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的《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最新增订本）一书的第十三章中有一节名为“主动为聂绀弩的诗集作序”，专门谈到1982年胡乔木为诗人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作序的情况，流露出对近年以来“种种关于聂绀弩对于胡乔木的序‘不满’的传说”的不以为然——这主要是针对章诒和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的有关描述。
章诒和的文章写道：“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可见，章女士虽觉得聂绀弩先生有点儿过激，但却认定他的“盛怒”是冲着胡乔木写的那篇序来的。
对章女士的说法叶永烈有所质疑：“聂绀弩对胡乔木的序是否如同章诒和所说的那样骂骂咧咧呢？”他引用胡乔木的秘书和夫人的有关回忆证明，当年胡乔木看了聂绀弩的诗后“大为称赞”，誉之为“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聂绀弩根据《三草》补订的《散宜生诗》，就向该社社长韦君宜要来清样，并主动为这部诗集写了序言”，而聂绀弩听说后曾“致函乔木说：‘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他本人在《散宜生诗》注释本的后记中也曾写道：“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如此等等，显然看不出聂绀弩对胡乔木的序有什么“不满”。
章与叶两人的说法看似矛盾，但其实并不冲突。作为诗人的聂绀弩听到他人对自己诗作的赞扬固然不必受宠若惊，但也不会“不满”，他后来为什么认为自己的诗“就叫那篇序搞坏了”呢？我以为，关键就在于“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那句话。当年的胡乔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堪称“头号文化首长”，像这样的高官自然是不会轻易替人写序的，而聂绀弩是个无职无权的纯粹文人，可以想见，肯定会有不少人向他提过“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之类的问题，这使他遭到被人视作“攀附权贵”的耻辱，忍无可忍之下不由得就“骂骂咧咧”起来——所谓“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这并非针对那篇序本身，而是针对那篇序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
我觉得章诒和的文章写得很好，绘声绘色，如见其人，寥寥几句就写出了诗人聂绀弩的品性。聂绀弩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传奇性人物，一生大起大落、饱经沧桑，他1920年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去过苏联,1930年代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55年胡风事件中曾受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还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过无期徒刑。他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等方面都卓有成就，可谓文才斐然。他为人性情狷介，落拓不羁，曾被周恩来戏称为“大自由主义者”。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聂绀弩的为人：1949年7月聂绀弩到北京参加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前接到通知说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他和作家楼适夷。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适夷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适夷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这么一位至真至性、傲视权贵的人当然不愿意被人误认为向“头号文化首长”求序，听到有损自尊的话自然要勃然大怒，“骂骂咧咧”！
现在，像聂绀弩那样的文化人似乎太少了，广而言之，像他那样的中国人似乎也不多了。（据京山档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