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前前后后，经受了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在外有敌人重兵猖狂“围剿”，内有张国焘机会主义统治的逆境下，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投入了一连串空前激烈的苦战，突破了敌人三十万大军的铁壁重围，闯过了西征路上气候恶劣、山道崎岖、物资匮竭、进退失据的道道难关，终于胜利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川陕地区重新燃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五虎上将霸气战争背景?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五虎上将霸气战争背景
红四方面军在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前前后后，经受了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在外有敌人重兵猖狂“围剿”，内有张国焘机会主义统治的逆境下，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投入了一连串空前激烈的苦战，突破了敌人三十万大军的铁壁重围，闯过了西征路上气候恶劣、山道崎岖、物资匮竭、进退失据的道道难关，终于胜利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川陕地区重新燃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这一切都雄辩地说明：红四方面军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钢铁般素质的人民军队，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不愧为勇敢坚定的革命战士，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如同其他红军队伍的壮举一样，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
一、苦 战
一九三二年，这是大别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年初，蒋介石在扼杀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运动以后，即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五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
六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确定首先集中主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
七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已喧嚣人云，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左中右三路大军开始向我进犯，其中除何成睿指挥的左路军专对湘鄂西区外，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四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大别山正面临着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而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却还陶醉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所取得的胜利。他到处鼓吹国民党已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根本消灭“围剿”；继续推行“不停顿进攻”的错误方针，没有组织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那样：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
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
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对于当前的敌情，我们这些团的领导干部也搞不清楚，只能是按照上级的命令：进攻！出击！战斗！
潢光战役以后，我们师再次出击京汉线，先打下了国民党达官贵人和外国阔佬的避暑胜地鸡公山，继而转师围攻麻城，接着又占领仓子埠，进逼黄陂城。仗打到八月初，我们又参加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这次方面军总部以十、十一、七十三师担任攻城任务，我们十二师在料棚地区作翼侧掩护。
八月的大别山并不比平原上凉爽。这天早晨，火红的太阳刚刚露脸，阵地上就蒸腾起炙人的热浪。由于没有敌情，战士们都在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小憩。我也找了块树阴坐下，刚刚点起了一袋烟，一营长笑嘻嘻地凑了上来。“团长，嘿嘿……”
看他那副神情，我知道这个“烟鬼”准是又断顿了，顺手把烟袋递给了他。一营长动作麻利地装好烟，点上火，猛吸了几口，然后压低了嗓门说：
“团长，近来我总觉得仗打得不对劲？”“什么？”我一下子没听清，追问了一句。“你想想，麻城这根骨头啃了两次，啃也啃不动，丢也丢不开，把部队拖成了什么样？听说国民党又‘剿’来了，这样下去咋行？……”
一营长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是的，从黄安战役以来，我们已经连续打了八个多月。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我们深信自己的战士能够经得住各种磨炼，但是，疲惫之师往往是很难打出好仗的呀！想到这里我不由点了点头，拿起烟锅大口大口地猛吸起来。
就在这天夜里，我们接到了开赴红安的紧急命令。原来，当我们在麻城“啃骨头”的时候，敌人已开始了大举进攻。北线陈继承等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东线徐庭瑶等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及淖河一带；西线卫立煌等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均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
蒋介石见其各路均未遭到有力反击，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八月七日下令总攻。并限担任主攻的陈继承纵队于十四日前占领七里坪，卫立煌纵队同时进抵河口一带，扑向红安。
这时，如果我军及时转移到对我有利的地点，利用敌人盲动冒进、战线较长的弱点，选其一路予以歼灭，实行各个击破，完全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张国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决定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着着出错。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他慌忙撤掉了对麻城的包围，命我主力星夜匆匆赶向红安与敌决战，反“围剿”的序幕就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拉开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作为全军的先行，顶着烈日赶到红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部队还没顾上拧一拧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敌人就恶狠狠地向我们发起了攻击。
我们的对手是敌李默庵部十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尚未与我红军主力交过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了阻击。黄昏，在陆续参战的兄弟部队协同下，击溃了敌人一部。十二日，敌人重新组织进攻，多次逼近我前沿阵地。我们以手榴弹开路，冲进敌群与其厮杀，毙敌甚多，缴自动步枪（当时对轻机枪的称呼）数十枝，战斗形成了相持状态。
由于敌人的援兵纷至沓来，再战显然对我不利。十三日上午，方面军总部命令我们转移到七里坪地区，在柳林河东的酒醉山、悟仙山至古风岭一线占领阵地。我团防守在酒醉山附近的一条山梁上。
八月十五日，天刚蒙蒙亮，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马达轰鸣声。我抬头一看，只见几架敌机从武汉方向飞来，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很快，一排又一排炸弹落了下来，各个山头上霎时腾起了冲天烟雾。紧接着，敌陈继承纵队向我军的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
又是一场苦战。
陈继承纵队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团阵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机枪手中挂彩的更多。敌人见我火力减弱，立即嗥叫着往上扑来。这时，只见一营长突然夺过一挺机枪，对着敌群就是一阵猛扫；全团的机枪、步枪也同时愤怒地吼叫起来，阵地前霎时织起了一道火网；一个被炸伤了腿的战士不能持枪射击，躺在地上还在向敌群扔着手榴弹。敌人被这暴风雨般的还击打蒙了，一堆又一堆地往山下滚去……
中午，我军乘敌人再次仰攻之际，向敌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在“报仇！报仇！”的呐喊声中，战士们拔出大刀跃人敌群，与敌进行了白刃格斗。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斗。满耳都是刀枪的撞击声和变了音的厮杀声。血，在空中飞溅，在地上流淌，染红了我们的战衣，染红了岩石和茅草，连柳林河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
两强相遇勇者胜，敌人顶不住了。我军乘胜推进了八里多，直插白马嘶河，占领了敌第二师指挥所。接着，又与敌二、三师血战通宵。后来因为敌卫立煌纵队在占领红安后，又北出进攻，对我形成了南北夹击，我军只得留十师掩护，主力转移到檀树岗一带。
冯寿二、七里坪两次激战，我军虽然杀伤敌军官兵五千多人，缴枪三千多枝，但由于没能给敌人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因而没有能够扭转战局，继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当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切都是张国焘给红军造成的灾难。如果不是他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对反“围剿”的毫无准备；如果不是他坚持“不停顿的进攻”，断然拒绝徐向前等同志关于集结主力休整待机的正确建议；如果不是他根本不懂初战对整个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性，以我疲劳之师仓促就精锐之敌，就不会使我军一开始就失去了措置裕如的能力，也不会在反“围剿”开始之际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我们在檀树岗进行短期休整后，随总部北上另寻战机。刚刚抵达新集以北，敌陈继承纵队的四个师又从西面赶来。我们在胡山寨一带迎头堵击，死打硬拼了五天，毙伤敌两千余人。
与此同时，敌卫立煌纵队和张钫纵队已从南北两面向我侧后推进，与陈继承纵队构成了对我三面包围之势。方面军总部见处境危急，立即率全部主力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向皖西转移。
这时，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已云集根据地内。我们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重兵把守，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十几座城镇已全部沦于敌手，我们也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
严重的敌情使张国焘翘在天上的尾巴一下子夹了起来，他成天哭丧着脸，说什么：“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新集战斗以后，他慌忙连电向中央告急。
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悉知鄂豫皖的斗争情况后，曾经电示张国焘，指出红四方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疲劳和分散敌人的力量，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围剿”。
但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去，不仅没有以此来挽救危局，反而完全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我们由金家寨至燕子河，经东西界岭南下，直趋英山县境，接着经新洲、八里湾等地，于十月上旬重返红安地区，在根据地内兜了一个大圈。
十月八日，我们十二师与十师在河口以东地区又同敌一师、八十八师遭遇，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张国焘更加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立即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离开朝夕相伴的大别山，这对于我们来说，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为了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也许只好这样做了。我们迟早还要打回来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暗暗攥紧了双拳。
傍晚，全团在四姑墩附近集合待命。我看着一张张残留着硝烟尘土的脸庞，看着他们衣服上已经变黑的斑斑血迹，好半晌才说出话来：
“同志们，我们要出发了。要说的就一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党指向哪，我们打到哪，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我们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从这天起，红四方面军就离开了亲手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走上了西征三千里的悲壮行程。
二、西征路上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夜，我们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线。
京汉铁路以西一直是我军的游击区，这里不仅有桐柏山、大洪山的有利地形，还可以同鄂中地区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相互策应。我们若是立足于此，在内线斗争的配合下，仍有可能挽救反“围剿”斗争免于最后失败。如果这样，大别山的英勇斗争史就应该是另外一种风貌。
然而，张国焘不可能这样想，也不可能这样做。鄂豫皖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正是张国焘机会主义统治建立以来的各项错误的总暴露，也是他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的道路，常常就因这些来自内部的绊脚石而更为坎坷不平，倍加艰辛。
敌人很快发现了我军的去向，又紧紧撵了上来。六月十九日拂晓，我军刚刚抵达枣阳南面的新集一带，四面就响起了枪声。根据师部指示，我令一营立即抢占大坡岭准备迎敌，二、三营休息待机。
大坡岭山高四百多米，山峰陡峭，怪石林立，路窄坡险，敌兵力无法展开，十分有利于我军阻击。我们以三个营的兵力交替防御，足以打退敌人的进攻。
然而，战斗的发展却超出了我的意料。二十日清晨，我团东侧的乌龙观山头上突然出现了敌人，并以迅猛动作突然扑向大坡岭一营阵地。一营猝不及防，伤亡很大，不得不撤了下来。乌龙观、大坡岭相继失守，使我军右翼观门山、吴家集等阵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我急得满头是汗，一连串的问号在脑海中翻腾着。怎么回事？乌龙观是哪个部队防守的？敌人怎么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这个最高的山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还没等我找出答案，徐向前、陈昌浩同志骑马来到了团部。
陈昌浩一下马，就舞动着马鞭，对我大声训斥起来。从他的话语中，我渐渐听出了眉目。昨晚，方面军总部曾令我们十二师占领乌龙观至大坡岭一线阵地，但我们接到的师部命令只是占领大坡岭，可能哪个部队没有按时赶到，贻误了战机，给敌以可乘之隙。尽管我们没有责任，但战局的危急使我觉得没有分辩的必要，只是捺着性子听着。
徐向前同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总是比较冷静的。他用手比画着向我们介绍了敌情：敌人正以三十四旅、八十三师在右，全力进攻我宋家集至吴家集阵地；以十师在左，依托乌龙观有利地形向观门山猛攻，企图左右钳击我军于新集以西地区。现在，乌龙观、大坡岭阵地关系到全局安危，必须坚决夺回。
我点了点头，立即接上说：“明白了，夺不回阵地，我提头来见！”
三个营长都在焦急地期待着任务。由于一营减员较多，我把目光转向了二营长吴世安。他领会了我的意思，立即拔出驳壳枪，带领全营冲了上去。
经过一场酷战，二营终于夺回了大坡岭，并站稳了脚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保证了我军主力的安全。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两位连长英勇牺牲，几十位同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二十一日，战局继续恶化。依托沙河前堵之敌刘茂恩六十五师和冯鹏翥六十七师已进入预定地点；紧逼于后的敌李默庵十师和肖之楚四十四师向我大坡岭、观门山轮番进攻；侧后之敌范石生五十一师向我步步进逼；平行追击之敌胡宗南第一师也匆匆赶至，与当面之敌对我形成了合围之势，以实现其“一举歼灭红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狂妄计划。
值此危急之际，方面军总部果断放弃了歼敌一路的作战计划，率领全军连夜向西北转移。我们团担任后卫，掩护全军撤退，并协助有关部门安置伤员。
翌日上午，方面军主力到达枣阳附近的土桥铺地区，又遇敌六十五、六十七两师据守沙河迎头堵击，敌第一师、五十一师亦从两侧杀来。我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冲杀，激战一日，终于将敌击退。入夜，全军胜利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前进。
新集和土桥铺两仗，是我军转移外线后进行的两次重大战斗。虽然歼敌三千余人，打击了敌人猖狂追击的嚣张气焰，自己也付出了伤亡上千的重大代价。因为两仗均是在张国焘造成的十分被动局面下仓促应战，未能予敌以歼灭性打击，所以还是没能扭转对我极其不利的局面。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转眼已是深秋了。我们出鄂豫皖后一直穿着夏衣，携带的粮食也快吃完了，解决饥寒交迫已成燃眉之急。而我们所经的新野、邓县、淅川地区，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旱涝虫灾，到处是一片荒芜，村庄变成了废墟，田野里长满了蒿草，听不见鸡啼犬吠，看不到人迹炊烟。有些日子，部队只能靠山果、野菜充饥。这一切给我们的行军、宿营、筹集粮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一天傍晚，我们总算走到个有人的小集镇。本想在这里得到一些物资上的补充，但由于当地群众在反动宣传的欺骗下，谁也不敢与我们接近。任战士们冒雨站在门外说上多少道理，他们总是默默地听着，就是不答腔。后勤的同志把银元敲得“叮哨”响，也没能买回一颗粮食。这时，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丧失根据地的痛苦。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当人们在享受着某种幸福时，偏偏却不以为然，并不十分珍惜；而在一旦失去了以后，就会立即强烈地感到失去的竟是那样的可贵，重新获取又是那样的困难。离开根据地以后，越往西走，我们越想念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越想念纵横驰骋大别山的如火如茶的岁月。
两个月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初期的惟一坦途，一支革命武装离开了根据地就不可能发展壮大，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不可能走向胜利。
十一月初，我们抵达鄂豫交界处的南化塘，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广大干部战士强烈希望重新建立根据地，但工作尚未展开，敌人又闻讯而来。
十一月五日，我们十二师与敌四十四师于南化塘北之鲍鱼岭交手；十一师与敌六十五师在南化塘东之化山坪、太山庙一带激战；南面敌第一师已进至距南化塘十余里之七柯树；东南方向敌五十一师到达白桑、黄石坪。在敌三面进逼的情况下，方面军总部决定继续前进，由漫川关入汉中。
漫川关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千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路，地形十分险要。十一月十一日黄昏，我们赶到了漫川关以东的任岭地区。几天来，部队忍饥耐寒，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已经十分疲惫。我一面安排部队露营，一面组织体质较强的同志就近寻找食物。
天渐渐黑了，群山隐人了茫茫夜色之中。一阵山风吹来，我不由打了个寒颤。回头一看，同志们都在寒风中吃着刚刚找来的萝卜。萝卜，现在是不足为道的，而在当时却成了难以多得的佳肴，大伙是那样津津有味地嚼着。多好的战士啊，为了革命，为了打出一个穷苦人的天下，他们在默默忍受着一切困难。无论战斗多么频繁，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贫苦，身体多么劳累，都不会动摇对于革命理想的追求。有这样的战士，是我们红军的骄傲；领导这样的部队，是一种光荣，一种幸福。
战争不仅仅是双方力量的抗衡，更重要的是双方政治素质的对比。过去，我们依靠这样的战士打出过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好局面；今天，在部队暂时受挫的情况下，只要有他们，仍然可以摆脱重重困难，重新创建革命根据地，重新打出红四方面军的军威！
第二天一早，几匹战马向我团疾驰而来，急骤的马蹄声未落，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首长就翻身下马，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从他们的神色揣度，一定是又碰上了严重的敌情。
果然不出所料。徐向前同志扼要地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我们的心情立即变得沉重起来。敌陕军三个团已据漫川关防守，堵住了我军前进道路；敌四十四师占领了漫川关东北一线，对我进行拦截；敌六十五、五十一两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隔断了我军的退路；敌四十二师由漫川关北向南压迫，敌一师两个旅则由漫川关南向北进逼，已基本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企图将我军全歼于康家坪至任岭的十余里山谷之中。
而我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已大大减弱。加上地形对我非常不利，山高壑深，回旋余地狭窄，兵力无法展开，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堪想象的后果。
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在这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张国焘惊慌失措，又一次暴露了机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竟提出让部队分散突围。如果这样，势必被敌各个击破。徐向前等总部首长毅然否定了他的错误主张，当机立断，决定从漫川关东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并命令我团在北山垭口敌四十四师两个旅的接合部打开一条通道，保障全军通过。
徐总指挥交代了任务以后，又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世友同志，全军安危惟此一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看着他那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请放心，三十四团只要拼不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作为团长，我接受任务的信心来自对部队的深刻了解。三十四团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主力团，以善于攻坚素称全军，只要有战斗，战士们会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有股胜利高于一切的拼命精神。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以后，这种精神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战士们迎着暴雨般的子弹，迎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去，前面倒下了，后面又冲了上去。
情况紧急，时不我待，我拔出驳壳枪带着团部警卫连的小鬼一口气冲上了垭口，紧接着，机枪连和三营也冲了上去。敌人的包围圈终于被我们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口子。
现在速度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旁的小路，部队能精减的东西全部扔光了，行军锅都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牲畜行动迟缓，立即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此时也不得不炮口对炮口地炸成了废铁。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站在最危险的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弹啸枪响声中，不时传来他们沉着、坚定的声音：
“快，再快一点！……”
敌人也深知丢失了垭口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又发狂似的向我们冲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
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我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力量在拼搏，在厮杀。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四面大山都仿佛在微微发颤。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得到的只是一堆被我们遗弃的破烂。
我军已翻越野狐岭，攻占竹林关，又一次摆脱了险境。接着折向西北，以两昼夜急行军二百多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五十余里的杨家斜。然后又南下北折，分左右纵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早在我军刚刚进入秦岭山区时，敌人就狂妄地宣称：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二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可是，红军从来不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办事。
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加大炮之所以会惨败于人民军队的小米加步枪，有着诸多因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常常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相信也不理解我军那种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政治素质和无坚不摧的战斗能力。我军北出秦岭的行动，给了这些自命不凡的庸才以当头一棒。
西安敌营对于我军的出现十分恐慌，匆忙调孙蔚如十七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接着，敌第一、六十五、四十四、五十一、三十五等师，也尾追我军云集关中；第二、四十二两师则沿陇海线向我逼近。我们又同堵截、尾追之敌展开了激烈战斗。
在子午镇战斗中，我们团消灭了敌人一个营，又冒着漫天大雪乘胜猛追残敌。当时我们的衣服都很单薄，在雪地中穷追猛打一阵以后，周身寒意全消，一口气追了很远。后来，隐隐约约看见前方有座大围子，并听说那是西安，城里的守敌已有戒备，这才撤了下来。
这时张国焘仍想实现其向大西北退却逃跑的计划，由于敌马步芳的骑兵已在盏厘（现周至县）一带布防，西进路途阻断；同时中央来电严肃指出应“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继续向西人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部队中对这样无止境的大流动也普遍不满，张国焘这才改让部队仍然南进汉中。
十二月三日，我军于盏屋县南的辛口子出发，再次进入了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秦岭山脉位于汉水渭河之间，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均为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大山。为了甩掉追兵，我军选择的道路几乎都是人烟绝迹的高山区，加上老天毫不客气落了几场大雪，使我们的行军更为艰苦。
由于长时期的行军打仗，同志们的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都可以看到斑斑血迹；有些人的脚已经发炎，不停地流淌着腥臭的脓血；有的连鞋子也没有了，就在脚上缠上几层破布赶路。
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而我们这支磨烂了双脚的部队，偏偏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崎岖的山道上前进着。
我们之所以能够一瘸一瘸地速走疾行，是因为深深地懂得这种痛苦的价值，清楚地知道此时此刻的痛苦和困难是为了换取今后更大的幸福。
我的脚也烂了，草鞋也磨得不成个模样，硬撑着前后奔走着照顾部队。到这时，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组织好行军，不让一个战士掉队，其意义并不亚于组织指挥好一次战斗。如果这些在枪林弹雨中幸存的战友，因为跟不上队伍而长眠在深山老林，那将成为我们终身抱憾的一笔心债！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凛冽的山风卷着碎雪，无情地袭打着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当我们找到一个避风的山谷露营时，衣服上已经结上了一层薄冰。为了驱散刺骨的寒气和行军的疲乏，战士们在雪地上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
忽明忽暗的火光映出了一幅感人的画面：有的同志咬紧了牙关，小心翼翼地用雪搓着肿得变了形的双脚；有的同志怀抱拐杖在篝火边进入了梦乡；有的同志把玉米须和树叶搓成的细末装进烟锅，甜滋滋地吸了起来；有的同志把冻得发硬的干粮夹着雪团塞进嘴里，直起脖子往下咽着；还有的同志凑着火光，默默地擦拭着手中的武器……
长年累月的战争生活，使我们的目光常常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一般是很少动感情的。但这幅画面却给了我极大的震动。烂脚，脓血，拐杖，雪团，在眼前痛苦地晃动着。去年的今天，我们正吃着热腾腾的稀饭、糍粑，讥笑黄安守敌冻馁交加，而现在我们也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
这时，我想能让部队好好休息几天该有多好啊！但是，不行啊不行！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甩掉身后的敌人，部队就还要流血牺牲，还要被围挨打。战士们的体质已经相当虚弱，伤病员也越来越多，再也不能经受暴风骤雨的摧残。我们如果没有铁一般决心，就会给部队带来更多的磨难。“慈不掌兵”，为了安全，为了明天，为了胜利，现在需要的是鼓劲！再鼓劲！
我走到一堆篝火旁坐下，找着话同战士们聊起天来。“团长，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要天天爬山吗？”机枪连的一个姓张的小鬼眯着细眼睛，天真地问我。
“还要爬！到那时送你上学堂，去爬文化山。”我笑着回答。
“上学前，先打双新草鞋，再找条平平坦坦的大路，来回走上几趟，嗨，那该有多痛快！”小张边说边笑了起来。
“要是我呀……”躺在一边的炊事班长搭上了腔，“拿伙食尾子买包好烟，一天全抽光，那才叫美哪！”
我们的谈话把周围的同志逗乐了，部队的情绪渐渐活跃起来，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扯开了。
篝火越烧越旺，同志们都在憧憬胜利后的情景，忘却了刺骨的寒风，忘却了钻心的脚痛，忘却了饥饿和疲劳……
再向前走，困难就更多了。最严重的是全团断粮了！由于我团是殿后部队，能吃的草根野果早被先行部队采光了，连飞禽走兽的踪迹也被大雪掩盖得结结实实。饥饿使病号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在当时的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就是战斗力啊！
在这危难之际，我想起了心爱的战马。在当时的红军里，为了便于工作，团以上的干部都有马匹。出鄂豫皖后，每逢行军，我的马一直驮着年幼体弱的同志。现在，不得不把枪口对准了这匹在战斗中立过功劳、在行军中作过贡献的战马…．
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我们一连翻过了九座两千至四千米的大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终于在十二月九日到达了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三、“东方不亮西方亮”
小河口是秦岭入汉中的咽喉，也是我们在艰难行军后驻扎的第一个集镇，部队在这里得到了补充。当我们吃上喷香的米饭时，有人竞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在清贫困苦的戎马生涯中，能在屋子里安安稳稳地睡一觉，能够放开肚皮吃顿饭，就是生活上很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满足了！
吃过饭后，我来到小河边，想洗一下被血水浸得发硬的裹脚布。山区的小河是很美的，阳光在水面上洒上了一层金丝，河水顺着鹅卵石和细沙子铺成的河床潺潺而下，把大山的倒影一会儿拉长，一会儿压短。
突然，我感到眼前的画面，竟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对了！在我们的家乡大别山，不也有这样清澈的河水，金色的沙滩吗？转瞬间，离开鄂豫皖前后的情景重现在我的眼前，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涌上了心头。我们为什么丧失了用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根据地？为什么东奔西跑，历尽艰辛，打够了被动仗，受尽了窝囊气？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借口军事秘密，不对部队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不向干部们明确前进的方向和目的？
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接踵而来，我再也没有心思洗下去了，刚想转身去师部，耳边又飘来几句轻轻的议论声：
“我们究竟到哪里去？”
“鬼才知道，成天走、走、走！”“我看总部那个头是逃跑主义！”“轻点，别给人听见。”
“怕什么！哪个没憋一肚子气？哼，现在谁觉得痛快，谁就不像红四方面军的人！”
我扭头一看，发议论的是团里的几位营连干部。我知道他们的这种怀疑和不满的情绪，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仅是基层干部，就连方面军的许多高级干部，也对张国焘的错误做法表示了愤慨。我们这些人对艰难险阻、流血牺牲是毫无畏惧的，但对部队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十分担忧，东流西窜的结局必然是被围、挨打、覆灭啊！“你们瞎嘀咕什么！耍嘴皮子能打倒反动派？净扯淡。”我不置可否地说了他们几句，来到了师部。
我没有隐瞒自己观点的习惯，本想找领导反映一下部队的情绪和我个人的想法，谁知扑了个空，师以上领导都到总部开会去了。
就在这次著名的小河口会议上，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斗争，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重新建立根据地，并提出将他们的意见和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中央。
张国焘见处境孤立，玩弄两面手法缓和了部队的不满情绪。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它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起了某些抑制作用，使张国焘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军阀作风有所收敛，对以后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创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南进。当我们抵达秦岭出口处的新口子时，敌孙蔚如十七师的两个团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我军的去路。当时，我们既感到可气，又感到可笑。蒋介石纠集六倍于我的精锐部队，也没能达到其全歼我军的狂妄目的，陕军区区两团人马又怎能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我军先头部队十师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乖乖让出了道路。
在月牙爬上树梢时，我们赶到了沙河营一带的汉水西岸。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源出陕西西南部米仓山西端，下游由汉口注入长江。虽说眼下已到了枯水季节，但我们面前的这段汉水，仍然宽达二百多米。
透过朦胧的月色看去，两岸浅水处已结了一层薄冰，而江中心依然是水流湍急，激浪翻滚。茫茫水面之上，没有只船片帆。
为了争取时间，方面军总部决定全军徒涉过江。徐向前同志亲自沿江选定了地点，带头破冰下水，率领全军涉江。
由于一天的行军，我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一阵阵冷风吹来，冻得直打哆嗦。下到江水以后，立即尝到了寒水似刀的滋味。同志们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在齐胸的江水中，一步挨一步地向对岸挪去。
记得有位心理学家说过，当人的思想高度集中于某一点时，可能会忘记周围的一切，甚至对皮肉之苦也毫无知觉。我们当时就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中。因为我们知道，渡过汉水，就意味着我们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在这胜利的前夕，别说是冰冷的江水，就是刀山火海，也要硬着头皮闯过去。
当夜，我们顺利通过了汉水，到达城固县上元观地区。这时，从鄂豫皖一直尾追我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已被抛在了遥远的关中；肖之楚四十四师和刘茂恩六十五师则因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活跃在鄂陕川边境，也调向了安康地区。南郑一带仅有孙蔚如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空虚，对我军已没有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摆脱了西征以来极为被动的局面。
陕南地区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这里的人民群众对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小河口时，这里的党组织就主动派人前往联系，提供敌军情况，担任行军向导，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行动。当我军到达以后，立刻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虽然群山还覆盖着皑皑白雪，而我们却感到四面都是和煦的春风。人们团团围住了部队，把战士们搀扶到家里，换下了破烂不堪的衣服，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又眼中含着泪水给我们洗脚上药。
到了这时，我们这些挺过了那样艰难困苦的硬汉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热泪。嘴里喃喃地说着：“到家了，到家了！……”
是啊，到家了！没有饱尝过敌人围追堵截酸辛的人，很难掂量出这三个字的分量，也很难体会出我们当时的喜悦心情。两个月来，我们转战近三千里，冲破层层重围，踏平千阻万险，历尽苦战恶仗，克服种种危机，保存了一万五千人的战斗骨干，使敌人几次妄想歼灭我军的阴谋全告破产。
我们的斗争是英勇顽强的斗争，我们的胜利是值得骄傲的胜利，它的深远意义已经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正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以后，立即一边休整，一边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十几个村的工农民主政权和两支游击武装。不久，又迅速进军川北，创建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从此，我军进入了一个发展壮大的新阶段，开始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新局面。
许世友（1906年2月2日-1985年10月22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许家洼（今河南省新县许家洼）。1955年许世友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许世友因病逝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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