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04.18）到全面抗战爆发（1937.07.07）之间，一度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统一”，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基本盘，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在整体上也归于相对的稳定，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因而从1927年到1936的十年时间，被后世称为民国“黄金十年”。
大部分“民国范儿”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喜欢以这一时期作为历史背景。在这些小布尔乔亚的滥情之作中，充斥着富家小姐、少爷、阔太骄奢淫靡腐朽堕落的生活场景，很难不让人产生幻想。不过，当我们拿出国民政府的统计资料，用事实说话时，情况就没有这么美妙了。在民国“黄金十年”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民族工业，其实一直处在被帝国主义联合绞杀的窘境中，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才是真实的“民国范儿”。
如果将新中国成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8年时间，与所谓的“黄金十年”环比，不说是吊打，那也得算是碾压。
海市蜃楼的电力工业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电量是能源工业的首要衡量指标。在民国“黄金十年”中，电力是当时发展最快速的工业门类。我国发电总量数据统计，恰好始于民国元年的1912年。但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电力工业一直被外国资本把持着。在北洋时期，上海美商电力公司一家的发电量，曾经一度超过了我国民族资本电厂的总和。
不过，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9年，民族资本在电力工业中的占比已经与外资旗鼓相当，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已经上升到56%的占比。然而，在当时我国的电力工业资本中，绝大部分是民间经营，官方经营的占比微不足道。
民国时代的上海杨树浦电厂
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在1930年我国的发电总量为15.46亿千瓦时（不包括日占台湾地区，含外资电厂）。而在1931年9月抗战爆发后，由于东北地区被日本侵占，1932年我国的发电总量（不含日占的东北和台湾地区，含外资电厂，下同）下降到了11.95亿千瓦时，到1933年恢复至14.12亿千瓦时。随后连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达到17.25亿千瓦时。
虽然总体上，在民国“黄金十年”中，我国的电力工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同期的列强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1936年，日本的发电总量（不计侵占的我国东北地区）达到271.35亿千瓦时，是我国（不含日占的东北和台湾地区）同期发电总量的15.73倍。甚至在1937年，日占朝鲜的发电总量就有26.95亿千瓦时，达到了1936年国统区总和的1.56倍。
民国时代的南京下关电厂
在具体分布上，民国时期我国的电力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江苏和上海地区。以1936年为例，江苏省和上海市有发电所107所，装机容量12.57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不计日占东北和台湾地区）的20%，年发电量达到3.2亿千万时，占全国发电总量（不计日占东北和台湾地区）的18.55%。电力已经普及到市、镇一级，很多地方小工场已经用上电动马达。而与此同时，在西南和西北各省，仅有少量小型发电厂勉强供给大城市的照明。
实际上，民国的电力工业发展，除了地方军阀造枪造炮的配套外，其余则是民族工业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而进行的相应配套建设。电力作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本来应该由政府牵头进行。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在民生领域从来就没有过像样的动作。
日本在殖民朝鲜期间建设的赴战江水电站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当年日本的发电总量为302.45亿千瓦时，仅仅与前一年的环比增量就有31.10亿千瓦时，直接超过了同期我国（不含日占的东北和台湾地区）的总和。作为对比，真正的老牌强国美国，在1936年时的净发电量就达到了2331.46亿千瓦时，是同期日本的8.59倍。
非常讽刺的是，在国民政府的统计数据中，民国年间我国的发电总量巅峰是1942年的52.02亿千瓦时，但是这个数据算上了日占的东北和台湾地区。而当年国统区的发电总量，在算上企业自备发电量后，只有1.51亿千瓦时，还不到战前的一个零头。更为讽刺的是，在抗战胜利后，通过接收日伪遗留设备，我国发电量的增长竟然比抗战爆发前翻了三番有余。
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太原热电厂
不过，经过3年解放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发电总量（不计台湾地区，下同）跌落到43.10亿千瓦时。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烂摊子，经过两年的恢复，到1951年底全国总发电量就达到了57.00亿千瓦时，直接打破了民国年间的最高记录。
在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全国总发电量就达到了73.00亿千瓦时。到了1957年底，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发电总量达到了193.00亿千瓦时。而到了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我国的全国发电总量达到423.00亿千瓦时，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最高年发电量（376.59亿千瓦时，1941年）。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电力工业相关的有25项，其中电力设备制造7项，发电厂与热电厂18项，分布在14个省份的20个城市。民国整整22年的建设，与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连提鞋都不配。
越搞越烂的采矿业民国时期，中国实际上还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殖民地的一大特征，是作为原料产地的同时，也会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地。众所周知，民国最大的商品出口项目，就是各类矿产资源。
民国时期的开滦煤矿
我国是个煤炭资源大国，民国时代煤矿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孕育了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群体，以安源、开滦等为代表的矿业企业，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在民国时代，我国煤矿大部分为外资所垄断。根据1935年国民政府的统计数据，不含日占台湾地区，包括日占的东北地区在内，我国的煤矿资本总额为2.24亿元（以1935年法币计）左右，其中国营和民族资本约1.09亿元（占比48.22%），其余的51.78%实际为外资控制，包括日本独资0.262亿元、中日合资0.300亿元、中英合资0.314亿元、中德合资0.045亿元、中苏合资0.240亿元。
从煤炭量上看，在1927年至1936年间，总的产量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1927年的全国煤炭产量（不含日占台湾地区）为2417万吨，到1931年时增加到2723.6万吨。但是，在1931年抗战爆发后，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被占领后，占当时全国产量40%的煤炭被日本掠夺。
而在国民政府的统计资料中，在1931年东北沦陷后，东北地区的煤矿产量居然还在被纳入全国统计。结果，表面看来1932年全国煤炭产量（不含日占台湾地区）为2683万吨，1933年为2836万吨，1934年为3934万吨，似乎还在维持增长。直到1937年因为全面抗战爆发锐减至3691万吨。然而，在1932年至1936年间增产的煤炭几乎全部来自日占的东北地区和英国资本控制下的开滦、焦作等煤矿，国统区的民族资本几乎没有进账。
更令人无语的是，在民国“黄金十年”期间，我国的煤炭其实是可以自给的，而且每年还能出口约350万吨。但是与此同时，每年却需要从国外进口加工后的工业燃煤200万吨。通俗的点将，就是我们低价向国外出口原煤，然后高价买回别人加工的煤球。嗯，倒腾“洋货”的买办真是太“滋润”了。
民国时代的江西赣州的西华山钨矿
在民国时代，有色金属矿石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包括金、银、铜、铅、钨、锡、锑、锰、钼、铋等种类。当时我国的有色金属矿场，多为民间资本募集和地方政府经营，多为土法开采，规模小、技术落后、产量少。直到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矿业法》后，矿产由各地政府“招商承办”、实施专营，才算是收归国有。然而，所谓“专营”名不副实，最后盆满钵满是买办财阀，倒是黑市贸易倒是空前的繁荣起来。
我国的有色金属开采与出口数量，在“黄金十年”期间，居然呈现连年下跌的趋势。其中，锌矿产量在1929年尚有约900吨，到1933年下降至500吨；锰矿产量在1929年还有约3000吨，到了1933年反而不足500吨；最抢手的钨砂，在1928年的出口量为约6100吨，到了1932年断崖式的下跌至约1700吨，直到1935年才恢复到约3700吨；战略资源锑矿的出口，在1928年有约9800吨，到1931年下降到约5200吨，直到1936年才恢复到约8600吨。这固然与1929年至1933年西方国家的大萧条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还是蒋记骚操作导致的行业凋敝。
在全面战争迫在眉睫的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才设立钨业管理处和锑业管理处，将全力收回中央。虽然，在全面抗战初期，通过出口钨、锰、锑矿产品，国民政府换回大量的军事物资。然而，以国民政府的微操水平，这些宝贵的物资，大部分都被用来资敌了。
1955年9月20日鹤岗兴安台东山竖井建成移交
作为对比，选取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第一个一五计划完成的时间段，以煤矿和有色金属标作为参照，会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
结果，仅仅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取得的成就，就已经超越了民国“黄金十年”。接下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起民国的22年，更是翻了两倍有余。其中，随着“156个重点项目”到来的厂矿功不可没。在实际完成的150个项目中，就有石油工业类2项、煤炭类25项和有色金属类13项，分布在11个省份的27个城市。
笑话般的钢铁工业梳理民国年间的钢铁工业，绝对是给自己添堵的行为。因为你会震惊地发现，民国的钢铁产量，竟然不如北洋时期，甚至还不如大清末年。
民国年代的钢铁生产，主力是地方军阀实力派和民间豪绅的投资，国民政府自始至终不说是毫无建树，也就是不闻不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为欧洲钢铁价格上涨，地方民族资本相继在开办上海和兴铁厂、邯郸六河沟扬子铁厂、山西阳泉铁厂和北平石景山铁厂。然而因为设备均须进口，等到投产时一战已经结束。在随后的萧条中，国内铁厂大多停产。到了民国“黄金十年”期间，上述“老牌”企业，只剩下六河沟扬子铁厂和山西阳泉铁厂还在生产。
日本资本开设的本溪湖煤铁公司钢厂
1927年，我国的钢铁总产量为生铁44.11万吨、钢3万吨。其中，生铁主要来自辽宁鞍山和本溪。然而，这两家钢厂在当时均被日本控制。可笑的是，此前我国生铁的最高年产量是1919年的44.66万吨，钢产量是1921年的7.68万吨。在1919年我国生铁产量达到历史时，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自大清的遗产汉冶萍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创造了16.61万吨的历史最高年产记录。
然而早在1913年时，日本资本已经实际控制了汉冶萍厂。而汉阳铁厂最终在1925年倒闭。虽然，在1928年时民国政府收回了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但是后者的生产居然是为了偿还日本借款的债务！北洋政府年间的下跌趋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并未有多少改观。
比如前文提到的，在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六河沟扬子铁厂，年产生铁不过11000吨左右，在1935年至1936年的最高记录不过年产15000吨，远没有达到设计指标。而阳泉铁厂在1928年至1931年间，年产生铁4000至5000吨，之后断崖式下跌，到1936年仅恢复到年产3600余吨。
民国年间的汉阳铁厂
在1930年时，我国钢产量腰斩到1.5万吨，之后好不容易在1934年创造了“黄金十年”中的最高记录5万吨，然而还是还不如北洋政府时期！更糟糕的是，在一战结束后，冶金技术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在兵器制造领域合金钢迅速取代了碳素钢。这使得民国继承自大清的钢铁工业迅速落伍，形成了“造不如买”的局面。
国民政府兵工署的统计资料印证了这个结论。河南巩县兵工厂1935年1月的报告显示：“枪管钢17158.1公斤，来自德奥，枪件钢20867.3公斤，来自德奥，熟铁3446.1公斤，来自德英奥，无烟药3922.16公斤，来自德美奥。其他金属，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油料及化学品，大多进口自外国。”
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铁厂
要指望民国自己炼钢是不可能了，只能给列强卖铁矿，然后进口钢铁玩玩了。然而，彼时国内的铁矿，大头被外国资本把持，少数为民族资本控制的，多是土法开采，上不得台面的。其中，规模最大的华资矿场，是安徽当涂铁矿和察哈尔龙烟铁矿。不过，其中的龙烟铁矿长期闲置，而当涂铁矿在1929年创下年矿石开采量180万吨的记录后，因为西方国家的大萧条，而瞬间跌落谷底。直到1936年才恢复到29万吨。
民国时代，日本资本一直在打压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业。顾及面子的时候，通过投资和贷款，图穷匕见的时候直接明抢。到1936年时，日本已经控制了我国铁矿总产量的99.2%和生铁产量的96.8%（含东北地区，不含台湾省）。
还有这样一个笑话：在国民政府1947年出版的经济统计年鉴中，1935年的全国生铁和钢产量突然暴增到25.7万吨，两年后翻倍到55.6万吨！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日本人在伪满的鞍山钢铁厂投产了。而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通过接收的日伪企业获得的钢铁产能，居然是国统区自民国成立以来33年积累的10倍还多。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正在建设的包头钢铁厂
相比而言，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年全国粗钢产量（不含台湾省，下同）为15.8万吨。仅仅一年以后，就恢复到61万吨。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粗钢产量达到134.9万吨。在1957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粗钢产量达到了535万吨，在1958年增长至800万吨，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增长至1122万吨。
作为对比，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粗钢年产量是580万吨，在1943年创下的战时最高峰不过765万吨。如此对比之下，民国还有地自容吗？
开天辟地的重化工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最大成就来自于重化工领域。被录入人教版初中历史和化学课本上的“侯氏制碱法”就是其中之一。重化学工业又被称为基础化学工业，是重工业的主要门类之一，主要的产品是无机酸、碱、盐。比如人民群众俗称“三酸两碱”的硫酸、盐酸、硝酸、烧碱和纯碱，就是重化工的主要产品。而化肥也是重化工的拳头产品之一。
我国的重化工的起步，在重工业门类是最晚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初现苗头。不可否认，我国重化工的萌芽阶段，正是1927年至1936年的民国“黄金十年”。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和吴蕴初先生，以及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的侯德榜同志，就是当时我国基础化学工业的开路先锋。
天津塘沽的永利碱厂
不过，在整个民国“黄金十年”中，我国的重化工除了少数兵工厂配套外，绝大部分来自民间投资，南京国民政府的贡献就是毫无作为。在制酸工业方面，直到1936年，我国自产的“三酸”合计也不过万吨出头，为了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需要每年从国外进口1600吨。在制碱工业方面，虽然有了“侯氏制碱法”打破西方垄断，甚至还能对外出口纯碱（Na2CO3），但是烧碱（NaOH）的产量不足以自给，依然需要从国外进口。
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肥工业，倒是在民国“黄金十年”中打破了空白，然而结局却无比的悲壮。根据1930年代民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我国每年进口化肥约1.2万吨，价值1300万关两（以白银计价）。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在1933年投资800万元，于南京浦口卸甲甸建设亚硫酸盐化肥厂，日产能达到亚硫酸盐化肥120吨、硝酸40吨。然而，工厂直到1937年2月才投产，之后在淞沪会战中被日军空袭炸毁。直到抗战胜利，接收了日遗资产后，我国才再次拥有了自产化肥的能力。
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太原化肥厂
在重化工方面的突破，还得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比如“三酸”中的硫酸和盐酸是钢铁的联合产品，当新中国的钢铁产量突飞猛进的时候就直接碾压了民国时代。而硝酸、制碱和化肥工业，直接与合成氨相挂钩。在一五计划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中的吉林氮肥厂和太原氮肥厂，使用了从苏联引进的50kT/a合成氨装置，两个厂的年产能就完爆国民党在大陆的38年总和。而1956年四川化工厂吸收引进的苏联技术，自行设计建造了75kT/a的合成氨装置，实现了自主配套。1958年，根据川化的经验，化工部氮肥设计院完成了以无烟煤为原料的50kT/a合成氨装置，随后就在上海吴泾、浙江衢州和广东广州建成了自主的中型氮肥生产线。
碳酸氢铵化肥是五小工业的代表产品
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在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热潮中，在市、县级曾经大片上马的“小化肥”——合成碳酸氢铵生产线——远远就能闻见一种不可名状的怪味。而这个曾经为我国粮食增产立下汗马功劳“小明发”，就是侯德榜同志的在1957年亲赴上海化工研究院领衔带队的成果。
重化工是个很好的例子。有很多爱国实业家，在民国年间的拼搏，最终都沦为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少人甚至壮志未酬身先死。在1930年代叱咤上海滩的巨贾们，像盛丕华、胡厥文、蒉廷芳、郭棣活、刘鸿生、刘靖基等等，都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一展宏图的。
步履维艰的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成就，是所谓民国“黄金十年”最值得称道地方。就算是这点“盖面菜”，说起来也是一把辛酸泪。民国时期的轻工业发展，其实局限在了棉纺织、机制面粉、卷烟、缫丝和火柴五大类上，特征是技术含量低、工艺落后、产能小、产品种类单调，面对外资倾销时，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民国时代的上海新申第一纺织厂
棉纺织在当时是全球轻工业界的扛把子，也是民国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主阵地。在1925年后，我国棉纺织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在1927年，全国已经建有纱厂119家，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特孕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1931年抗战爆发后，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我国的棉纺织业陷入困顿。到1933年后，华资纱厂的建设停滞，改组、转租、出售频繁。而到了1935年6月，全国的华资纱厂仅存59家，其中完全停产的就有24家。直到1936年因为农村形式好转，国内市场购买力增强，使得棉纺织业出现复苏迹象。可是，随之而来的全面抗战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
在民国年间，棉纺工业领域的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的打压是极为疯狂的，特别是其中的日本资本。实际上，无论是在产能还是产量上，“黄金十年”期间外资的增长速度都是高于民族资本的。因此，短暂的表面繁荣背后，是我国国民经济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
始建于民国二年的大同面粉厂
机制面粉在民国年间，是仅次于棉纺织的第二大工业。在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不含台湾省）共有面粉厂157家，其中民族资本148家，外资9家（主要是日资）。而民族资本掌握的工厂中，有64家在东北地区、40家在江苏省（含上海市）、16家在山东省、13家在河北省、10家在湖北省、7家在河南省，其余分布在山西、安徽、湖南省。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我国直接失去了40%的机制面粉工厂。在东北沦陷后，原本由华北销往东北的面粉需要征税，而从东北销往关内的日资面粉反而是免税的，严重挤压了民族产业的市场。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又乘机向我国倾销面粉，这进一步加剧了困难。
在东北沦陷后，国内最大的机制面粉产地变成了江苏，这是国民党的基本盘。所以在1933年国民政府修订关税税则后，又在1935年实施出口面粉（包括销往东北地区的）退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局面。
根据国民政府1947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到1936年底，国内机制面粉企业总共152家，其中在日占的东北地区有53家，在上海与江苏地区只有31家。按照这个数据，全国产能的三分之一居然在资敌，这真是恬不知耻了。
民国时期最畅销的卷烟都是洋品牌
民国的轻工业产值中排位第三的卷烟工业，全部为外资所垄断和操纵。当时，全国在卷烟行业从业的有8万余人，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然而，1927年时上海有卷烟厂128家，之后逐年递减，到1936年时仅剩44家。当时的卷烟界的“八大公司”全部是外国资本开设，其中以美国所占的比例最大，垄断了中高档市场。到1935年时，外资香烟的市场占比达到了58%以上。
大家在民国北京的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几种香烟品牌中，哈德门、大前门、三炮台和仙女都是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老刀是英国惠尔斯公司出品的，销量排名前七的只有美丽牌和三猫牌是国货。
民国年间的上海华丰丝厂车间
机器缫丝在当时是我国的重要出口产业。在一战结束后欧美丝织产业恢复，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导致日本产能锐减，我国的缫丝工业在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发展迅速。其中，1929年的缫丝产量达到民国年间之最，产量总计165511公担，其中机制产品89370公担（占比58%）。而当年全国（不含台湾省）共有丝厂360家，丝车12万部。
然而，随着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来临，加上日本的产能的恢复和技术革新以及人造丝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缫丝产业迅速衰败。到1931年全国的丝厂锐减到149家，1932年继续锐减到105家。直到1935年6月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大量丝织品厂复工，我国的缫丝产业才稍有起色。可是，随之而来的日本全面侵华对我国的缫丝产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民国“黄金十年”中缫丝工业的凋敝，压力从城市传递到了农村，打垮民族资产阶级后，又波及到农民的头上。人民文学家茅盾同志创作的农村三部曲中，于1932年8月完稿的《春蚕》一篇，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
民族实业家刘鸿生在苏州创建的鸿生火柴厂
在旧社会，火柴又被称为“洋火”。倒不是说当时我国造不出来，而是因为外资倾销太过厉害。其实，火柴在民国时代的“工业成就”中排行第五。在“黄金十年”开始的1928年，我国有火柴厂180家，资产达到2400余万元（法币）。然而，因为国货的工艺差、质量不佳、产能不稳，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外资乘机大肆倾销，一度霸占了大半市场。
很少人知道的是，当时向我国倾销火柴的大头，不是美英日，而是远在北欧的瑞典。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在1929年下半年，我国东北的火柴厂全军尽没，广东倒闭过半，苏浙皖亦被殃及。火又烧到了国民党的大本营，国民政府在1930年将进口火柴的关税增加到40%之后，各地华商纷纷组织联营联销。到1936年，国货在火柴领域总算实现了大厂扭亏为盈。但是，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全国火柴厂仅有75家，而其中66家还是1933年之前开设办的。
事实证明，所谓在“黄金十年”中，以轻工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的说法，其实并不尽然。实际上，因为关税主权的丧失以及1931年抗战爆发后东北地区的沦陷，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旋即消逝。那些在当时秉持实业救国理想的企业家们，大部分最终还是倒在了帝国主义的绞索中。
国货之光——水泥在民国初年，我国水泥全靠从国外进口，因此在当时被称为“洋灰”。根据国民政府的《海关贸易册》统计，在1928年至1930年间，我国进口水泥的总额达到了994.73万两（以白银计价），而且呈现历年递增的态势。
而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不少民族资本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建材市场。仅在民国的“黄金十年”期间，有我国民族资本投资建设的大中型水泥厂就有四座，包括广东西村士敏土厂（1928年建成）、山西太原西北洋灰厂（1934年建成）、南京栖霞山江南水泥厂（1935年建成）和四川重庆的四川水泥厂（1936年建成）。
位于南京栖霞山的江南水泥厂
当时的中国海关被西方列强把持，面对外国商品的倾销，民族工业的生存环境是极为恶劣的。比如当时日本向我国倾销的水泥，价格只有国货的三分之二。当时国内最大的启新（河北唐山）、上海、中国（江苏南京）、江南四家华资水泥厂，先后在1925年、1931年和1936年实行了三次联营，通过分划销售区域、共同议定销售价格和数量等方式，抵御外资的进攻。
而上海、中国、江南几个大厂，背后都是江浙地区的财阀资本，都是国民党的基本盘，所以这一次总统府里的高官们坐不住了。1934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新的进口税则，将进口水泥的税率调高到每金单位100公斤8角3分，
使得“洋灰”的进口数量大减，国货销量大增。反过来又促进了华资增大设备的进口、扩充产能。到了1937年时，我国的水泥产联达到了735万桶，约合125万吨，不仅满足了国内所需，还行销南洋一带。
位于山西太原的西北洋灰厂
水泥工业成为了民国时代民族工业最亮眼的成绩，但是仅有的成绩还是建立在进口生产设备的基础上的。而且，当时我国生产的水泥种类和标号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不少的空缺。
然而，就是这最后仅有的荣光也没维持太久。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沿海的民族工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抗战胜利后，虽然通过接收日伪工业企业有了一定的恢复，但是很快在国民经济崩溃的大潮中再次扑街。在经过8年全面抗战的烽火和3年解放战争的洗礼，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除台湾外的大陆地区，只有14家水泥厂还能维持生产，年产能不足300万吨，实际生产只有66万吨。
为配合一五计划实施建设的永登水泥厂
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到1952年年底，有18个大中型水泥厂恢复生产，年产量达到286万吨，超过了民国时期的最高峰。
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自1953年开始，我国相继从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成套的水泥生产线，在山西大同、甘肃永登、云南昆明、四川江油、陕西耀县、安徽巢湖、浙江江山、贵州贵阳、江西庐山和广西柳州建设了10个大型现代化水泥厂。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我国的水泥年产量达到685万吨。
1958年，我国首个完全自主设计、自行建造设备、自行安装调试的水泥厂——湖南湘乡水泥厂——开工建设，开创了自力更生建设大中型水泥厂的历史，是采用国产设备建设湿法回转窑厂的里程碑。事实证明，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民族工业才能发展壮大。
小节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与清朝末期，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清末洋务运动，终到清朝的灭亡，以官办的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端为特征；第二个阶段，横贯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特点是民族资产阶级私营产业的兴起；第三阶段，涵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点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实事求是的讲，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我国的各项经济指标达到近代史上的巅峰，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巅峰。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处于垄断的地位。在基础工业中，外国资本控制了全国发电量的55%、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械采煤量的66%；在轻工业中，居于首位的棉纺织业，外资占据了半壁江山。经过民国“黄金十年”，我国的殖民化程度反而大幅加深。
另一个事实是，在1936年的全国资本比重中，国有资产占24%，私人资产占76%，在民国“黄金十年”中得到发展壮大的是私人资本。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的工矿业资本总额约为13.76亿元（法币，后同），其中私人资本11.7亿元（占比85%），而国家资本仅有2亿元（占比15%）。而金融资本中，国家资本约为1.70亿元，包括私有银行、私有钱庄和私营保险在内的私人资本合计3.06亿元，是国家资本的1.8倍。而且，当时私营金融资本，大部分把持在江浙地区的财阀手中。这些财阀集团的实质是买办，同时又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后台，可想而知当时的民族工业面临的困境。
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除已经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四省和台湾地区之外，我国其余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能完全控制的地区只有安徽、江苏、浙江和江西（苏区除外）四个省。而经过军阀混战，到1936年时，又控制了河南、湖北、贵州、福建和广东五个省。而在其余地区中，在河北、山东、四川、湖南、陕西大部和甘肃一部（苏区除外），南京国民政府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不能完全控制。而山西、广西、云南、宁夏、青海等地，只是在名义上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而对于蒙古地方、新疆和西藏地方，则是鞭长莫及。实际上，民国到1937年连内地十八省都管不完。
如此一来，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的红利，主要覆盖的只是民国江南地区的基本盘而已。由此来看，民国那点东西，是要数量没数量，要质量没质量。因此不难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成果，就已经碾压了从北洋到“蒋记”的整个民国时代。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天顶星级别的存在了。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工业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国民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中华民国史》等资料，参照台湾“国史馆”公开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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