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天下纷争不断，各诸侯国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想方设法扩充壮大自己的实力，基于这种复杂的时代大背景下，诸子百家学说应运而生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并在古代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的一笔。但是到了汉代，交相辉映了一个时代的各家学说却逐渐走向消亡。只有儒家思想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之后不但未曾湮灭反而奠定了其在封建王朝正统思想中的尊崇地位。
汉初社会思想控制的松弛，使得儒家学说得到迅速发展。到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在汉代达到了顶峰，经学与政治被紧紧绑缚在一起，为政治统治所服务。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也是我国古代思想发展道路上的一项重要里程碑，它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并深深影响着此后的各个时代，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一、传统中国的社会现实适合儒学的发展1、儒家思想诞生的社会时代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保持着尚农的传统，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指导了两千年封建王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现象的产生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两地优越的自然环境符合农业的萌芽与发展，并形成了古代社会人们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
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形成了大规模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因此产生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部落的社会组织。经过时代的发展，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血缘制度确立，统治阶层按照血缘的嫡庶尊卑划分等级，使得整个国家形成了明确的等级秩序。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相关联，父权、族权、政权相结合，造就了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而儒家学说就诞生于这种社会格局背景之中。
中国儒学正是最典型的反映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条件下，适合于传统社会结构需要的是安土重迁、遵天命、敬王权、尚宗法、崇礼义、重伦理、兴教化以及维护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只要社会以农为本的经济制度以及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不发生变化，儒学就会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
2、儒学独尊地位确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秦朝的建立结束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但不同于其他六大诸侯国一直处于中原文化圈的中心，崛起于西北边陲地区以武立国的大秦，文化底蕴苍白，血缘宗法关系淡薄，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如何实现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自负狂妄的秦始皇单纯的认为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主张以法学为主导思想，无视各血缘宗法制度与习俗，强行推行政府法令，激化了中央政权和地方宗族之间的矛盾。
秦朝苛刻刑法的实施，搅乱了社会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动摇了社会稳定的根本。而汉代吸取了秦朝失败的教训，意识到以伦理亲情作为立足点的儒家学说思想才最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最有利于以血缘关系建立的政权的稳固，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也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中最终被确立。
1、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的影响
西汉自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一直在推崇贯彻黄老学说中“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和与民休息的政策，因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财富日益增多，封建社会秩序安定，实现了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社会局面。但当朝统治者对社会放任自由的方式，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发展到威胁政权和封建等级秩序的巩固。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农业生产严重崩坏，吏治日益腐败，社会形势变得岌岌可危。
2、社会形式的变化促使黄老思想的消亡
汉初黄老思想的推行同样使得各分封的诸侯国得到了极大的利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宽松他们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使得汉文帝时期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最终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战乱被镇压后，异姓诸侯王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实力也大为削弱，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虽然皇权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地方割据势力的严重威胁，但皇权和地方豪强的矛盾依然存在，此时再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无疑是本末倒置，不再适合地主阶级中央政权的需要，也不再适合社会的发展。
三、 汉代社会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内政外交策略上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统一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
汉初经过一系列的休养生息，仓廪充实，府库富饶，民风醇厚，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喜乐升平的想象，但在美好的表象下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西汉建立后，分封各诸侯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王实力急剧膨胀，“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虽然最终各诸侯王被覆灭，但并未在体制上根本解决隐患的存在，到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是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外交策略上，汉代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北方匈奴的侵扰。汉高祖刘邦征讨匈奴却被围白登山，命悬一线，最终通过贿赂匈奴君臣才得以狼狈而归。因此汉朝初期的几十年对待匈奴的外交策略都是以“和亲”为主。汉武帝继位后，雄才伟略好大喜功的特点再加上国力雄厚的客观条件下促使他一定会奋起反击匈奴，清除边患，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之功。
内外国政上的实施必须确保统治者权利的稳固，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一首先要做到思想舆论上的导向，为实现他的伟大抱负，汉武帝需要确立一个权威的思想为他的政治作为服务，君权至上的儒家思想必然会被推崇，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
2、独尊儒术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各种政治需求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这种政策用于国计民生问题上既不能促使人民建立稳固的伦理等级观念，也不能使政权控制分散的小农经济，而其放任自由的特点刺激了豪强富族兼并土地，抢掠民财的贪婪之心，激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清静无为的政治手段已经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求。
汉朝初期实行的郡国并行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壮大。这些由宗族权贵组成的政治力量集团与统治君主存在着血缘上的联系，而儒家思想中有关巩固和强化宗法制度与思想的理论，以及关于继嗣制度的理论，明确加强了君主的权利，削弱了地方势力，建立起了统治阶层森严的等级秩序，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统一确立了思想依据。
汉初的和亲政策虽然保持了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和平局面，但也助长了北方匈奴的嚣张气焰，以至于汉朝常年受到边患的困扰。儒家提倡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哲学思想不仅符合汉武帝时期由被动妥协向主动出击的对外策略，也满足了汉武帝拓展汉朝版图的野心。
四、汉代儒学的改造与演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思想理论，他所推行的儒家学说不仅包含了苟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 ”“尚同”的理论，而且其以《公羊春秋》为骨干，同时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建立一个适应封建社会统治的新儒学体系。这种新儒学所体现的思想恰恰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求。
新儒学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但这仅仅依靠人的宣传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董仲舒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特点便是将人事与天意挂钩，阴阳五行与自然、社会现象紧密结合。他始终在强调君权天授的理论，将统治者神话为上天的象征，保证了君主神圣地位的不可动摇。
既然君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忠君便是理所当然的。儒家强调“天地君亲师”的等级秩序，“君”的地位只在天地之下甚至高于至亲，这便把忠君的思想刻印了臣民的血脉之中，而董仲舒所强调的这种“忠”的思想在伦理道德层次完全符合了封建统治者对于臣民忠君思想的要求，也坚定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决心。
汉代儒学能够代替黄老之学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独享尊崇地位，在于其符合传统社会发展的现实，同时也是汉代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产物。由于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激化以及匈奴对汉王朝的军事威胁日益加重，“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再适应汉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也需要新的统治思想来引导民众支持他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同时董仲舒强调的君权神授，皇权至尊为上的理论，也不断强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他的儒家治国的思想确立了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不仅成为汉代一朝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赞赏和推崇。
参考文献：
1、《汉书》
2、《史记 儒林列传》
3、《董仲舒传》
4、《汉武帝“独尊儒术”考实》
5、《汉武帝“独尊儒术”背景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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