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高玉倩去世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无比陌生，最熟悉的,还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的丈母娘——高夫人。
这当然源于《红灯记》在那个年代的炙手可热，这种国民热度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不过，当高玉倩的讣告登出，大家忽然看到“梅兰芳弟子”五个字，才忽然意识到，她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老旦演员。
一出戏，改变了不仅一个人。
1927年出生的北京姑娘高晨8岁入山东省戏剧院,后转入焦菊隐创办的北平国立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中华戏校培养了五届学生，“德、和、金、玉、永”，高晨是永字班学员，改名高永蒨，工青衣和花旦。
1940年，中华戏校解散，高永蒨成了高玉倩，开始四处搭班演出。行里有句话，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
当时，高玉倩去上海，还有一个小插曲。黄金大戏院的老板打算乘着袁美云主演的《红楼梦》大红，约一些北京演员去上海演京剧《红楼梦》。为着噱头，打算全用年轻女学生。十二金钗凑齐了，缺一个贾宝玉，徐兰沅就推荐了高玉倩。演完十二场之后，黄金大戏院接档的是周信芳，他邀请高玉倩和张曼君（张曼君的妹妹是程派演员张曼玲，《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戏曲指导老师）留下来继续演出。
在上海，高玉倩最难忘的经历是陪着周信芳演《坐楼杀惜》。电影明星李丽华到后台，见高玉倩扮的阎惜娇手上空空，连戒指也没有，二话不说，就把自己手上的钻戒戴到高玉倩手上。
京剧演员一般只懂唱戏，高玉倩的革命觉悟显然更高。1949年，她进入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读书，第二年入党，不久就调入了中国京剧院。一开始，她进了李少春领衔的三团，1958年剧团整合，高玉倩被分到了二团，那里有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江新蓉，还有她在中华戏校永字班的同学景荣庆（景荣庆在永字班名叫景永成，改投荣春社后改名。）
但高玉倩仍是配角,1955年梅兰芳和周信芳演《二堂舍子》,她来个秋儿；1960年李和曾演《凤凰二乔》，她来个大乔。
如果没有1963年的一通电话，她或许会一直这样演下去。
1938年7月,延安组织了一台“抗战戏剧节”，在延安钟楼东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则是文艺演出，压轴戏是一出传统京剧《打渔杀家》。演出非常成功，毛泽东在演出后特意接见了演员，大家都说，扮演萧恩和萧桂英的两个人“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扮演萧恩的是当时延安的“头牌老生”阿甲，这时候，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将被舞台上的女儿萧桂英而彻底改变；不仅是阿甲，恐怕谁也想不到，蝴蝶翅膀微微震颤，整个中国的命运被小舞台上的这出戏改变了。
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故事最早脱胎于沈默君写的电影《自有后来人》。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北大荒劳改，1961年底摘帽，遂将其在当地收集的生活素材写成电影剧本，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敌占区，我地下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
这个剧本不仅被改编成京剧，上海爱华沪剧团也曾将此改成沪剧剧本《红灯记》。1963年2月,江青偶然在上海红都剧场观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不错，“但是沪剧影响力太局限了”，她决定将《红灯记》改编成京剧，这是她“创作”的第一个戏。
李少春 A 角李玉和和袁世海的 A 角鸠山被第一批定下来，其他配角也基本选定，唯独李奶奶这个角色，迟迟定不下来。
高玉倩应邀去见了阿甲，阿甲给她看了《红灯记》的剧本。看完，她完全摸不着头脑，这里面哪里有什么角色适合自己？
有些结巴的阿甲告诉了她答案，他觉得高玉倩可以试一试李奶奶。
高玉倩觉得这简直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事情，毕竟自己是一个旦角演员，从青衣改老旦，意味着要从小嗓改大嗓，连表演形式也要改变。
”那还回得去吗？”
“演了这个，就不用再演别的了。”阿甲对她说。
这句话打动了高玉倩。公开选拔的那一天，高玉倩用从前反串过《借东风》的大嗓，获得了李奶奶这个角色。这一年，她37岁。对于高玉倩来说，获得李奶奶这个角色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她一直用“荣幸而惶恐”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从第一次获得江青接见开始，她就觉察出了异常。江青上来就说“彭德怀如何如何”，高玉倩吓得不敢作声：“我们不就是唱戏的吗？怎么对我们说这个。”
官方资料记载，她先后七次接见了《红灯记》剧组，并且给出了许多特别细节的指示：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奶奶的补丁补的不是地方；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江青提出，杜近芳的脸盘子大，演小姑娘不合适，于是换成了荀派花旦刘长瑜；李少春扮演的李玉和本来胡子拉碴，是个不修边幅的铁路工人，高大英俊的B角钱浩梁渐渐取代了年纪偏大的李少春。钱浩梁在上海演出《伐子都》的时候，江青曾经给他拍过照，她第二次见他时特别指出：“钱浩梁，你的戏演得很好，可是我不能给你鼓掌。因为你不去表现工农兵，却演‘伐子都’这样的戏，这些帝王将相的东西，你说我怎么能给你鼓掌呢？”
而原本《红灯记》的编剧阿甲因为延安的老资格，和江青产生了矛盾，针对江青提出的意见，阿甲背后不时冒出怨言：“领导上最好抓原则问题，艺术处理不要管得太宽”“领导意见固然要尊重，艺术问题也要考虑考虑”……这些后来都成为了阿甲的罪状。根据林默涵的回忆，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周恩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总理无奈，回复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看完《红灯记》之后，热泪盈眶。根据中央指示，1965年2月起，《红灯记》先后到广州、上海巡回演出，观众达到十七万五千多人次。《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云：“受到广大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观众称它是思想上、艺术上的‘一盏革命的红灯’。”《红灯记》成功了。（本文图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