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曲阜市一处孔子像。（新华社记者 陈君清/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朱熹提及，宋代一邮亭墙上有人题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其后元杂剧、明儒叶盛、刘宗周等也多提及此语，为今人所熟谙。照此说，孔子之前的中国，梦梦墨墨如黑夜，至孔子时忽然脑洞大开，以一己理性创造了中国文明。康有为认为，孔子之前茫然无稽，尧舜三代的古史不过是孔子托古所造。雅思贝尔斯、韦伯等人关于“轴心突破”之说传入中国后，多有学人援引，或以为孔子之前的殷周时代仅为“巫史文化”，至孔子才发生人文自觉，使中国文化实现了轴心突破。
实际上，孔子从未视古老的殷周贵族文化为“长夜”，相反，他以三代贵族古礼-习惯法的继承者自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认为，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是一个缓慢渐变的演进过程，而非理性发明的结果。“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商代继承了夏代的贵族习惯法，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新的演进和判例，周代继承了商代的贵族习惯法，并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缓慢演进，未来的“百世”虽然遥远，但无论怎样，都会遵循在此基本自发秩序前提下的缓慢演进，并无所谓“长夜”忽然光芒四射之说。
孔子推崇的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只是对各类古老习惯法的汇编，而不是周公凭空发明了一套理性设计。周礼的性质更类似日耳曼习惯法汇编的《伊尼法典》或《阿尔弗雷德法典》，而非《理想国》、《大同书》的同类。周礼中收入有众多的夏商习惯法内容，如《礼记·王制》记载：“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尚书·康诰》：“兹殷罚有伦”，孔颖达疏：“殷家刑法有伦理者兼用之”，“又周承于殷后，刑书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殷人的《我方鼎》铭文中，完整地记载了殷人丧葬之礼从启殡到埋葬的过程，如祖奠、大谴奠、包奠、读賵等古礼，内容与《礼记》等文献记载周代礼制高度吻合。大量证据表明，周礼继承了众多夏商习惯法的判例。周公制礼之后，周礼仍在演进变化之中，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借助大量考古材料证实，周代古礼在不断地演进变化，公元前850年左右的周礼与周初已颇为不同（《宗子维城》）。
孔子熟谙的周礼，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古老渊源，但又缓慢变化、持续演进的习惯法系统，信而好古本身便并非泥古，而是在这个系统上审慎地创造新的判例。孔子所赞美的殷周贵族习惯法，并非只是原始的“巫史文化”，而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基础，因此孔子盛赞唐尧、虞舜、三代古圣先贤，儒书中也多有对三代古礼、殷周贤人格言的引用记载。儒家传承的《尚书》《周易》《诗经》等经书，也是殷周贵族古礼的遗产，并非从“长夜”中凭空产生。
孔子真正的巨大贡献是两点，一是提升了对殷周贵族古礼文化的理解深度，二是在贵族共同体逐渐瓦解的背景下，向平民开放贵族习惯法的知识，使华夏文明产生了新的造血机制，在平民中源源不断地产生精英，从而延续华夏文明的生命。
在提升殷周古礼文化方面，孔子实际上继承的是春秋以来的君子传统，鲁、郑、晋等国的大夫君子已经广泛发生了人文精神的自觉，孔子实际上只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进行深化。
建立新的造血机制方面，孔子将贵族习惯法向子贡、子路等平民“鄙人”开放，使平民可以模仿贵族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具备组建和治理小共同体的能力。因此秦虽全面收割了先秦原生贵族，但汉儒仍以平民组建世家、宗族，建立新的世谱。永嘉之乱后的滔天洪水中，这些世家的坞堡，如同座座孤岛，守护了华夏文明的命脉。如果没有孔子留下的文明造血新机制，华夏文明可能很难延续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天不生仲尼，战国以后很可能会是“万古如长夜”了。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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