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是保存至今数量最多、时代延续最长、绘制最精美的艺术宝库。从敦煌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4至14世纪中国佛教壁画发展的大致轨迹，特别是对于考察中国早期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北凉至北魏时代的绘画主要受西域壁画的影响，佛、菩萨较多地体现着印度式或犍陀罗式的形象特征，佛和菩萨多为正面形象，只有药叉、伎乐飞天等次要的神格和世俗人物出现侧面像。
菩萨 莫高窟第272窟龛内南侧 北凉
北凉第272窟、275窟、北魏第251窟、254等窟的壁画中，人物的比例合度、形体健壮，菩萨的身体多呈S形弯曲，上身半裸，下着长裙，飞天和药叉动作幅度较大，充满力量感。特别是重色晕染的技法，是传自古代龟兹艺术的典型技法。西域风格的画法由于用色厚重，晕染层次丰富，在一千五百年以后的今天，大多变色严重，形成了线条粗犷、“小字脸”等奇特的形状。
菩萨 莫高窟第285窟北壁 西魏
东晋、南朝时代，南方贵族阶层崇尚清谈和神仙思想，对那种身体清瘦、飘飘欲仙的人体形象有特别的爱好，这就是所谓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审美风格。敦煌是在西魏以后，接受了传自中原的造型风格，以第249窟、285窟为代表的壁画中，出现了人体比例修长、身体苗条、眉目清秀、动作飘举如神仙般的形象，在技法上则注重线描，色彩简淡，不重立体感，而追求一种平面的装饰性，这是当时追求的一种形式美，在人物造型上是汉代以来中国传统艺术的新发展。
但这种风格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到了北周时代，西域特色的造型再次出现在敦煌壁画之中，与此同时，西魏出现的中原式造型风格并未消失，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与西域式造型并存于洞窟中，这是由于在当时的中原绘画中也存在着多种风格。
在南北朝时期，传自西域的画法在中国内地也同样被一些画家所吸收和采用，如北齐画家曹仲达的绘画具有衣纹稠迭如出水之状。这样的手法其实是来自印度笈多时代佛像造型的风格。在南北朝佛教美术大兴的时代，印度式的佛像画法传入中国并不罕见。南朝的张僧繇曾采用西域传来的“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绘制壁画，“远望如凹凸，就视乃平”，当时传为佳话，人们就把一乘寺称作“凹凸寺”。张僧繇的画法正是敦煌壁画北凉至北魏壁画中较为流行的西域式画法。
顾恺之、陆探微风格注重用笔，形体清瘦的中原式绘画虽然在西魏时代已经传入了敦煌，但并没有很快在敦煌石窟中普及，敦煌仍然在不断地接受着来自西域的影响，所以北周和隋代的洞窟都出现了西域式和中原式绘画两种风格并存的局面。
菩萨 莫高窟第420窟西壁龛北侧 隋
菩萨 莫高窟第276窟西壁龛南侧 隋
隋代壁画中出现了两种造型风格：一种是描绘细腻，注意色彩晕染和装饰性的“细密派”，以第419窟、420窟、427窟为代表。一种是注重用笔，色彩较少，甚至不加晕染的“简淡派”，代表性洞窟有第276窟、303窟等。
唐代以后，由于统一的国家高度发达，敦煌美术与中原美术发展几乎同步，以当时的首都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流行的风格很快就会影响到敦煌，敦煌壁画进入了极盛时期，画家们熟练地运用不同的手段，塑造出不同性格的形象，留下了许多杰出而生动的作品。唐代以后的绘画很难看出明显的外来风格与中原风格的区分，但当时中原画家的风格流派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敦煌，使敦煌壁画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帝王图 莫高窟第220窟东壁北侧 初唐
初唐画家阎立本以写实精神创作了《凌烟阁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等，都是直接对当时的人物进行写生而创作的，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还创作了表现外国人物的《职贡图》，表现帝王的《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如果对比现存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以及宋人模刻的《凌烟阁功臣图》（现存陕西省麟游县），敦煌壁画中就有不少类似的绘画作品，如初唐第220窟东壁、第335窟北壁的维摩诘经变中有帝王图。
维摩诘像 莫高窟第103窟东壁南侧 盛唐
佛弟子 莫高窟第217窟龛内 盛唐
盛唐时代，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活跃于画坛，把中国人物画艺术推向了高峰。吴道子在当时长安和洛阳一带的寺院中画了大量的壁画，由于吴道子的线描水平极高，他常常画完线描，让弟子们上色，而弟子们不敢覆盖了他的线描，常常用淡色，以突出他的线描，于是就形成了重线描而减淡色彩的风格。盛唐以后的敦煌壁画中也出现了很多线描技法优秀的壁画作品，可以看作是吴道子一派的绘画风格。如第103窟维摩诘经变、第217窟龛内及南北壁经变画中的人物形象等等。
盛唐时期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开创了青绿山水画，以青绿重色表现出富丽堂皇的气象，深受时人喜欢。唐代的评论家说李思训为“国朝山水第一”，在敦煌壁画中却有不少青绿山水画面，为我们了解李思训一派山水画的原貌提供了真实的依据。莫高窟盛唐第217窟、103窟、148窟、172窟等窟都有不少青绿山水画的作品，特别是第217窟和103窟南壁经变画中的山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山水构图完整，线描劲健，色彩绚丽而不俗，体现出李思训画风的特色。
五代以后的敦煌曹氏政权偏安一隅，与中原的联系时断时续，中原绘画的变化不容易影响到敦煌，曹氏政权仿照中原王朝的体制，建立了画院，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都由画院的画工制作，但缺乏新的变化，逐渐流于形式化而走向衰退。西夏占领敦煌后，新开了一些洞窟，如榆林窟第3窟、第2窟等，反映出传自中原的新型水墨山水画风。
中国美术发展到两宋以后，山水花鸟画兴起，取代了人物画的地位，特别是文人参与了绘画，引诗、书入画，使中国绘画强调文学性，人们对于绘画的认识、评价往往是重山水而轻人物，重意境而轻造型，形成了中国绘画的新的时尚，明清以后的中国绘画更进一步发展着这种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艺术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与明清以来传统理念上的“中国绘画”完全不同的世界，即是以人物造型为主的美术，通过完美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佛、菩萨等佛教尊像，通过描绘人间现实的宫殿、风景等来表现佛教天国的境界，是宗教的想象力与表现的写实性完美结合的艺术。
来源：敦煌书坊，文章摘编自赵声良：《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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