏因素，汉语的语法是“大语法”，是“语法包含韵律”，音节对称是汉语自身的一种语法形态，双音化和四音化是“对言化”，对言化是汉语的一种重要的“语法化”现象。（沈家煊 2017c，2019）再说四字格。对言格式以四字格最为典型，其中的并列四字格对得最整齐，如“男欢女爱，阴差阳错，天长地久，唉声叹气，抱残守缺，捕风捉影”等等，举不胜举。四字格是“缩放型”的，它本身是二字式的放大，例如“你来我往”是“来往”的放大版，“扬长避短”是“长短”的放大版。须知“来往”和“你来我往”也是对言明义，“来往”的意义不等于简单的“来 往”，“你来我往”的意义也不等于“你来 我往”，中国传统把这种情形叫“互文”或“互文见义”。四字格放大后成为“四言格”，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还是互文见义，不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要比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得以理解，反过来也一样，不然“老骥”怎么谈得上“志在”呢？过去互文被当作一种修辞格看待，这种看法过于狭隘，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看，汉语靠对言完形明义，凡是对言都是互文见义，互文应视为汉语的一种结构性特征。互文是语言学中的“量子纠缠”，“你”和“我”，“来”和“往”，虽然隔开，但是“纠缠”在一起，不能单独描述，只能作为整体来看待。“你死我活”，好比“薛定谔的猫”，“你我”都处在“死”和“活”的叠加态。
静心想来，汉语的复合词或复合字组（以双音为主），不限于并列式，其实也都是互文对言。例如：
（21） 老骥 老筍
（22） 伏枥 伏虎
（23） 水淹 水解 水运 水浇 水葬
（24） 火葬 土葬 海葬 天葬 树葬
“老”的意义是与“幼”相对还是与“嫩”相对，“伏”是表示匍匐还是降服都是跟搭配的字互文才显现的。同样，名词“水”哪一方面的“物性”得以凸显，是通过搭配的动词实现的，动词“葬”的意义，具体到怎么个葬法，是通过搭配的名词得以理解的。这就应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说”，符号的意义就是在文本的“互文性”中不断生成和理解的。（克里斯蒂娃 2016: 12）互文见义也就是杰肯道夫（Jackendoff 2011）所说的“统合”（unification），它是针对乔姆斯基提出的“合并”（merge）而言的，合并只是简单的1 1=2，而统合是1 1＞2，统合的结果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汉语复合词“来往” “长短”是最好的例子。杰肯道夫举的英语例子是：
（25）*John drank the apple. John drank it.
统合前it本身并没有流汁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跟drank互文才产生的。这跟我们上面对（21）⁃（24）诸例的说明一致。Bruza et al. （2009）通过词汇联想的心理实验发现，人的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具有类似量子纠缠的性质，量子论可能为新的人类认知和信息处理模型提供理论基础。
这样我们就对英语和汉语的构词法有了新的认识。汉语构词以复合为主，英语构词以派生为主，这是常识。派生构词，如wide → width，long → length，只需两个语素简单相加，复合构词，如“宽窄、长短”，就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互文统合。同样，英语writer和kindness，词根和词缀界限分明，主从不容混淆，汉语“作家”和“仁慈”，主从不分明（“作家”的“家”不是词缀，还可以说“自成一家”），两个成分基本对等。可见互文见义在汉语里从构词就已经开始，然后“同构”放大到语句和语篇。
这也许可以解开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引起的困惑。其实汉语和法语表达因果关系的方式，差别在于法语是词根和词缀的简单加合，如 grand,⁃e → agrandir，court, ⁃e → accourcir，而汉语是对言的互文统合，如“放大” “缩小”，不仅前字和后字都可以替换，“放大 → 放宽、放开、放松”，“缩短 → 割短、削短、收短”，重要的是，这样替换的时候中国人的心目中前后字是并置和等价的，因为二字都带声调，长短和响度大致相等，按“名动包含说”二字在“字用”上也等价，都是用来指称的名字。赵元任（Chao 1976）指出，大致等重等价的二字并置容易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方便好用的模块，可比较汉语的“阴阳”与“天地”和英语的male⁃female与heaven⁃earth。这也是汉语乘法口诀念起来比英语省时的原因。因此汉语的使成式是cause和effect成对，即“因果对”，因果义是靠对言对出来的，靠“统合”统出来的。从双音化是对言化因而是互文见义着眼，有助于对分析和综合有更深入的认识。
本文对关涉思维模式的英汉差异谈了三个方面，并且试图说明三方面的内在联系（3.3节和4.2节），意在增强英汉比较研究的深透性和系统性。看法还属粗浅，研究有待深入，这三个方面还能不能从中抽绎出更基本的东西，笔者尚无考虑。
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是不是决定性的，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但二者互相影响是肯定的。演绎思维和对举思维的好坏问题属于另外一个问题。西学东渐，近代中国开始认识西方语言的主谓结构，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小可。基于主谓结构的演绎推理在自然科学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大大出乎中国人的意料，现在正在急起直追。正是在透彻认识主谓结构在西方语言中的重要地位之后，我们才真正认识到汉语对言格式的特性和价值。
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要通过中西方的对话来互相借鉴、求同存异。这里引用西方一位哲人和一位文豪的话来结束全文。康德说：“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萧伯纳说：“假如你手中有一只苹果，我手中有一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仍然各有一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流，每人将会各有两种思想。”
Bakhtin, Mikhail (巴赫金). 1998. Poetics and Interviews. Trasl. by Bai Chunren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诗学与访谈》. 白春仁、顾亚铃等译 . 河北教育出版社.]
Bloomfield, L. 1917. Subject and predicat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47: 13⁃22.
Bruza, P., K. Kitto, D. Nelson & C. McEvoy. 2009. Is there something quantum⁃like about the human mental lexic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53(5): 362⁃377.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55. 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and logic.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 31⁃41.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o, Yuen Ren (赵元任). 1976. Rhythm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word conceptions. In A. S. Dil (ed.).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75⁃292.
Dai, Qingxia（戴庆厦）& Wen, Jing(闻静). 2017.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analytic languages.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5): 1⁃8. [2017, 论“分析性语言”研究眼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1⁃8.]
Ding, Sixin (丁四新). 2019. Imagistic numerological logic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Zhong’s humanistic value in Yi Studie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5): 57⁃66. [2019, 汉末易学的象数逻辑与“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哲学研究》第5期: 57⁃66.]
Du Bois, J. W. 2014. Towards a dialogic syntax. Cognitive Linguistics 25(3): 359⁃410.
Feng, Youlan (冯 友 兰). 1964.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Edition). Vol. 2.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64,《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 人民出版社.]
Feng, Youlan (冯友兰). 2013.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Tu Yougu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中国哲学简史》. 涂又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58.
Jackendoff, R. 2011. What is the human language faculty? Two views. Language 87(3): 586⁃624.
Ji, Xianlin (季羡林). 1999. Preface to Eight Schools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Grammatical Studies. In Ji Xianlin (ed.). Eight Schools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Grammatical Studies.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9,《20世纪汉语语法八大家》序. 载季羡林主编《20世纪汉语语法八大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Kristeva, Julia (克里斯蒂娃). 2016. Subject, Intertextuality, and Psychoanalysis.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2016,《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Liu, Jiahe (刘家和). 2003. On 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reason in Ancient China. Historiography (2): 18⁃31. [2003，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 18⁃31.]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42/1982，Essentials of Chinese Grammar. New Editio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42/1982,《中国文法要略》（新一版）. 商务印书馆.]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2. How to make contrastive study more convincing: Nouns and verb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1): 1⁃13. [2012, 怎样对比才有说服力—以英汉名动对比为例.《现代外语》第1期: 1⁃13.]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6. Nouns and Verb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6,《名词和动词》. 商务印书馆.]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7a. Western and Chinese views of categories seen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7): 131⁃143. [2017a, 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131⁃143.]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7b. Note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Fanhua’. Nanchang: The 21st Century Press. [2017b,《〈繁花〉语言札记》.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7c. Chinese grammar includes prosody.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3⁃19. [2017c. 汉语“大语法”包含韵律.《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3⁃19.]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7d. Does Chinese have 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1): 1⁃13. [2017d, 汉语有没有主谓结构.《现代外语》第1期: 1⁃13.]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8. Negative transfer of Chinese nominalism in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1): 4⁃22. [2018，汉语“名动包含”格局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外国语言文学》第1期: 4⁃22.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19. On four chunk format in Chines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300⁃317. [2019, 说四言格.《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300⁃317.]
Wang, Li (王 力). 1984. A Theory of Chinese Grammar (Vol.1).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84,《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Wang, Yuanjie (王远杰). 2018. The scope of collocation restrictions of mono⁃ and di⁃syllabl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8, 单双音节搭配限制的作用范围. 未刊稿.]
Yu, Guangzhong (余光中). 1987. How to improve Anglicized Chinese? Ming Pao Monthly 10. [1987, 怎样改进英式中文?《明报月刊》10月号.]
Zhang, Dongsun ( 张 东 荪). 1936. Chinese philosophy seen from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Eastern Miscellany 33(7): 89⁃99. [1936,从中国语言构造上看中国哲学.《东方杂志》第33卷(7月): 89⁃99.]
Zhang, Dongsun (张东荪). 1939. A Chinese philosopher’s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Ya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10(6): 17⁃54. [1938, 思想言语与文化.《社会学界》第10卷(6月): 17⁃54.]
Zhao, Tingyang (赵汀阳). 2016. The Making and Becoming of China: Its Way of Historicity.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6,《惠此中国. 中信出版集团.]
Zhu, Dexi (朱德熙). 1985.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Grammar.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5,《语法答问》. 商务印书馆.]
Zhu, Xiaonong (朱晓农). 2015. Language’s restriction on logic and science: Why science cannot develop in China?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6): 10⁃28. [2015, 语言限制逻辑再限制科学：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10⁃28.]
Zhu, Xiaonong (朱晓农). 2018. Three grammatical principles in Chinese connected with Chinese logic. Journal of Chinese Grammar (7): 1⁃46. [2018, 汉语中三条与中国逻辑相关的语法原理.《中國語語文法研究》（日）通卷第7期: 1⁃46.]
English⁃Chinese Differences and Modes of ThinkingSHEN Jiaxuan
Abstract: 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of English⁃Chinese differences which are connected with modes of thinking: (1) while to be or not to be i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English, to have (“you”) or not to have (“wu”) is the major question in Chinese; (2) while class distinction is deemed as a rule in English, class inclusion is taken as normality in Chinese; and (3) while 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 results in deductive inference in English, parallel structure (dui⁃speech format) leads to analogic thinking in Chinese.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are emphasized to enhance profoundness and systematization of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studies.
Key words: English⁃Chinese difference; modes of thinking; profoundness; systematization
（本文首次发表在《现代外语》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