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上古时期，天下为公，民风淳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及至春秋之世，天下为家，世风日下，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记·礼运》）。然而郑国子产却与众人不同，仍能保有上古时期的仁爱之心，知礼爱人，宽惠待民，所以孔子称他为“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并把他作为自己“严事”的楷模。
子产（？—公元前522年），姬姓，国氏，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公室贵族，郑穆公之孙，司马子国之子，郑简公、郑定公时期（公元前543—前522年）为郑国执政国卿。
子产执政期间，郑国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外交方面，当时晋、楚两个大国争霸中原，战争连年，郑国“介居二大国之间”，处境极为艰难，子产凭借其特有的大局把握能力和敏锐的分析预判能力，周旋于晋、楚之间，坚持原则，不卑不亢，赢得了诸侯各国的尊重，也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内政方面，郑国公族统称“七穆”，“七穆”之间相互争权，恶斗不已，礼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子产当政期间大力推行内政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统治秩序，为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子产推行内政改革，首先从整饬礼制秩序入手。子产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接受了传统的礼制教育，他对“礼”有着深刻的理解，曾就“礼”的构成与功效等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在他看来，“礼”上承天地之性，下应万民之情，是治国安邦的总纲，因此他执政之初就明确了“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的等级制度和礼制秩序。“都”是国都，“鄙”是边鄙，都人和鄙人不仅居住区域不同，身份和职责也不同，因此每个人都必须遵从礼制规定，认真履行各自的义务。同样，地位不同的人，责任和义务也不同，因此每个人都必须遵从相应的等级秩序和行为规范。公族、贵族违反相关礼制规制，也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当时盛行的奢靡之风，子产提出“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的主张，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国丰氏贵族子张举行家祭，想用鲜活的祭品，向子产提出田猎申请。子产没有同意，因为“用鲜”是国君特权，公族大夫家祭一般只用家畜，不能僭礼，而且大夫“用鲜”属于“泰侈”行为，必须“因而毙之”。经过子产不懈的努力，郑国内政混乱无序的局面大为改观。到他执政后期，整饬礼制的效果更加显著，已经实现“郑方有令政”。
在整饬礼制的同时，子产还大力实施仁政。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加剧，普通国人逐渐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层，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立的诉求和愿望。如何满足国人合理的诉求和愿望，处理好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子产结合内政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爱民惠民举措，让普通国民得到许多实惠，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
子产画像
子产在执政之初曾向郑国贤大夫然明请教为政之道，然明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这种“视民如子”的观念给子产很大影响，如果执政者不重视民生这个根本问题，政权是难以维持的。后来子产对人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把政事比作农事，必须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说明他对民生极为关注，对农事极为重视。有一次子产出使陈国归来，复命时对诸大夫说：“陈亡国也，不可与（结好）也。聚禾栗，缮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抚其民。”（《左传·襄公三十年》）他认为陈国必将灭亡的重要原因是执政者赋役繁重，聚敛无度，“不抚其民”。如果国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亡国就是必然的事情。
子产关切民生，最具代表性的事情是不毁乡校。所谓“乡校”，是国家设在乡里的教化学校，国人空闲时聚集于此，接受教育，议论国政，有时有人也会利用这个公共场所散布对执政者不利的诽谤言论，因此郑国大夫然明建议子产取缔乡校，禁止谤言。子产则不同意，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国人早晚空闲的时候到乡校来游习讲学，议论国政是非得失，为政者正好可以通过乡校来了解民情民意。如果国人对现行政策措施表示认可，我们就继续推行；如果国人表示反对，我们就认真听取，加以改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校是为政者的老师。我听说，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才能平息怨恨情绪，禁止别人发表意见就会加深怨恨，得不偿失。国人心中有怨恨情绪，就像河水一样，如果我们采取禁止一切言论的强制措施，让怨恨情绪日积月累，越积越多，一旦爆发，就像洪水决堤一样，必将造成巨大损失。如果允许国人平时在乡校自由发表反对意见，宣泄心中怨恨情绪，为政者加以正确引导，及时化解矛盾和分歧，像引导河水缓缓流出一样，国家就不会发生重大危机。”子产不毁乡校，表现了他爱民惠民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开明和睿智，因此孔子对此做出高度评价：“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画像
子产为人仁慈宽厚，因此经常有人利用他这个特点耍小聪明，占小便宜。郑简公去世后，子产安排子大叔游吉负责清除出殡道路，游氏宗庙恰好当道，需要拆除，游吉当然极不情愿，但是他又怕子产怪罪，于是就让役工拿着工具站在道旁，他对役工们说：“如果子产路过，问你们为什么不拆除宗庙，你们就装着悲切的样子说不忍心这样做，子产为人心慈，他肯定会答应不拆除的。”后来子产路过这里，听到役工们说不忍，果然下令改道绕过宗庙。同样，管理公墓小吏的房屋恰好也位于墓道，如果把他的房屋拆了，郑简公的葬礼可以在次日早上如期进行；如果不拆他的房屋，墓道从旁边绕过去，葬礼就要推迟到次日中午举行。游吉请示子产，并建议把房屋拆了，节省时间，因为诸侯各国都派出使者来参加葬礼，葬礼最好如期进行。子产却说：“各国来宾能来参加葬礼，必然不会计较半天时间。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不拆除房屋，最大限度地维护普通国民的利益，何故不为？”后来按照子产的意见，当道的房屋不拆除，郑简公的葬礼推迟到次日中午进行。从这几件小事可以看出，子产对于民生的关切程度。后来《左传》“君子曰”发论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左传·昭公十二年》）
为了切实改善民生，施惠于民，子产在经济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作封恤”，“作丘赋”，扩大了土地私有化的程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增加了国家收入，增强了国力。
“作封恤”，就是“田有封恤，庐井有伍”，主要内容是重新划分田界，明确各家土地所有权。同时又把个体农民以五家编为一伍，做到“庐井有伍”，便于控制和管理。这项改革表面上是明确土地所有权，实质上是打破了井田制的束缚，改变了部分土地的性质，承认部分私田和个体农民存在的合法性，使一些农业奴隶变成相对自由的自耕农，提高了他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待遇，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阻力不仅来自于奴隶主贵族，也来自于普通国民，甚至来自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子产推行“作封恤”改革之初，许多庶民都不理解，表示反对，于是民间歌谣传诵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等改革推行三年以后，改革成效逐渐显现，民间歌谣又传诵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显然，子产的改革措施深受民众的欢迎和支持。
“作丘赋”，“丘”是井田编制，《司马法》（相传为流行于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一丘为十六井田六十四夫。“赋”是军赋，以丘为单位，每丘须出马牛、车乘、甲胄兵器和士兵若干，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子产规定，按丘（十六井）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过去一甸（六十四井）的军赋，同时给予个体农民甲士的身份和资格。这项改革增加了军费收入，扩大了兵源，促进了土地私有。对于这项改革，国内同样出现反对的声音，然而子产坚定信念，不为所动，他当时说了两句很著名的话来表达推进改革的决心：“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左传·昭公四年》）
子产为政，非常注意策略与方法，提出了“宽猛相济”的为政理念。“宽”与“猛”都是为政手段，不同的为政手段是为不同的施政目的服务的。相比较而言，“猛”更适用于整饬礼制和推行法治，而“宽”则更适用于推行仁政，教化国民。子产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由此可见，子产的政治倾向主要是礼治主义，法治主义则是一种补充和完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法治比礼治更加有效。当时郑国“七穆”依仗公族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有恃无恐，为所欲为，自私自利，穷奢极欲，严重干扰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危害了政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子产意识到，如果对公族不加以约束，任由他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郑国迟早会乱作一团，走向灭亡，因此他决定采取强硬措施，积极推行法治，坚持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严惩各种僭越礼制和危害国家的行为。他打破了春秋时期“刑不上大夫”的旧例，流放子南，诛杀子皙，严厉的法治手段有效地震慑了依仗特权恣意妄为的公族势力，维护了法令的权威和尊严。
子产推行法治，最具影响的事件是“铸刑书”，即把刑书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让普通民众了解刑法的具体内容，知道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就限制了贵族阶层对刑法垄断的特权，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此举却遭到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甚至当时晋国著名贤相叔向也致信子产，对他提出质疑。叔向质疑的主要理由是刑书公开后，“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他所担心的是司法垄断被打破后，国民从法而不从上，贵族的特权将受到限制。子产在复信中则解释“铸刑书”的目的就是“救世”，并明确表示自己“不承命”（《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善于用人，能够做到“择能而使之”。《论语·宪问》中提到的裨谌、世叔（子大叔游吉）、子羽等人，都是郑国贤大夫，子产根据各人专长，安排相应事务。大夫冯简子善断大事；子大叔有才，善于行事；子羽口才好，熟悉外交事务；裨谌善谋，而且他谋于郊野则事成，谋于城邑则事不成。因此郑国如有外交事务，子产就向子羽咨询，并安排他出面处理；如有需要谋划的事情，他就和裨谌一起乘车到郊野谋划，凡事必成；如有需要作出决策的事情，他就去找冯简之商量；决策作出后，他就把事情交给子大叔去执行。每一个人的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鲜有败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知能力有限，因此天命观和宿命论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然而子产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他在处理天命（鬼神）与人事关系时，既要求顺应天命，又强调竭尽人事。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天空出现彗星，一些星象家认为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预示某些诸侯国将要发生火灾，其中包括郑国。因此一个叫裨灶的巫祝建议子产用瓘、斝、玉瓒等宝物祭祀神灵，消除灾祸，然而子产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第二年，郑国果然发生重大火灾，子产立即指挥国人灭火，他亲自辞退来访的晋公子，命令司寇安排好诸侯各国的使者，命令子宽、子上等人四处巡视，防止发生叛乱，命令公孙登等人转移大龟等祭祀用品，命令祝史之官迁先君牌位于周庙，命令府人、库人各司其职，慎守库府……内外安排有条不紊，大火很快就被扑灭。第二天一早，他组织国人到郊外祭祀水神和火神，贡献神灵，祈求庇佑。同时他下令举国关闭集市，哀悼三日，并派出使者通报诸侯各国。此时裨灶又说：“子产不采纳我的建议，招致郑国大火。如果现在还不用宝物祭祀神灵，郑国还有可能发生大火。”子大叔游吉等人也劝谏子产道：“如果宝物能救国救民，您为什么舍不得几件宝物呢？”面对各种质疑，子产说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后来有人据此分析子产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其实子产后面还有几句话：“（裨）灶焉知天道？是以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如果完整理解这段话，子产是批评裨灶假借星象，故弄玄虚，蛊惑人心，“天道远，人道迩”是为了说明裨灶“焉知天道”的。《春秋谷梁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情：“人有谓郑子产曰：某日有灾。子产曰：天者神，子恶知之？”这里的意思就更加明确了。
从子产对火灾的应对态度和处置措施来看，他不是无神论者，他是相信天命（鬼神）的，而且也相信天命（鬼神）对人事是有影响的，所以大火熄灭后他立即组织国人举行郊祭，两个月后他又在国内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希望得到天命（鬼神）的庇佑。但是他反对裨灶等人完全依赖天命（鬼神）力量而放弃人为努力的迷信做法，所以大火发生后，他不是消极等待天命（鬼神）显灵，而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组织国人灭火自救，把损失降到最低，这是他与裨灶等人的根本区别。
子产作为春秋大变革时代郑国贵族的代表，他思想开明，行事务实，才华出众，宽惠爱民，锐意改革，卓有成效。但是春秋时期郑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充其量只能算准二流，由于受到郑国政治地位的限制，子产个人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功绩，只能勉强维持郑国得以承继，对当时诸侯各国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对春秋大势更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这也许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他单独立传的原因。由此而论，有时事业的平台比个人的能力与勤奋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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