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方宏

因参与编撰有关球场街的街道志),当地有老人告诉我,解放前这里有日本人办的干电厂。何谓干电,难道是干电池?经多方查阅资料,球场街确有一家生产干电池的电池厂,厂房早已不存,但其发展轨迹曲折多变,一段近乎遗忘的工业史浮出水面。

早在抗战期间,一家“中央电工器材厂”从上海内迁武汉,后又辗转迁徙西南大后方,直到抗战胜利返回武汉,接收日寇松下电池厂并改名“汉口电工器材厂”,最终落户武汉。

武汉解放后,“汉口电工器材厂”更名为汉口电池厂,在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生产了志愿军所用50%的干电池,有力支援了志愿军保家卫国。70多年来,该厂艰苦奋斗高歌猛进,发展成为我国电池产业的大企业——(国营)长江电源厂(七五二厂)。

躲避战火由沪迁汉

180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发明了化学电源,人类开始使用电池,电池成为军民通用的必需品。从湿电池到干电池——用石膏固化电解液,使之不会流出而便于运输保管,带来了电池产业的飞跃,因此美国在1890年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1912年,我国第一家电池厂诞生于上海,并逐渐向长江流域扩展,1925年汉口就有了大明电池厂。193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战争需要,也着手开办电池厂,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建设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系统,二是军政部系统,产品主要供国民党军队使用,不在市面出售。据《中国原电池工业史》记载,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在上海半淞园路设立电机制造厂电池部,开始生产“日月牌”“光明牌”干电池。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电池部于9月下旬西迁汉口,11月中旬在江汉路474号(一栋三层楼房,每层约一百平米)恢复电池生产,月产A电、B电、单电折合R20(手电池)约6万余只,职工约50人,厂名易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第四电池组”(以下简称“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由潘福莹主持。

潘福莹电化学工程专家,1911年生于浙江嘉兴,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历任中央大学化工系助教、上海电机制造厂电池部主任,中央电工器材厂电池组组长兼工程师。

解放后,潘福莹任国营汉口电池厂厂长,后兼任总工程师,1955年推选为江岸区第一届政协委员。1957年,他作为电池专家奉命到天津,参与筹建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电源研究所并任总工程师,他是中国电池工业的主要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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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营业处的广告橱窗

一路内迁效力抗战

1938年8月,武汉战事吃紧,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分出一部分员工去重庆,1939年成立重庆分厂。

同时,本部的设备材料共70吨租用货船,从汉口迁往湖南湘潭下摄司。1938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长沙大火,湘潭临近前方甚感威胁,于是分三批南迁广西桂林,厂址设在南门外斗鸡山麓将军桥畔。

从1939年春恢复生产,到1944年搬离,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在桂林历时六载,由于抗战对电池的需求量很大,这一时期是该厂大发展的时期。

1939年1月,由于大后方没有蓄电池厂,飞机电池损坏后无法补充。潘福莹主持研制铅蓄电池并获成功,满足了战时急需,他获得资源委员会嘉奖。

1940年前后,该厂研制出军用特种电池及加水电池,前者系释放地雷之用,后者为战地电话机之用。当时战地采用德国西门子式电话机,加水电池也为西门子特制但供不应求,该厂研制成功加水电池,解决了配套缺口,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1941年,应西北交通机构的邀请,该厂分出一小部分在甘肃设立分厂,“日月牌”干电池得以在抗战大后方大量供应与推广。随着在兰州、桂林、重庆等地设立办事处(所),营业蒸蒸日上,产品也增加了锌锰丙电新型电池等。

1944年日寇进攻广西,该厂内迁贵阳,改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重庆第四厂贵阳电池支厂”,仅能维持小规模生产。蓄电池除供机场轰炸机使用之外,还增加了对炮兵的供应。由于蓄电池可以反复使用,又为盟军赶修飞机所用的蓄电池,几乎成为盟军的修理工厂。

重返武汉接收松下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在上海开设松下电池厂。占领武汉后,日本松下在汉口球场街5—7号开办汉口电池厂,所产电池主供军用。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派魏彦章、吴经声等人接管日本松下汉口电池厂,易厂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分厂汉口预备厂”(简称“汉口预备厂”)。

1946年2月,该厂开工生产“日月牌”锌锰干电池。起初一段,主要利用留下的(村井望、宫崎等)139名日本战俘生产,生产情况不佳,一则原半成品不符合我国标准,无法使用形同废物;二则厂房租用英商麦加利银行仓库,蓄电池工场、干电池工场与办公室、材料库、宿舍等混杂拥挤;三则日本战俘心怀异端,所出产品多系粗制滥造。

同年5月,日本战俘回国,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从贵阳迁回武汉,与汉口预备厂合并,先后更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分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汉口电池厂”等,有员工100余人,厂房面积1440平方米。

其时,中央电工器材厂生产电池共有汉口、重庆、天津三个厂,由于大后方设备迁回形成一定规模,武汉又地处交通中枢,汉口厂列为电池制造中心。然而,这段时间生产尚在恢复之中,工商界对“日月牌”干、蓄电池不甚了解,加之美货永备牌电池廉价倾销,产品一度滞销。后经改良品质、改进装潢、降低售价,同时加强广告宣传争取客户,到1946年底才逐渐打开销路。

干电池产品主要是电讯用电池、电筒用单节电池等,蓄电池主要是汽车、火车用蓄电池等。蓄电池生产方面,作为湖北省第一个生产蓄厂家,虽然产量不大,但质量甚佳,声誉颇高,客户乐用,几乎独占华中市场。

1943年3月,潘福莹经资源委员会层层筛选,成为赴美学习的31人之一(又称三一会派)。在美学习期间,潘福莹向美国订购了一批自动化机器和相关仪器。干电池方面,有自动打炭包机、加浆机、戴铜帽机、垫底片机、自动喂料冲床等;蓄电池方面,有自动铸片机等。

1946年底潘福莹学成回国,次年3月被任命为汉口电池厂厂长,由于他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新建了生产线,使该厂干电池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明显的提高。

1947年潘福莹从加拿大购买乙炔黑,在干电池中定量使用,使电池质量有较大提升,这在我国电池业史上也是一大进步,1948年共生产干电池287万支,蓄电池3210万支。

1948年前后,向美国订购的设备陆续运到,投入使用后效率明显提高,电池生产机械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全国同行业少见。

解放前夕,该厂产品皆以军用为主,其它产品主要有:锌锰干电池,用于电话、无线电通信、照明等;铅酸蓄电池主,用于电讯、汽车、火车、矿灯等。“日月牌”锌锰干电池和铅酸蓄电池,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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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后的电池产品

武汉解放重获新生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武汉军管会交通接管部电讯处接管汉口电池厂,改厂名为“汉口电工器材厂”,仅有固定资产12.81万元,职工百余人。接管后,拨款800万元(旧币),稍加整顿于6月15日复工,继续生产“日月牌”锌锰干电池和铅酸蓄电池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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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位于球场街厂房的照片

不久,潘福莹任命为汉口电工器材厂厂长,后又兼任总工程师。

1957年,潘福莹作为电池专家,奉命到天津参与筹建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电源研究所,然后担任总工程师。潘福莹是电化学工程专家,是中国电池工业的主要开拓者。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军用电池的需求量大增,中朝两国所用电池的50%由汉口电工器材厂生产。因此,位于球场街的厂房满足不了需要。1949年9月,选定汉口胜利街276号(原日商三井油厂)废墟为厂址,重新建厂。新址面积1 5 0 5 0平方米,除了一座2 0 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以外,其它均被美军飞机所炸毁。1950年二季度动工兴建,实行边生产边建设,1953年全部竣工。

随着生产的发展,胜利街的厂房也满足不了需要,国家二机部1954年决定:将汉口西郊宗关附近的航空工业学校旧址拨给该厂,进行改建扩建。1957年5月,上海无线电厂由沪迁汉,改名汉口无线电厂(今中原无线电厂前身),利用汉口电池厂胜利街厂房和湖北省农机厂的旧址改建,汉口电池厂遂迁往宗关附近新厂区,开始新的征程。

1972年3月,由于汉口电池厂与武汉电池厂在通信等方面经常发生混淆,汉口电池厂改名为“长江电源厂”,同时并用“七五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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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宗关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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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长江电源厂生产的部分获奖产品

附录:解放后厂名沿革

1949年:汉口电工器材厂

1953年—1954年:并用汉口电工器材厂、七五二厂

1955年—1956年:七五二厂

1956年至1961年6月:汉口电池厂

1961年7月至—1972年2月:并用七五二厂、汉口电池厂

1972年3月:并用长江电源厂、七五二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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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江城记忆 串起散落的珍珠

钩沉三镇往事 回眸过眼之烟云


老照新赏——蛇山湧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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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色无玷,江流有声

编辑: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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