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其著作《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在他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也说：“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同样在《呐喊自序》中还有记载：“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 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 药。”
总之，几乎所有介绍鲁迅生平的资料，都讲了鲁迅出生在一个殷实富足的官宦门第、书香世家。少年时，他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而使家道迅速败落。很大程度上说，周树人之所以会变成鲁迅，与周家的败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后者又与其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贿赂案有着直接的关联。
鲁迅的祖父叫周福清（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乃鲁迅父亲周用吉（字伯宜）之父，以周介孚的名字最为人所熟知。他在33岁那年（同治十年）以殿试三甲第15名成绩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要说周介孚的才学确实相当不错，翰林院是文翰之林、文翰荟萃之所。翰林学士或称掌院学士管带下的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为翰林，他们实际上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兼顾问、参谋、秘书班子，一般只有一甲和二、三甲中非常优秀的进士才能当翰林，历来被视为“清贵”之选。
古话说得好：古来材大难为用。周介孚为人、做官都不太圆融，个性很强，或许还有点恃才傲物，说话做事近乎刻薄，也不太注意场合。
翰林院三年散馆后，他出任江西金溪知县，却因顶撞上司，被告到上司的上司——两江总督沈葆桢（林则徐女婿）那里，于是沈督以“办事颟顸”罪名参了他一本，被革去知县降为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长）。
自视甚高的周介孚自然不愿做清苦的小小教官，在同乡京官李慈铭的指点下，他卖田捐官在京候补，最终补了一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相当于部委秘书），这样又做了十几年的京官，直至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夫人去世。
封建社会遵从儒家“百善孝为先”的道德礼仪，朝廷现任官员如若逢父母去世，无论此人官居何职，都必须停职守制，在家守孝报恩满三年才能复职。
这样周老爷子回绍兴奔母丧，并守孝三年。这个制度叫丁忧。丁者，遭逢、遭遇也；忧，居丧也；所以“丁忧”就是遭逢居丧（在家守制）的意思。
这三年，周介孚本可以安静地在家读书，陪陪亲人，教教儿孙，尽享天伦之乐，但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的他却乐不起来：原因是他的儿子周用吉已经33岁，从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乡试却连续名落孙山。他自己可是29岁就中举人、33岁就中了进士进翰林院的。
可以说，周介孚中青年阶段还是顺风顺水，志得意满；相比之下，他儿子（鲁迅的父亲）却是差强人意，比老子当年差多了！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因第二年即1894年正好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了表示庆祝，本应在次年进行的乡试便提前到这一年举行全国癸巳恩科乡试。
得知前来浙江做主考官的殷如璋是周介孚的同榜进士（同年）这个消息，马、顾、陈、孙、章五家亲戚因本年有儿子应试，他们就凑足万两银子找上门来，让周介孚送给殷如璋，以便让他们家的孩子乡试高中，并承诺事后还会给一定的报酬。
这年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参加乡试，这样连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人。周介孚决定自己牵头去向浙江主考大人殷如璋行贿，呈上去的信封上标明“宸衷茂育”，另附一张“银票洋银一万元”的支票。
但是在最关键的环节上，周介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他选择一个头脑灵光会办事的人，也许此事便会一帆风顺，但他用的却是个老实有余、精明不足的乡下粗使下人——陶阿顺。
当打听到殷如璋这次是从水路来浙江，将要在苏州稍作停留后，周福清就决定在苏州与殷主考勾兑。于是，他带着仆人陶阿顺先到苏州等候。当主考官殷如璋乘坐的船只到达苏州阊门码头时，为避人耳目，周介孚自己留在私船上，打发陶阿顺先到考官官船上投贴拜会，先行接洽。
受周老爷指派一直候在码头的陶阿顺见船靠岸，他马上揣着信去投帖。其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聊天，他让随从收下信件就打发陶阿顺快走。主考知趣，得信瞟了一眼并不立即拆看。
随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阿顺乃普通乡下人，生怕大额银票有所闪失，因而不知轻重，在外边等得急了，便扯开嗓门喊：“殷老爷，信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大人收了银子怎么连个收条也不打啊？”
听到喊声，殷如璋尴尬至极，只好把那封信递给副主考官周锡恩，以示自己无私。信一拆开，一张纸条和银票一起掉了出来。纸条上写的是：“计开：马（官眷）、顾、陈、孙、章；又小儿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样。”
很明显，周介孚牵头欲用一万两银子买六个举人。这六人中，“小儿用吉”是指鲁迅的父亲周用吉；“马（官眷）”，表示这个姓马的秀才是现职官员之子，剩下顾、陈、孙、章四人也花了银子，请求照顾。
怎么照顾呢？诀窍便在“宸、衷、茂、育”四字上，也就是将来考试答卷中要记上去的暗号，主考官如果在批阅试卷中看到有用这四个字做标记的，便可高抬贵手！
陶阿顺这一喊，不光正、副主考官，当时苏州知府王仁堪也在座，还有一大群听差的也都听到了。历史上殷如璋的官声并不好，他也不是什么廉洁高尚之人，有很多浙江学子指责他昏庸贪渎！要不，周介孚也不敢贸然行贿，且是集体作弊。
但是，此时此刻的殷如璋哪敢徇私？于是乎，他摇身一变，翻脸不认人，本不甚清廉的他立马成了铁面无私的包公，下令逮捕陶阿顺送交苏州府审讯，并一查到底。
周介孚就这样吃上了官司。凡涉及到本次舞弊案的相关人员，皆被收押。科举取士涉及到国家用人根基和国脉所在，清朝一贯从严究办，甚至清代科场舞弊案中，曾出现一品大学士也被杀头弃市的重锤！信内提到的几位举子“一并扣考 ”，不得参加考试。
周介孚先是以患病为由逃到上海躲避，后听说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查拿。他知道逃无所逃，还可能会连累家人，遂回浙江绍兴府会稽县衙投案自首，被押赴杭州审讯。
这一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浙江巡抚嵩骏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初十日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但考虑到周福清“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等理由，建议朝廷适当从轻处理。
负责办理此案的浙江巡抚和刑部衙门都想在刑罪上减等，免周福清一死。再者，从地方到京城都知道第二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万寿，按惯例不宜兴大狱，于是刑部多方开脱，鉴于“主犯”周福清贿赂未遂，“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即从斩刑上量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
清朝的司法惯例，刑部拟罪重，由皇上的御笔改轻，显示“恩出自上”，即“好人”由皇帝老儿自己来做！
但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企图革新自强的光绪皇帝大为震怒，御笔亲批：“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也就是“死缓”。
1894年秋审周福清因慈禧六十大寿，施行大赦而被列入缓决类，继续收押在杭州狱中。为营救周福清，周家花钱买通官府，刑期尽量往后拖。周家有四五十亩地，经鲁迅父亲周用吉之手卖了20亩。诸道关节被打通，当年秋后周福清没有被处斩。
这一来，周家可惨了。从光绪二十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清朝制度，凡判决死刑的罪犯监候处决者，于秋审及朝审后，开具名册案由，奏请予勾，其经皇上御批勾除者，即照原判处决人犯，行话就叫“勾决”。所以只有每年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实情”一栏之外，才能免死。
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此外，周福清以“死囚”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也不是一点半点银子的事。以后一年年往后拖，年年花钱打点，一直拖了八年。
由于周介孚在犯罪潜逃期间，鲁迅父亲周用吉曾被清朝官府抓进监狱顶罪。周用吉的健康状况本来就很差，不堪这样的重负，再加上被并处革去生员身份。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时代，秀才身份几乎就是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周用吉感觉前途无望，于是万念俱灰，忧郁悲愤，借酒消愁，后为病魔所缠，又为庸医所误，很快就去世了，死时年仅36岁。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接着义和团运动爆发，清王朝满目疮痍，乱成一锅粥。刑部的监狱也放松了管理，致使许多犯人逃跑。民乱平定后，清政府规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
刑部尚书薛升上奏给犯人减罪获准，因此早就获得好处的尚书薛大人趁机奏请赦免周福清。此时周福清已关了八年，光绪帝大约已经忘记了他自己当初严厉的御笔亲批死刑，也就准许了。
1901年3月19日鲁迅祖父周福清被赦免，并允许回乡。周介孚回到家时，身为长子的鲁迅父亲周用吉早已于1896年先期病故，孙儿们也已长大成人，长孙鲁迅远在日本读书，真觉恍如隔世。
自科举贿考案发后，周家既要变卖田产搭救周福清，又要为长期卧病的周用吉医病，所以很快花光了所有资产，整个周氏家族也已经败落。1904年7月13日，周福清抱着对社会和家族的失望，在家中病殁，时年67岁。他带走的随葬品只有几个图章和一些信件。次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
正是这次的科考案使周家彻底败落，周用吉去世后，鲁迅兄弟只好跟随母亲鲁瑞被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的少年，每天在白眼中生活，由此，便形成了鲁迅的反叛、偏激、敏感和周作人的冷漠孤傲的性格，当然也成就了一代文豪鲁迅。
系列：《鲁迅三部曲之一》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