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宋浩
今年9月，长篇小说《命运》出版，蔡崇达刚好40岁。
蔡崇达
这是蔡崇达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围绕他的阿太（外曾祖母）的一生，描述福建泉州某小镇家族几代人的甘苦人生，进而折射出福建甚至华南中国的百年历史。
小说出版后获得广泛关注，2个月内发行了41万册。很多读者读完，认为催泪效果堪比余华的《活着》。
故事中写到阿太家族的六七代人，写到村长、乡亲、码头工人……爱情、亲情、友情，无不真挚，感人至深。
小说的开头，99岁的阿太，预感大限将至，对着曾孙“我”讲起自己的故事：阿太的爷爷没有儿子，给阿太的母亲招婿上门。两个女儿——阿太和妹妹出生后，父亲消失了。从小起，母亲就带阿太去烧香问神，求父亲的下落。
阿太15岁时，神婆预言她“到老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命运却安排她嫁给神婆的儿子杨万流。婚后阿太为了怀孕生子，到处求医问药，终未能如愿；乱世中因缘际会，陆续收养了三个孩子。
解放前后数年间，杨万流被抓壮丁到台湾（后逃到马来西亚）、婆婆去世。面对家庭变故、饥荒、社会运动等时代的巨浪，阿太自食其力养活一大家人。直到把儿子送到马来西亚的丈夫身边，又为女儿张罗了婚事。
后来两个儿子经商发迹，后来归国建设家乡，成了华侨乡贤。再后来，儿子、女儿先后走在了阿太前面，孙子们也不断成年、结婚，孙子又有了孩子……在生命的尾声，阿太发现自己“生下”了命运，成为命运的母亲。
从《皮囊》到《命运》：
希望这本书陪伴很多人“生下”自己的神明
蔡崇达写完《命运》，把阿太的生命史告诉万千读者的时候，阿太已经离开他16年了。
阿太去世时蔡崇达24岁，在广州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从20多岁到30多岁，蔡崇达作为调查记者，出现在大大小小新闻事件的现场。
32岁时，他写了《皮囊》，赢得市场的巨大认可，一度登上作家富豪榜。“写《皮囊》时，我并没想出书。”那时候蔡崇达辞掉媒体工作，人生的很多问题“像疯狗一样”追着他，他想到了阿太、想到了家人，他就把那些问题和思考发在了博客小号上。
他高中时认识的朋友看到了小号，觉得写得挺好，催他整理出版，于是有了《皮囊》。这个朋友是韩寒。与后来的《命运》一脉相承，《皮囊》以散文的笔法记录了阿太等人的生命。
《皮囊》畅销后，不断有朋友、出版机构催蔡崇达继续写。“不愿辜负身边人的好意，”蔡崇达在三年前拿起了笔，但写的不是《命运》。
疫情到来后，蔡崇达回泉州老家，在小镇上的小吃摊排队、去庙里坐坐、跟乡亲们聊天，他听说了很多巷子里的家长里短、底层人的辛苦悲欢。
“这几年，有人公司倒了，有人家的小孩在北京、天津突然失业回老家了，有人收入锐减……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每次回去，就感受到他们的人生，三年来都因诸多无常发生了巨大变化。”
听说人们心里挤压的压力、难过，蔡崇达觉得自己能帮大家的有限，这时候他又想起阿太。
“这种时候我常想，世界无常，这是人世间最恒常的。但像阿太一样的每一个老人，安定的面容下，他们都是趟过诸多无常、吞下过生活和命运的人。”
蔡崇达觉得应该完整地讲讲阿太的故事，成为内心深处陪伴大家的力量，这是他能做的事情。蔡崇达暂时放下手上那本书，先写《命运》。“我试图通过阿太的一生，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每个人看到自己，看到我们共同在经历这些东西。”
这三年，包括疫情、大环境变化，很多因素催生了这本书。
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和死亡的书。阿太的人生历经苦难，也充满了对死亡的思考。在闽南文化中，阿太面对苦难和死亡，是从神明那里获得力量和慰藉。
如果说一生没有生育的阿太，最后“生下”了命运，那么“我通过这本书‘生下’我的阿太，‘生下’我家乡的神明。”蔡崇达说，“我希望这本书陪伴很多人生下自己的神明。”
何谓“生下神明”？生下的是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秩序和力量。“陪伴你度过苦痛的人，就是你的神明。”
海外文化的根在泉州
泉州文化的根在中原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要照起工来行……”（《爱拼才会赢》）“人生的风景，像大海的风涌。有时猛有时平，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世界第一等》）
小说《命运》带有浓厚的闽南文化色彩，让人想到那些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
“歌词中的嗟叹感，唱的是人生的不易和人生的坚韧。”闽南歌曲里，面对“人生海海”爱拼敢赢、充满乐观与爱，那是“阿太”们的智慧，是闽南文化的精神力量。
蔡崇达说，类似的歌曲还有《一支草一点露》《花若离枝》等，这些闽南歌曲带着俚语方言，藏着古汉语的古雅，也藏着中华民族的古老精神。阿太不识字，她口中很多这些文绉绉的话，都是大俗大雅。这些话背后，是闽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关系。
故事中，阿太的三个孩子都不是亲生，而是在战乱和饥荒中捡来的。北来、西来等名字，昭示者他们来自祖国各地。后来他们又离开闽南，在马来西亚干出一番事业，这是几百年来福建人的部分缩影。
“大舅公北来这个人物不是生造的，有人物原型。”蔡崇达说。跟北来一样，从西晋末年开始，每当北方有战乱，就有士大夫带着家人南下，海角天涯，寻找乌托邦，一路到泉州。
泉州有两条江，一条叫晋江，一条叫洛江，走在今天泉州的街头巷尾，蔡崇达能看到洛阳的痕迹，就像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方言俚语藏着古汉语一样。“在他们说的那些话里，可以找到中原文化的碎片，这是老祖宗们找到的可以与命运对抗的智慧。”
泉州晋江石圳海滩。视觉中国供图。
闽南文化的根来自传统、来自中原，与根相连的枝叶，蔓延到海外。
像北来一样，很多人从泉州走向了海外。在马来西亚等地方，今天华人依然坚守习俗：修族谱、排字辈、拜神明……这是古老的精神谱系，也是他们的乡愁。
小说中阿太的父亲，后来才知道去了台湾；杨万流被抓到台湾后，阿太坚信炮弹上刻的心、母，是杨万流的情书和家书。千百年里，台湾与闽南也是一体的。
歌手伍佰有首歌叫《东石》，写的是台湾东石乡，而泉州也有东石镇，是蔡崇达的家乡。台湾电影《艋舺》里的庙宇，以及东南亚的太妃庙、妈祖庙，这些神明的祖庭都在闽南。
“从泉州到台湾、香港、澳门，乃至菲律宾、马来西亚，炎黄子孙都是一样。”蔡崇达说，其实是文化的根在泉州/闽南，而泉州/闽南的文化之根在中原。每次去台北，蔡崇达能感受到浓浓的乡愁，台北的上海路就在东边，福建路就在东南，与祖国的方位一样。
这样的故事，在祖国这块土地其实并不少见，无论在天涯海角、在海外，我们坚韧地活着，同时又回望母土，根在那里。
晋江的庙宇，视觉中国供图。
掏心掏肺的写作者
“你写好作品我就开心了”
《命运》写完后，蔡崇达病倒了，免疫系统发炎，两只脚突然就不能站了。
他说自己的写作状态是“掏心掏肺”。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情绪会受到极大触动和纠结，“我需要动用所有感官去写，这是伤身体的。”
他也曾试着让自己规律地写作，比如每天上午写1000字，下午运动、处理其他事。但是思维不跟着规律走，有时候半夜躺下，突然脑子里蹦出来了，他就爬起来写。写着写着，内心感受调动起来了，一时就睡不着了。
小说《厕中佛》《天顶孔》两章，读者看得哭，蔡崇达写的时候也哭，哭到睡不着，“最后就找不到健康的写作状态。”
这样的写作是不持久的。很多朋友担心他的身体，送他划船机、椭圆机，韩寒送了他跑步鞋。他去俞敏洪的直播间，俞敏洪也很担心他，建议学自己，读书或者写作一两个小时，就用跑步机走个二十分钟。
对大家的关心，蔡崇达很感激。但他觉得自己还没找到不伤身体的写作秩序，只能用这种笨办法。因为只有这样写，才能让自己心安。“我写作就像怀孕生小孩，全神贯注、拼尽全力都不一定生下来，别人是想生就生，我做不到。”
《命运》写完后，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给书作序。李敬泽看完说：“咱家崇达写得好！”8年前《皮囊》出版，李敬泽就写过序。
在蔡崇达写的过程中，李敬泽担心过他的健康，有时候半夜忙完，特意打电话给他，让他注意身体。
《命运》新书发布会，李敬泽（左四）和蔡崇达（左三）在台上。
今年9月，《命运》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发布会前3天，蔡崇达还站不起来。他让医生在他膝盖处打了激素，这才能走。
那天到场很多朋友和前辈。听说李敬泽到了，蔡崇达去门口接他，刚要下台阶，李敬泽看他走不稳的样子，说：“你别动！你的脚怎么了？”“前段时间生病了。”
“那你还来！”李敬泽一边扶着他往里走，一边很生气地说，“今年咱们不要写了，写我就不理你了。”
在蔡崇达心里，李敬泽是他的恩师，不计回报地给他无比多的帮助：“他帮我当自己家小孩，他总是说‘咱们’。”
蔡崇达很感激身边的师友们，除了高中时就相识的韩寒、李敬泽，还有刘德华、白岩松、阿来、邱华栋、麦家等等。
刘德华为《命运》录制视频。
《皮囊》三篇序，除了韩寒、李敬泽，还有一篇是刘德华写的。“华哥”是个传统的人，很注重礼仪，问候往往大段文字发过来。蔡崇达说自己生性疏懒，很多时候回复地不周到，总是觉得不好意思。
作家麦家拿到试读本，通宵看完后打电话过来，跟蔡崇达很认真地讨论小说细节。麦家说，“需不需要陪你做场活动？我很愿意跟你聊，随时可以。”
李敬泽，在《命运》发布会现场。
“他们都是纯粹的人。”蔡崇达说。“当你发自内心想做什么，他们会来帮你。”“我对敬泽老师说，我又不能你帮您做什么。他说，你写好作品我就开心了。”
“家乡三部曲”
以及未来的写作
完成《命运》后，蔡崇达将重新捡起没写完的那本书。这本书还是写闽南，与《皮囊》《命运》共同构成了他的“家乡三部曲”。
从22岁起，蔡崇达就离开闽南了。2003年，大学还没毕业的他，坐48小时的绿皮火车从福建到北京，去《中国新闻周刊》实习。多年后，他以“三部曲”回到家乡。
有了女儿后，蔡崇达常把女儿送回去，送到母亲身边。现在女儿会说闽南语、在老家有自己的玩伴、饮食喜好也和蔡崇达一模一样，参加作文比赛，她会写：我的家乡是泉州东石镇。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在泉州市东石镇。
前年，蔡崇达在老家东石镇建了一座“母亲的房子”图书馆，也是希望自己扎在土地里，与土地保持精神联系。“家乡就是我们的来处，不一定是具体的哪个码头、港口，而是你生命的道理和力量在那。”“那里有支撑我们生命的、根部的力量。”
蔡崇达对女儿的教育，很像小说中二舅公西来对儿子念中的教育。游子恋故乡。
写完“家乡三部曲”之后，蔡崇达可能会尝试告别家乡，写写更广大的世界。
蔡崇达在高中时候参加作文大赛，开始写小说，后来从事媒体特稿写作，如今再回到小说。他觉得媒体生涯很重要——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与文学一起在他身上发生作用。
更重要的是，做媒体的那些年，他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在新闻事件发生后迅速抵达舆论中心地带。“特稿记者身份，为我理解中国这片土地储存了底子。像理解家乡一样，我做好了准备，还像试试写更多的东西。”
作家蔡崇达
无论媒体人还是作家，都是写作者，都能成为大地的器官，代表土地开口说话。
前两天在广州，有读者告诉他，读《命运》读得泪如雨下：你为什么要把人生写得这么苦？
“苦是生命的常态，美是生命的能力。”蔡崇达说，“阿太的生命是吞下了苦难的，那样的人是生活的英雄。”
采访的最后，我问蔡崇达：阿太如果读了《命运》，她老人家会说啥？
“我阿太不认识字，她最多听别人讲你重孙子怎么写你，她最多笑着、抱抱我、摸摸头，说：‘我一直陪着你啊。’‘你不用召唤我，我一直在你身边啊！’”
小说中，阿太的婆婆去世前也对阿太说过类似的话，留给阿太希望、勇气和陪伴。
蔡崇达（右一）与阿太（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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