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一生多变：从早年放弃美术转而创作诗歌，到中年放下新诗醉心于古籍，并取得瞩目成就，再到最后走出书斋，横眉怒对手枪，他终于把生命也融入了历史，同时成就了他一生中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中国文人诗篇。
在诸多变化中，他始终有一颗诗性的灵魂。朱自清以“斗士”、“诗人”、“学者”这三重人格的集合来概括闻一多，他说：“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
01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最早可以追朔到1922年。这年2月寒假，闻一多与高孝贞完婚后，完成了论文《律诗的研究》。
曾有人认为此作“可能是五四运动以后，较早用新的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诗歌民族传统的长篇著作”。
同年6月，闻一多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题要》；并开始系统地研读李白、陆游，杜甫等。
闻一多与妻子高孝贞
这年的7月16日，闻一多与清华的同学从上海乘坐海轮赴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虽然闻一多留学选择的专业是美术，但他心中已有明确目标：留学归国后，要做文学教授。
到美两个月后，他给父母的信中明确写到：“三年之后我决即回国”，其理由是：“恐怕我对于文学的兴味比美术还深。我在文学中已得的成就比美术亦大。此一层别人恐不深悉，但我确有把握。
留美期间，闻一多对文学的兴趣一直未减。他热衷写新诗，翻译美国现代诗，钻研中国古典诗文。
为此，他省吃俭用，张罗着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红烛》。闻一多的重要诗篇不少出自留学时期，如《红豆篇》《孤雁》《太阳吟》《忆菊》《秋色》《也许》《大鼓师》《你看》《洗衣歌》等。
文论方面，闻一多参与了中国早期的诗歌评论写作，1923年6月，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地方色彩》；1923年12月，《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泰果尔批评》等重要论文。
在美读书，闻一多3年更换了3个地方：芝加哥、科罗拉多和纽约城，从美国中部大城市游学到东部的大城市。
这一段经历，使闻一多比其他同学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美国的文坛与艺术界，更多方面获取了异域的文学艺术信息及经验。
与美国诗人、学者的近距离交流，给闻一多未来的诗歌写作和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经验，帮助他走上中西诗学合璧之探索道路。
当时与他居住一处的好友熊佛西在后来的追忆文章中写到：
此时的闻一多“你仍回到研究诗的岗位上。自此，你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你往往从半夜写到天明。为了努力于诗的创作，你时常废寝忘餐”。
这些诗，多在国内发表，后来结集在《死水》集中，闻一多虽留学美国，他的诗名却响于国内，这为他以后从事文学教育，攒下了丰厚的声望。
1925年6月，闻一多携带着现代英文诗集，与一众友人回国，后又一同赴北京，租屋而居，景况相当凄凉，然而正是这一群破落的海龟，立志从文化上改变中国。
02回国之后，闻一多与徐志摩合办《晨报·诗镌》，参与新月社的刊物出版与活动，这都是让他实现文学梦的机会。
《死水》出版、《诗的格律》发表，实践了他在美国时的宏愿：径直开创一个流派，用自己的创作与理论主张：试图在中国格律诗与西方意象诗歌中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但闻一多更渴望做一名文学教授。正好，1928年武汉大学成立，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找到闻一多，聘请他当文学院院长。
赴武大之前，他虽然出版过两部个人诗集，但这些创作不足以在大学安身立命。
尽管理想是做一名古代文学研究者，终究由于专业和繁重的事务所限，使闻一多在武大开设的课，还不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
第一年他开设的只是选修课，如为文学院开设公共选修课“西洋美术史”，给外文系开设的是“现代英美诗”，第二年九月，闻一多开设的课程是“英诗初步”。
但闻一多在古典文化研究上，一直没有放弃。除了1927年《诗经的性欲观》引来研究界的震动外，1928年8月，发表散文《杜甫》，运用了戏剧表现的方式，为诗圣描绘了一幅灿烂的肖像。
1929年10月，论文《庄子》发表，次年4月，发表《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这也是他第一项公开发表的研究古典文学的成果。
然而，因当时武汉大学由武昌中山大学、武昌商科大学、医科大学、私立大学等合并而成，作为新聘院长和教授，闻一多可谓事务缠身，不仅仅招生、送学生毕业，备课、上课。
为配合学校这台机器的运作，闻一多还要亲自承担图书出版审查、办刊以及审查、学生军训、奉安大典的安排、撰稿等多项事务，他曾多次向朋友抱怨不愿做这类繁琐的行政事务。
终于，1930年6月，闻一多因多种原因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但在武汉大学近两年的时间，闻一多开始了由诗人向学者的转变。
闻一多写诗是爱国主义感情的表达，而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同样有一酬爱国夙愿之原因在。
他的学生臧克家回忆先生时说：“先生爱国忧民，埋头学术研究，从唐诗人手，决心为颓废之中华民族，寻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文化良方”。
03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9月，闻一多先生被聘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讲授《中国文学史》、《唐史》、《名著选读》和《英诗人门》等课程。
青岛大学的工作，正是闻一多所渴望的：他终于转向了古代社会与文化的研究。
这段时光，是他苦心孤诣地要“弄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的“钻人故纸堆中”的时期。
他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两千年前的昨天”；他钻研古典，“不是当一个蠹鱼，而是一个杀蠹鱼的芸香”。
这种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严肃治学态度，是他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就的基础。
1931年暑假，闻一多全面展开了酝酿已久的有关唐诗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传记方面有：《全唐诗人小传》。疏证方面有：《唐诗签证》、《唐诗教校读法举例》、《全唐诗辨证》、《全唐诗校勘记》；表谱方面：《唐文学年表》、《唐诗人生卒考》、《新旧唐书人名引得》、《初唐四杰合谱》等；史料方面有：《唐诗大系》、《全唐诗补传》、《全唐诗续补》、《全唐诗汇补》；札记方面有：《唐风楼捃录》、《璞堂杂记》、《唐诗要略》、《全唐诗汇补》。
其时有草拟的《拟思唐宝聚著目录》，包括：《唐代文学年表》、《唐两京城坊考续补》、《唐代遗书目录标注》、《唐代九种名著述论》、《唐代诗人补传》、《全唐诗校勘记》、《少陵先生年谱会签》、《少陵先生交游考略》、《说杜丛钞》、《全唐诗续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嘉州系年考证》、《嘉州交游事辑》、《唐文别裁集》等。
闻一多用诗人的才气，用学者的严谨，用诗的语言，为唐诗研究构筑了一个宏大的格局。唐诗也是他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青岛，闻一多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诗经》和《楚辞》。
在《诗经》研究方面，闻一多也充分显示了出了自己的独创性，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
当时中国文学研究往往空有丰美的内容，却缺少相得益彰的先进研究方法，他决心要以全新的视野对这部分最为古老的汉字作品彻底加以梳理。
他以诗的眼光研究《诗经》，以诗人的独特思维方式重新关注《诗经》。
他的研究，没有再走腐儒们繁琐考证的老路，没有被那些古奥艰涩的文字所束缚——这些固然也是他所要解决的目标—— 而是第一个使用了全新的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利器，他重新解剖了中国这一最古老的作品。
《诗经》研究，很快有了成果，这就是《匡斋尺牍》。通过《匡斋尺牍》里《芣苡》、《狼跋》、《兔苴》这些文章所昭示的崭新思想在当时尚不能被人们立即领略，但他的确为后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诗经》研究通道。
正如他在《匡斋尺牍》中指出：
“在今天要看到《诗经》的真面目，是颇不容易的，尤其那圣人或‘圣人们’赐给它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当儒家道统面前的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不是神圣。——读诗时，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
梁实秋说，“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闻一多）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具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
另外，“五四”运动以后，研究《楚辞》的学者有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刘永济、姜亮夫、刘盼遂、朱季海以及文字学家于省吾。
闻一多承继前贤，独辟蹊径，成为当时成绩卓著的《楚辞》研究专家。他以研究《楚辞》的影响最大，用力最多，成绩也最突出，研究方法更纯熟，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在“五四”以后的《楚辞》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
在青岛的这段时光，他对《唐诗》兼及《诗经》和《楚辞》的研究成果，或完成于青岛或开始于青岛。
他苦心孤诣地要“弄清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的“钻人故纸堆中”的时期，闻一多也由此完成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
然而，在青岛大学的结果跟武汉大学类似，因学潮，学生贴标语攻击闻一多，印出了《驱闻宣言》：
“闻一多是准法西斯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的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
1932年7月，心灰意冷的闻一多拒绝继续应聘，只身赴北平。1932年8月，闻一多进入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授课的闻一多，开设“文学专家研究课程”，讲授“王维及其同派诗人”“先秦汉魏六朝诗”等。他还与文学大家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等同堂入室，讲“大一国文”。
1933年，当闻一多发现自己“不能适应环境”，并决定“向内走”(从事学术研究)时，他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谈到他规模宏大的八项研究计划：毛诗字典、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杜诗新注、杜甫传记。
从此以后直到临死之前，在闻一多的整个学术研究时期，他一直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甚至被朋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其工作的勤奋和忘我程度可见一斑。
美国学者易社强撰写的《战争与革命时期的西南联大》中谈到文学院，首席学者即为闻一多，有一段文字特别评价他：
清华的闻一多是中文系大师级人物……在昆明，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文字学研究。在研究《诗经》《楚辞》《易经》《庄子》和《管子》等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和哲学著作时，他别出心裁，新见迭出。后来，对古诗的兴趣引导他转向社会、风俗和神话。抗战后期，他被视为联大的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楷模。
闻一多终是成为了一代古典学术研究大师，他的学术梦想实现了。
从1922到1946年，近15年的学术研究生涯里，闻一多以独特的诗人气质勇闯古典，从不人云亦云，循他人旧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得他的研究超越平凡狭窄的境界，腾飞于一片恢弘壮阔的古典世界，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瑰丽奇伟的诗意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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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邓乔彬：《学者闻一多》[M]．学林出版社，2001．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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