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万物苏醒，处处都散发着勃勃生机。而且，春天还一个是梦幻的季节，处处都引发着人们的遐想。从古至今，人们对春天的探索，从未停止过。
一直以来，探春都是一项非常流行的民间活动，也可称作踏春，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春游。早在先秦时期，春游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常常在春天邀上三五好友，于春日里结伴出门游历，踏青寻柳，赏花看山，听鸟鸣流水之声，闻百花盛开之香，好不惬意。
然而，春游在不同时代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魏晋时期的春游，尽显魏晋风流，多有精神风骨。而唐宋时期的郊游，多为文人之游，饮酒赋诗乃当时春游的一大特色。
但兴起于先秦时期的春游，浪漫之风盛行，谈情说爱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先秦时期，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为了方便青年男女寻找自己的心仪伴侣，当时的统治者甚至还设定了大型春游相亲节日——“上巳节”。上巳节，因选取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而得名，素有古代“中国情人节”之称。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封建礼教非常严格，男女授受不亲，别说男女在一起谈情说笑，就连男女私下见面的机会都基本没有。而且，古代女子更是没有自由可言，她们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未出阁的姑娘们一般都是养在深闺。平时除家中的父母兄长，外人她们几乎无缘相见，更别说与异性有交往的机会。
但是，只有在每年的春天来临时，她们才会像放飞的燕子，能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相伴嬉闹，在楼台水榭结伴畅聊心事。因此，春游几乎成了她们寻找伴侣的唯一机会。
当时，在郊游期间，国家不仅不会干涉男女交往，反而还会暂时废除封建礼教的束缚，倡导男女婚配。所以，寻知己、寻姻缘，成了当时春游的一大特色。
而且，《诗经》中有很多关于爱情的诗篇，都发生在春游之时。其中，《国风·郑风》里有首诗叫《出其东门》。而《出其东门》中一开头就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讲的是当时的郑国人喜欢春游，出了城东门之后，满眼望去都是花枝招展的郊游女子。
此外，《溱洧》中提到“士与女, 殷其盈矣”，意思是，在溱水和洧水边，到处可见来春游的郑国男女。场面非常热闹，人声鼎沸，阵仗堪比今天我们很多城市办得风风火火的相亲大会。更有甚者，连我们的孔圣人，都对春游之事，非常赞同。
在《论语·先进》中，孔子的弟子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于学生的春游想法，孔子说：“吾与点也！”可见，暮春三月，穿上春衣，约上几个成人、几个小孩，沐浴、吹风、唱歌，惬意得很。
此外，从这些点滴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春游之风在那个时代是相当盛行。而且，谈情说爱的求偶式郊游，也成为了先秦时代春游的一大特征。在一起结伴郊游的过程中，男男女女相互增进了解，两情相悦，最后，互赠信物私订终身，很多佳偶良缘都是在踏青春游中成就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的父母，时年65岁的老父叔梁纥与15岁小姑娘颜徵在，便是在春游中结下的姻缘。司马迁的《史记》中，一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后人对“野合”一词有诸多猜测和解释。《说文解字》释义，“野，郊外也。”野，当然也有野外的意思。
当时，叔梁纥与颜徵在的婚姻违背了礼法。虽是夫妻，但不符合礼法的婚姻同样令人为难，所以，他们只能去“野外交合”，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野外交合”就一定是羞于启齿的事情吗？就一定是违背封建礼制的吗？在当时，其实并不一定，国家不仅不禁止，反而鼓励这种行为。
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可见，每年春季二月，为帮助广大单身男女们顺利脱单，国家甚至规定：适龄未婚男女必须参加春季交友联欢会，并鼓励大家在联欢会上迅速配对、传宗接代。即使男女一起私奔，国家也不会禁止，但是，如果没有配对成功，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那么，国家提倡野合，是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不正、荒淫放纵吗？
不是。
在古人眼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鼓励男女野外交和，正是顺应了自然规律，顺应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古人看来，春天万物生长，是人类繁衍的最佳时节。在仲春之月，鼓励男女之间野外交合，不仅符合自然道法，还可以得天地日月之精华，也吻合后来庄子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同时，鼓励野合之行，也是为了国家的人口繁殖，增强国家劳动力。
那个时代，特别是在仲春二月，许多男女都在春光灿烂之际相约，使野外交合已成为一种美好而神圣的行为。《国风·郑风·野有蔓草》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草地上，一个挂着露珠的早晨，一对青年男女不期而遇，相互倾心，在这草木丛中幽会，欢愉之情，溢于言表......
可见，春游在那个时代，是人们加强感情交流，男女寻找姻缘的绝佳机会，无论是纯粹意义上的交往还是野外交和之事，在当时，都是纯洁而神圣的。
参考资料：
【《周礼·地官·媒氏》、《史记·孔子世家》、《国风·郑风·野有蔓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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