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记载，嘉庆帝去世的时候，遗诏中一度将乾隆帝的出生地误写为避暑山庄。后经道光帝发现并找出了《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御制诗》注释的依据，证明了遗诏起草人的错误。
由于拟注臣工的错误，传至辛亥革命后，直到现在，有的书刊中还存在种种离奇的传说。
大意说乾隆帝生母，是汉人李佳氏。雍正帝在潜邸的时候，从猎木兰，射得一鹿，即刻宰杀而饮其血。女真部落颇喜欢喝鹿血，谓可滋补。适行宫有汉宫女李氏，奇丑，遂召而幸之。翌岁重来，康熙帝偶见此将产之女在马厩草屋，诘问之下，则四阿哥(胤禛)之事也。如此等等。
上述传说中之草房，确有其地，也就是避暑山庄迤北的狮子园内。
但乾隆四十一年御制《草房》诗注中，曾明白提出：“我皇考（雍正帝）于潜邸时建此草房，无过缀景尚朴，原无茅茨之想也。”
又批注：“丁亥年（乾隆三十二年）于圆明园构草堂，名之日抱朴草堂。”
另在此诗前后尚有以草房为题的诗数十首，皆言取其朴素缀景，并附会以仿尧之居茅茨。与乾隆帝出生无关。
当然乾隆帝和狮子园不是没有关系，在他的诗集中，关于狮子园的题咏亦不下数十首。
诗注中八十四岁的时候，尚有《游狮子园》诗，此诗注中言之最详：“予年六岁始随皇考来热河居住此园读书。”
又写道：“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随皇考至山庄内观莲所廊下，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时皇考近侍，皆在旁环听，咸惊颖异，皇考始有心奏皇祖，令予随待学习。”
又注：“予十二岁，蒙皇祖于圆明园之牡丹台召见，即命养育官中。”
从几段诗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狮子园、草房并非乾隆帝的出生地，而是从六岁起即随其父亲居住、读书之地。
因此，登基之后每到避暑山庄来都要陪同其母游狮子园，并定于每岁八月初十日乾隆帝生日前三天，在狮子园侍奉母亲进膳。此事亦几次写在诗注。
关于乾隆帝的生母，根据《后妃传稿》记载：“世宗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四品典仪凌柱女。”
《清实录》记载：“高宗纯皇帝，世宗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
《清史稿》记载：“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晋熹贵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皇太后，居慈宁官。”
从上述记载中可见乾隆生母并非李佳氏，而是钮祜禄氏。
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钮祜禄，原系地名，后来就以地名为姓。钮祜禄氏，是女真部落一个很繁盛的大族，一般居住在东北的长白山地区。
钮钴禄氏出了一位清朝开国勋臣额亦都，他的儿子更为大家熟悉，那就是遏必隆，是康熙帝的岳父，是辅政四大臣之一，遏必隆的孙子讷亲也是乾隆朝的重臣。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满镶黄旗人，那女儿怎能是汉李佳氏呢？
这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关于乾隆帝的传说，更有奇异者，即在清朝末期传说乾隆帝并不是雍正帝的儿子，而是海宁陈家之子，最早见于《清秘史》，里面记载：“海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之遴始以降虏〔清〕，位至极品，康熙间，雍正帝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雍正闻及大喜，命抱以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
雍正帝登基为帝之后，特意擢升陈氏几个人成为达官显贵，等到乾隆年间，优待陈氏更进一步。乾隆帝南巡到海宁的时候，即日就幸陈家，陈氏立马升堂垂训家世。等到乾隆帝走的时候，就吩咐将陈家中门封了。并且和陈氏说：厥后非天子临幸，此门勿相开也。’于是陈家遂永键其门。
有的人说，乾隆帝自己怀疑，故而想亲自访问。也有人说雍正帝生下的不是男孩，入宫比视，妃嫔窃而进行更换，雍正帝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
还有的人说，乾隆帝既自知非满人，在宫中经常穿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乾隆帝这才停止了。
《清秘史》作者原署名有妫血胤，当系笔名，序中谈到姓陈。出版时间原署“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甲辰季夏”。
“黄帝纪元”系辛亥革命前各报刊自定，说法不一，且如何算出具体年份亦不可考。但定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为甲辰是《江苏》等报刊所用的计算方法，指光绪三十年。
该书卷上“满洲世系图”已写至义和团起义以后，并有“惟我汉人中革命日盛，近年咸有倾覆清朝之意，恐终难保其皇位耳”之语，由此可见由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持论偏激，往往借题发挥其强烈的反清情绪，甚至加以蔑视，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是事实，另当别论。
首先对上述问题并未提出根据，这就令人难以相信。
当然海宁陈家于清初是出了不少显要官员，如上所举陈诜、陈世倌、陈元龙都曾任过大学士、尚书等要职，但是雍正帝究竟与陈家哪个相善，并将岁月日时皆同的新生儿易女为男？该文中并未指出。
或许不知其详，或许在该三人中即有其一。其实有关此问题，早在1937年清史学家孟森先生即以二万余字的长文考证其必无。
其中最主要的论点就是:
一、康熙五十年前后陈世倌虽然担任编修，但是七月份担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十月又担任顺天武乡试副考官，后在顺天府督学，在职时拒绝任何行贿请托，常以礼教导俗，名声很好。
《海宁州志》记载：“世宗在潜有闻，及即位，深重之。”可见只是有闻，并无联系。
二、乾隆帝诸子夺储斗争中有结党营私的事，但那是天潢贵胄之间的斗争，参与其党的多为满蒙八旗和皇亲，无关的汉人是不能也不敢参与的。况且雍正帝就是因为他不像其他兄弟那样明目张胆结党图谋，才赢得皇位，正像他自己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说，“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正是这种策略保证了他在夺储斗争中能战胜他人。
三、陈世倌一个七品的编修兼顺天督学小官，与亲王如此亲密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女眷，这样与王府来往更是不可能的。
再是雍正帝换子的动机不能成立。
在封建社会中，人们对血缘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血缘关系支配着经济利益，一人得势，全族的地位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与此相反的便是一人得罪，株连九族。
这一现象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如此，而且还被反映到封建法律中去，长久施行。
在士绅贵族家族中对血缘关系的重视程度，更远远超过民间，因为它带来的利益更为广泛。
乃至嫡出庶出都有严格的区别，岂能允许异姓它族的人混入他们自负高贵的皇族血统？
况且按照封建伦理观念无子最为顾忌，而此时雍正帝已生有三子，前二子虽然早殇，但第三子弘时已经8岁，且雍正帝当时只有34岁，并非面临无后的老年人或者身有隐疾的人，完全没有必要去以女换一个汉人小官的男孩，如果说以男换男，更是无从谈起。
至于以雍正帝登基后擢升陈氏数人、乾隆年间优礼陈家更厚、南巡时必至陈家以及乾隆帝屡着汉服为由证明此事更属无稽。
因为陈诜、陈元龙全是康熙年间官至显位，只有陈世倌，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后被夺职，乾隆初期起用，乾隆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九年又因在兖州私营田宅而被夺职，后曾赏原衔，二十二年以老病休致。
至于其子陈克绳，以监生出身做了个从六品的盐运司运判，实际上陈家在衰落，谈不上什么优遇。
乾隆帝六次南巡，前二次并未到海宁，只是阅海塘工程中有关石塘海塘的争论，后四次才每次到海宁。
由于该城僻处海滨，无更合适的地方做行官，才选择了陈家的隅园做行官，同是为了治海塘的原因，才命名该园为“安澜园”，从乾隆御制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来安澜园的情况。
乾隆二十七年弘历第三次南巡的时候，有《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六首》，其中说：
名园陈氏业，题额日安澜。
至止缘观海，居停暂解鞍。
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的时候又有御制《驻陈氏安澜园·叠旧韵作即事杂咏六首》，其中亦曰：
如杭第一要，筹奠海塘澜。
水路便方舸，江城此税鞍。
(原注：前巡抵杭城，由陆路赴海宁阅塘，今年舟次石门即从别港水
道前进，先驻是园，取便程急务也。)
汐潮仍似旧，宵旰那能宽。
增我因心惧，惭其载道欢。
这些近似纪事的诗，不能认为是编造。恐怕《清秘史》的作者未必见到过这些资料。
至于乾隆帝穿汉服的问题，在故宫藏画中，汉装像确实不只一件，但所留遗物却一件也没有。这些画的目的都是受汉人传统绘画趣味的影响，是一种游戏，其他皇帝也有。
比如雍正帝曾经有穿西服戴假发套的画像，能根据此画就认为雍正帝是和欧洲人换的孩子吗？
相反，乾隆帝倒有坚决反对着汉服的上谕。
那是在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发的一道九百多字的长谕。谕中引述清太宗黄台吉关于勿得着用汉服的祖训，说我们现在所以能“咸受无疆之福者，皆仰遵明训所致也”，因此对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
乾隆帝还生怕黄台吉这段圣训，外廷臣仆不能完全知道，所以特别晓谕群工，命人将之刻石立碑于宫内箭亭、御园引见楼及侍卫教场、八旗教场。至今刻有此上谕的石碑，还保存在紫禁城箭亭内及中南海紫光阁院内。
事实上直到清末，冠服也一直未改用明代汉族的服装。
所以用改汉服来证明乾隆帝是陈家后代也是丝毫不足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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