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香河县前旺村公社元官屯大队，离我老家宝坻县高八堼王台有五十里左右。
1971年9月底，大队治保主任YYJ找我说：“你跟医院里有熟人吗？”
“什么事？您直说吧。”我答道。
“你嫂子得了肺结核，要长期打链霉素，这药不好买。”
我说：“我大伯在宝坻县医院当医生，大秋后我去问问。”
他说：“我给你找辆自行车，明早上到我家吃过饭就去好吗？”我说：“不到你家吃饭了，给我找一辆好骑的自行车就行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我骑自行车到宝坻找到大伯。跟大伯一说，大伯叫我去他宿舍休息一下，中午跟他一起去食堂吃饭，下午先拿两盒链霉素。我说：“不在您这吃饭了，到老家看看奶奶，把我大嫂给我拆洗好的棉衣带走。”
告别大伯，我骑上自行车，不到11点就到老家了。正赶上奶奶熬堂侄捞的小杂鱼，贴玉米面饼子。饭后，我拿上棉衣告别奶奶和大嫂骑自行车就走了。
到张台鮑邱河石桥上就听有人喊救命。我赶紧下车，只见离桥50米左右一老者一手指我一手指河对岸喊救命。我顺着他手指方向看去，有个小男孩在河里正挣扎，因此时正值中午吃饭时间，岸边的秋收场上没有人。我放好自行车赶紧跑过去，随后有一小个男青年也赶过来对我说：“这里是泼场打水的地方，水比较深，你个高下去没啥。”我一听心里就没底了。这时对岸老者喊得声音都沙哑了，再看河里的孩子也沉下去了。我脑子一热穿着衣服就下水了，下去就呛了口水，我用脚一蹬岸边就游了过去，一手抓着孩子的衣服就站起来了。赶情离岸三米多的地方比岸边还浅，我明白了。抱起孩子顺着岸边走了几步，转身向岸上走去。这时孩子的母亲也跑来接过孩子，喊着“联合”就哭，那个老者跑过来拉着我说，到他家换衣服去。我说不用了，我去王台我二大爷家换衣服。老者问：“你二大爷是谁？告诉我他名字好吗？”我一说，他说：“我认识，我一会看他去，你快去换衣服，别着凉。”
我骑自行车先到大嫂家，让她给我找一身衣服换上。奶奶问怎么回事？是掉河里了？我把事一说完，奶奶就不高兴了，对我说：“你怎么不长记性，那年冬天你在海河救你同学，把棉裤都湿透了，回头感冒发烧，这些都忘了？拿衣服快去西屋换去。”我换好衣服后，把湿衣服交给大嫂说：“大嫂受累把我衣服洗了，过几天我来拿，我去二大爷那找点酒喝。”说完之后我赶紧走了，怕她们娘俩一起说我。
到二大爷家，他们刚吃完饭，我要了一口酒漱了漱嘴。二大爷问我吃了吗？我告诉他说在奶奶那吃的，并讲了救人的事。二大爷说：“你做的是好事。把你下乡的地址写给我。”我没明白为什么。写完后离开二大爷家，到大爷那里就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从大爷那里拿上两盒链霉素就回香河了。
大秋后，我在生产队纺线机房维修保养纺线机时。大队团支书HXC、县知青办D老师陪着一位中年男子走进来，D老师介绍说：“这是县革委会副主任C县长。”又指着我说：“这是在宝坻县救人的天津知青WYS，这里的纺线机都是他造出来的。”C县长表扬说：“是个又红又专的好知青，你是如何发明的纺线机？”我说：“我大哥是天津纺织研究所技术员，从单位图书馆给我借到一本抗日时期延安大生产制造的铁木纺线机的书，我是仿造的。”C县长最后总结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你们务必注意，树立样板培养模范，让知青安心在农村扎根。”
不久大队和公社让我参加县里组织的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座谈会。（在会上认识了LYF，1975年选调到地质八队的同事）。随后大队准备培养我入党，团书记HXC是介绍人，另一个人如今记不清了。
1972年麦秋前HXC陪同上级部门的人到宝坻县调查我家庭成份，了解救孩子的过程。老家王台大队姓S的一个领导负责接待，并给出具了书面证明“WYS的爷爷WSH是恶霸地主”。这样一来不但党没入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档案中反动资本家的父亲、恶霸地主的爷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后来我问二大爷，老家到底是什么成分？据他说：1947年土改时，我大伯在石家庄，二伯和老叔在北平，我父亲在青岛。老家只有奶奶和二十来口妇幼。抗日战争胜利后，“协丰”买卖得到发展，奖励我父亲一些钱，他给老家买了一辆大车并雇了一个长工。按人口和土地面积算应该是中农，由于雇长工、有大车被定为富农，复查时改为上中农。我爷爷去世早，他们老哥四个都不记的叫什么名字。我老叔比较执着，多次托人查找王氏家族谱，最后由我的一个叔伯侄子从远房六爷那借到家谱，才知道我爷爷的名、字和号，是在清末（1901年）考中的功名。
后来，我三次准备结婚的时候，都因为女方家人到外面调查我档案而终止。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大平反时，地质八队的CJ才把我档案中不真实的书面各种证明拿出交给我，告诉我还保留一份我立三等功的材料。直到2000年左右我才明白白，我父亲和爷爷的真实政治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