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城市对于鲁迅来说，具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他年青的时候，“莫须有的流言”刺痛着他的心，使他决意离开死气沉沉的家庭，“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北京就是他在国内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鲁迅在这里发出他的第一声“呐喊”，也曾长久地陷入“仿徨”;他在这里与不同阵价的学者展开激烈论战，也在这里结识日后的爱侣许广平所以北京对于鲁迅来说，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鲁迅雨天里那些沉重的琐屑?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雨天里那些沉重的琐屑
北京这座城市对于鲁迅来说，具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他年青的时候，“莫须有的流言”刺痛着他的心，使他决意离开死气沉沉的家庭，“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北京就是他在国内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鲁迅在这里发出他的第一声“呐喊”，也曾长久地陷入“仿徨”;他在这里与不同阵价的学者展开激烈论战，也在这里结识日后的爱侣许广平。所以北京对于鲁迅来说，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
最早的时候，鲁迅这个外乡人寄住在绍兴会馆。他是一个很注重家庭亲情的人，过不惯这样茕独的生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客居北京七年，鲁迅也实在想有一处自己的房子。1919年，他回到绍兴，变卖了绍兴老家的旧宅回京后，他看过了十多处房址，最后用3500块大洋买下了八道湾11号一套三进四合院。他还特意接入了当年还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这样，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
鲁迅对这个新家很是看重，亲自设计仔修，忙了整整十个月。周作人倒是很轻松，他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一路游玩着从日本来到北京。此时八道湾的新家尚未完工，鲁迅只好安排他们住在相识的一户人家里。
到了年底，为了接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一家，鲁迅在严寒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他看到了凋敝颓败的乡村，满面悲苦的农民，还有儿时的伙伴章闰土。闰上刚刚年过三十，却满脸皱纹，形容麻木鲁迅白感交集，一年后，他在八道湾写下了名篇《故乡》。
就这样，这一家老小打破“越人安越”的习俗，举家北移，搬入了北京八道湾宽绰而豁亮的新宅。十二口人的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鲁迅这个长子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家庭有了中兴的气象。可以推想，在八道湾,1920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那里的气氛一定是团圆祥和的。
当年的八道湾，可是个非常安适的去处那里“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谢兴尧《回忆知堂》);而八道湾11号一院是一个大宅门的格局，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鲁迅还在屋前栽植了松树、枣树、丁香和青杨，院内安详宁静，花影扶疏进门可见影辟，里面“纸窗敞院，静谧帘拢”当时鲁迅与母亲、朱夫人住在前院的大北房，周作人的“苦雨斋”在后院，从北房左侧可进。
院内还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地势低洼，一下雨，屋顶的元宝脊和花草砖就不停地向下淌水，沙沙地一片声响，不久就会汪成一个小池塘那里是鲁迅的侄儿们嬉戏的乐园鲁迅当时没有孩子，他对儿个侄儿尤其疼爱当初相中了八道湾，一是看上了这里的古朴安静;还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空地，可以作为侄儿们玩耍的地方。年将不惑的他很是渴望家庭的温暖，尽管夫人朱安的到来让他的内心百味杂陈。1906年，鲁迅奉母亲之命与朱安成婚，却一直与她分居;“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当夕阳在池塘中浮动的时候，鲁迅喜欢沿着胡同里的灰墙漫步。那时候，胡同西口的赵登禹路还是一条明河；而八道湾也还是一条名副其实蜿蜒曲折的小河汊子。
漂泊多年后，一家人终得团聚，鲁迅也可以把精力全部用于工作了。当时的他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倡导的“文学研究会”，以及后来的“浅草社”和“春光社”，都将他看作是引路人。他自己也创办《语丝》周刊，发起了“未名社”和“莽原社”。
住在八道湾的日子里，鲁迅著译的成果也颇为丰盈:时任《晨报副镌》主笔的孙伏园，那时经常笑嘻嘻地跑到鲁迅家里，不屈不挠地向鲁迅“催稿”，一不小心便催出个《阿Q正传》。除此之外，鲁迅还在这里完成了小说集《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卷)，译文《桃色的云》、《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坷童话集》……
在周氏兄弟共处一院时，八道湾11号一俨然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重镇，周氏兄弟先后邀请过蔡元培、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风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钱玄同、许寿裳、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萧友梅、刘半农、俄国诗人爱罗先坷……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俞平伯曾写过一首《忆录京师坊巷诗——八道湾》:“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南枝霜外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绪衣，儿日米登堂”此诗点出了八道湾附近的儿个地标:“龙头井”在什刹海西边;“朱门”指的是庆王府;“西庙”则是护国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感情很深。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曾经一起在墙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人世的真面目，只好去上被当时人看不起的“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同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两人同居一室，还同去听鲁迅极为仰慕的章太炎先生的中文课;二人一起筹办《新生》，合译《域外小说集》，兄弟间连写作、翻译的署名都是不分彼此。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鲁迅《别诸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周作人住在绍兴老家，四年间相互通信数白封，往返极繁，可见兄弟情深;兄弟见面时，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当他们天各一方时，便以诗唱和，彼此牵挂不已，用鲁迅唱和周作人诗跋中的话说，“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鲁迅和周作人】
“长兄如父”，鲁迅从少年时就处处呵护、关心周作人1909年3月，周作人与比他小三岁的羽太信子在日本结婚。婚后开支大了，为了国内的老母和弟弟，鲁迅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念头，提出回国谋职，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1917年周作人回国后，鲁迅向蔡元培力荐，周作人才有机缘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
自1919年11月21日迁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经常一起出游、购书、饮茗、赴宴。三兄弟各有家小，却共则共餐，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总管家政。那位自视为“名教授的太太”的羽太信子，虽然也是穷苦出身，然而到中国后，她出门必坐汽车，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货，家里雇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八人之多，这个大家庭逐渐入不敷出。
有一次，周作人对鲁迅说，信子要把自己的父母从日本接来，鲁迅感到很是不可思议，自己多年以来辛苦养家，已是尽了全力，而信子在日本还有别的兄弟姐妹，为什么一定要千里迢迢地接到中国?周作人性格很懦弱，没有说服兄长，他在太太那里就没有好日子过。
不过，尽管那位控制了兄弟俩大部分薪水的日本管家婆花钱如流水，但周氏兄弟在八道湾还是度过了一段平安喜乐的日子。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一同去过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足见他们感情之深。
安泰舒心的日子总是很短暂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一下子破裂了。7月14日，鲁迅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月19日，周作人拿着一封信走到鲁迅房内，一言不发放在桌上，转身就走。
看周作人的文章，会觉得他胸怀淡泊、见识卓超，然而在日常俗事的处理上，他总会显得出人意表，这封信里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这封绝交信是不是写得很漂亮?周作人文字很克制，也保持着他一贯澹然淡雅的风格，内里却有着一种刻骨的伤痛和恨意，足以给自己最亲的人以致命一击。
周氏兄弟的失和与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有关。细察之下，仿佛又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很大的关系。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而鲁迅也曾对许)、一平说过:“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很是可观，周家一门有两个教授，他们的钱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还要去借，可见周家在八道湾的生活的确是过于奢侈了。
半个月后，鲁迅从八道湾搬走了，在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与周建人的学生比邻而居。家事原本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好明确说出个谁是谁非，但兄弟失和，终是人生的伤痛。事发后的一个多月里，一向勤勉的鲁迅竟连一篇文章也没写出，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儿个月缓不过神来。他时常吐血，严重时只能以稀饭为食，不能正经吃饭。这时，鲁迅的母亲也生病了，想去医院，信子不答应，伤心的母亲哭着来找鲁迅。为了不让母亲受苦，鲁迅在阜成门内买下一套四合院。次年5月，鲁迅和母亲迁入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新居。
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信子了。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也去了上海。鲁迅当时说过一句话，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这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欲取出自己的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突出譬骂殴打”；从那以后，鲁迅再没有回到过八道湾。周氏兄弟彻底撕破了脸皮，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他们从此互为参商，永不相见。
与弟弟反目，使鲁迅原本沉郁孤寂的内心受到了一次重创。后来他取了一个笔名：“之敖者”，又简称为“宴敖”。“宴”字里面有一个“宝盖头”即代表“家”字，又有一个“日”字，还有一个“女”字，合起来是指“家里的日本女人”；“敖”字里有一个“出”字(按古字形)，一个“放”字，合起来是“驱逐出来”的意思。
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虽然鲁迅很少谈及此事，但这件事对他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而自己最亲的弟弟，不加辨别地羞辱他，而目拒绝对话、拒绝沟通，这种绝情表现令鲁迅一生都难以释怀。
但生活总是要继续，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一的新居，是一座典烈的小四合院，也是由鲁迅自己设计改建的三间南房曾是客厅，西厢房为厨房，东厢房是佣工宿舍三间北房，鲁迅的母亲住在东屋，中间是餐厅，西边屋是妻子朱安的卧室，鲁迅则住在北房屋后接出的那间被称为“老虎尾巴”的小屋里。
就是在这里，鲁迅遇到了许广平真挚、热烈的爱情鲁迅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自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许广平则简洁明了地回复道:“你何必这样想!”许广平后来在诗篇《为了爱》中写道:“在深切了解之下，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我们无愧于心，对得起人人”。
没过多久，鲁迅离开了北京的“家”，与许广平一起南下而朱安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1925年10月，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并附有一幅原书插图，画着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挥手道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上，作徒然的话别……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借古罗马诗人的悼亡诗，周作人向兄长发出了各自珍重的信息，传递的是他与鲁迅兄弟阋墙、割袍断义、永不相见的伤痛这时《京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鲁迅是他经常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
仅仅过了二十天后，鲁迅写了同名小说《伤逝》，完成后并米发表，而是收在1926年8月出版的《仿徨》集，1963年，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的确，这部作品流露着悲哀、伤痛、苦闷的情调，很像是打着痛失兄弟的烙印。
最能体现周作人“闲适”风格的散文集《雨天的书》，也是在兄弟失和后写出来的在《自序》里，周作人写道: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扮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自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愿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
兄弟决裂后，从此知音难觅，那种孤独苦闷之心境跃然纸上那绵绵苦雨，是现实中的冬雨，也在周作人的余生里不尽地飘洒着:“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蔽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更长久些”。
在鲁迅病逝后的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思绪始终飘浮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学生们注意到，周作人的脸色是那样的悲痛和幽暗
八道湾里的旧梦五味杂陈，那些错落叠加的故事，至今思之仍让人有风流过眼之感，直到今天仍余音不绝在北京每一次路过八道湾，都想顺便去那一带找一找曾经的11号一院；虽然明知那里早已面目全非了北京的夏天槐花开得正旺，时值小雨，有绵绵的凉意雨落风吹，槐花辄散漫一地，若有人问:究竟是想找鲁迅故居呢，还是周作人的苦茶庵?一时竟也难以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