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地形图，我们会发现，成都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盆地，地理上十分封闭：北边是大巴山脉，东边是巫山山脉，西边是青藏高原，南边是云贵高原。自古以来，交通就十分不利。李白的一首《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追溯起来，成都城市的崛起源于都江堰工程的建设。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工程是一个兼有防洪、灌溉、供水、航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枢纽工程。它的建成，使成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而成都，不只有都江堰。
杜甫草堂。视觉中国 供图
站在万里桥，看到杜甫门口的东吴船
很多朋友都熟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当时（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一家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成都万里桥东边不远的浣花溪畔筹建茅屋草堂。次年春，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
这首诗创作于草堂刚刚落成、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杜甫身居草堂，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万里桥边，帆樯林立，停泊着不少来自或将要发往万里之外的吴地的船舶。唐代成都就能直接与万里之外的东吴、也就是长江下游的建业（今南京）通航。其实，早在都江堰工程完成后，成都就成了长江上游的水运中心。万里桥的得名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据《三国志》记载，三国后期，关羽大意失荆州，被吴国杀害。刘备率大军攻吴又大败，两国关系降到冰点。诸葛亮认为，蜀汉虽号称天府，十分富庶，却不足以单独与占据黄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必须连吴抗魏，才能图存。
为了和东吴搞好关系，225年，诸葛亮派机智善辩的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亲自为费祎送行，费祎也深知诸葛亮的心思。在将要登舟之时，他站在桥头，握住诸葛亮的手说，“万里之路，始于此桥”（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费祎从成都出发，进入岷江，再沿岷江进入长江，沿长江东下，直达吴国都城建业。见到孙权后，费祎深入剖析了吴蜀联合抗曹的必要性，得到东吴的认同。此后双方恢复友好关系，沿长江往来不断，诸葛亮为费祎送行的那座桥就被命名为万里桥了。到了唐朝，万里桥畔，酒店林立，游人如织，是一个繁华的市井空间，正是当年杜甫看到的情景。
蜀锦濯出了一座锦官城
杜甫在成都还留下了另外一首很有名的诗《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为什么把成都称作锦官城呢？
成都平原盛产桑蚕，织锦业发展很早。到了汉代，在成都笮桥南岸有个锦官城，是政府设立的专门负责织锦业务的地方官居住和出产蜀锦的地方，是成都的工业区。蜀锦织造工艺流程中有一道重要程序，就是在流经城南的流江水中“濯锦”，即漂洗半成品的蜀锦。用江水漂洗过的蜀锦颜色鲜艳明丽，十分漂亮。所以，成都人干脆把流经城南的一段江水称作“濯锦江”，简称“锦江”。再后来，成都也就被称为锦城、锦官城了。
锦是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用染色的熟丝线织成，是丝织品里的精品。唐朝时期，蜀锦进入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成为向朝廷的贡品。
根据《蜀中广记》卷67，唐中宗特别宠爱安乐公主，公主出嫁时，中宗给她大量珍贵的陪嫁，其中包括特意为其定制的一件蜀锦裙子“单丝碧罗笼裙”。这条裙子由细如发丝的金线织成花鸟，鸟的眼睛、鼻子、嘴巴、羽毛等都栩栩如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进行考古发掘时，一个贵族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织锦。经鉴定，这些织锦的年代属于南北朝到唐朝之间，而且绝大多数是蜀锦，这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上蜀锦大量流通的重要证据。而且，蜀锦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行销海外，日本的博物馆里就保存有唐代蜀锦。
亡国之君创造了春联与官箴
历史上，成都先后成为古蜀国，三国时期的蜀汉，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后蜀等割据王朝的都城，还一度成为唐王朝的陪都。在此过程中，成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很大，除了都江堰工程、蜀锦之外，其他的比如，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太阳神鸟等，都出自成都。
就连被史家看作亡国之君的后蜀国君孟昶，也给后世留下两样珍品：一样是春联，另一样则是官箴。
我国最早的春联可能出自孟昶之手。《宋史》记载，后蜀时期，每到除夕，孟昶都让翰林学士在桃符上题写一些吉祥如意的迎新文辞，在新年开始的这一天，把桃符挂在后宫寝殿的大门两边。
在后蜀被北宋灭亡的前一年（964）年末，北宋大军将要兵临城下的消息已经传开，但为了稳定军心民心，孟昶还是照例让翰林们题写桃符迎接新年。翰林学士幸寅逊等早已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词都被孟昶否定了。
最后，孟昶命人拿笔墨，略一思索，在桃符上写下了这样一幅春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平仄押韵，对仗工整，用词贴切，满含吉庆，充分显示出孟昶的才华，跟我们今天的春联十分相似。这幅联语也被看作我国有史可考的第一副真正意义上的春联。
再说官箴。在今天河南开封的开封府，也就是当年包拯审案办公的地方，有一块显眼的大石头，刻着16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从宋朝留下来的“官箴”，竖立在全国各府、州、县衙门里，时时告诫地方官要一心奉公，上对得起苍天、皇帝，下对得起黎民百姓。因为刻在石头上，所以也叫“戒石铭”。
这16字铭文最初出自谁的手里呢？还是孟昶。孟昶认为，吏治乃是治国根本，在位前期曾下大力气整顿吏治。为了诫勉地方官，孟昶特意写了一道特殊的“官箴”诏书，颁行全国，告诫地方官。这段“官箴”诏书总共有24句话，其中就包括“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百姓易虐，上天难欺”。
后蜀被北宋灭亡后，一些文献资料也同时被搜罗到了北宋都城开封。当宋代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查阅到孟昶的这份“官箴”诏书时，很受感动，也觉得十分可取，所以，特意摘出其中这四句话，作为宋朝的“官箴”，颁行全国各府、州、县衙门，成了宋朝的“戒石铭”。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城”主讲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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