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职业可以让人任意选择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搞音乐。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我们农村很穷，缺吃少穿，徒有四壁，但却有一样东西是户皆有之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有线广播。
广播里除了新闻之外，播放得最多的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时代主旋律“红歌”。以至于所有的“革命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张口就能唱。生活上虽然很清苦，但精神与斗志却非常饱满。人们几乎就是勒紧了裤腰带高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向往着《北京的金山上》。
比喇叭更受社员们欢迎的是学校组织的宣传队，走村串户、载歌载舞：背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演样板戏，为革命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每每遇上这样的时刻，塆村里就像逢年过节一样热闹欢腾。
我哥那时上初中，不唱歌，也不跳舞，却爱拉二胡。经常放学之后钻进他的屋子里拉《浏阳河》、《南泥湾》。那琴声婉转悠扬、美妙无比，让我心痒、羡慕得不得了。
哥每次拉完琴之后，将二胡挂在墙上，满脸严肃地交待我不许动他的琴。待他不在时，我贼一般溜进房间，取下二胡，却怎么也拉不响。我懊恼无比，又不愿就此罢休，但尝试多次，就是弄不出声音来。我绞尽了脑汁也不知原因何在。直到后来在音乐教材中看到民乐二胡那一章节，了解到二胡的构造及发声原理时，才弄明白当初哥哥每次将二胡挂在墙上之前就已松了琴弦并拔掉了看似不起眼的琴码。
偷学二胡没有成功，倒是毎天按时响起的广播培养了我的乐感，开始了我对音乐的启蒙。
在有线广播逐渐销声匿迹成为历史记忆之后，我终于从一位亲戚家里得到了一件普通的乐器——笛子。
我在开始练习吹笛子最初的那段时间，那尖锐刺耳的呼哨声一定搅得周围的邻居们神经错乱、夜难成眠。可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认知，或者说即使我意识到了自己在扰民，却也情不自禁而难以自拔。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付出百般努力之后，我的笛子越吹越好，学习成绩却下降了许多。哥哥固执地认为这是我成天痴迷于吹笛子的缘故，因而逼我当着他的面把笛子给毁掉，并告诫我以后不许再吹。
哥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考上了中专师范。家中没有了他，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很想继续吹我钟爱的笛子，为此特意跑了几趟供销社，结果都是失望而归。在一次遗憾过后，文具柜的那位女营业员随口问我：箫跟笛子差不多，你要不要？“你这里有箫？快拿出来看看！”我的回答迫不及待。女营业员从货架的最底层拿出几支长箫放在柜台上，说是上次清仓找出来的，在她手上也没卖过，不知道什么价，我要的话，给五毛钱就行。我精心挑选了一支，如获至宝，喜不自禁。
箫跟笛子可以说是一种乐器的两种形式，笛子是横着吹，而箫则是竖着吹而已。它们在吹奏技巧上指法都相同，只是对气流控制的感觉不一样。我得到的这支箫长约一米，声音低沉浑厚，极具感染力。我一直认为洞箫适合于晚间吹奏，夜阑人静、心如止水，苍凉凄婉的箫声经常让我沉醉于那种“日暮苍山远”、“江清月近人”的意境中。我甚至怀疑：因为经常吹箫，我会否变得多愁善感或“持重老成”？
初中那几年，我考虑最多的不是学业和前途，而是梦想如何才能成为一名音乐家。那时候的我，除了音乐，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追求。
在我就读的那所中学，别人能够记住我的名字，不为别的，只是源于我对音乐的那份痴迷与领悟力。我几乎一夜之间就学会了吹口琴。头天买了一把口琴，回家对着那张简单的说明书练上几小时，第二天同学们就听到了我用口琴吹奏出动听的曲子。口琴是通过气流冲击弹片而发出很重的金属声，再加上舌头控制出强有力的节拍，一下子把同学们给震住了，纷纷跑到文具店争买口琴，一时间“柜台琴贵”。
与效仿的同学相比，我占有两个明显优势：一是我有哥哥的那两本音乐教材垫底，任何一种乐器，其乐理都是相通的；二是我吹了几年笛子，肺活量比一般人大，不会因为中气不足造成断音而破坏音乐作品的流畅与完整。
有段时间我还试图修复哥哥以前拉过的那把旧二胡，可惜弓弦早已烂掉，又没处去买，找了许多替代品都不行，最后只得作罢。
我一直有个最大的梦想或心愿：希望能够拥有一把小提琴。
最开始我是在电视荧屏上认知小提琴的。那时候只有公社大院有台破旧且“欠揍”（图像不稳定时得用手拍）的黑白电视机。记得在一台晚会上，一位小女孩站在舞台中央全神贯注地拉着小提琴。我不知道她拉的是什么曲子，只觉得她专注投入的样子很美很迷人，而小提琴的声音是我所听到的最为美妙的音乐。当时我大约上小学三年级。
公社医院有位医术高明的吴大夫，我们那里的人都亲切地管他叫吴医生。秃顶、戴眼镜，高高瘦瘦、温文儒雅。他不抽烟，别人又非给不可，他便接过去放到抽屉里。让我惊讶的是他的那双灵巧无比的手，不光能拿手术刀，还能织毛衣，拉小提琴。
吴医生好像是个右派什么的，后来落实政策，他被调回了县城。因为他的医术和这么多年结下的人缘，我们那的一些人仍是舍近求远去找他看病。而我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当然还有他的小提琴。
有年夏天，二姐让我帮她家看守西瓜，我看到邻家瓜棚里那个年轻的瓜师傅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我的目光一下子被那个黑色的盒子所吸引，不由惊喜万分：小提琴！？快让我看看！还未得到他的允许，我已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日思夜想的小提琴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拿起小提琴递给他：你拉给我听听吧，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小提琴！那口气果决得没有一点商量和思考的余地。他接过小提琴，习惯性地靠在左肩上拉了起来。但没拉几下，他心不在焉地停了下来，把小提琴装入盒子里，无精打采地说：我要回家了，没时间了。“你家在哪？”“河南。”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可他已经拎起了简单的行李和小提琴走出了棚子，在我痴痴的注视下渐渐走远，最终消失在我视野的尽头。
一个外乡青年，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居然随身携带着小提琴。兴致的高雅与身份的低下，生活的贫苦与精神的富足，矛盾地统一于他的一身。很多年过去了，那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因为他的小提琴而一直凸现在我的记忆中。
初中毕业后是一段长长的假期，暂时远离了书本与紧张忙碌的学习生活，我感觉天高云淡，身心像飞鸟一般自由自在。我不无遗憾地想：要是能有一把小提琴那该多好啊！
记得原先公社（后改为乡）文化站有位叫王绍斌的中年人，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头发总是很齐整地梳向脑后，像是一位大人物。他的二胡拉得非常好。听说他还拉过小提琴，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
经打听得知，王绍斌现在在官南村开了个代销店。我一刻也没耽搁，循着凸凹不平的石子路走了大约四十分钟，终于找到了那所破败不堪的村部。我无比兴奋，感觉小提琴在向我招手。
小商店在最里头的一间，破旧的房门虽然上了锁，但我坚信一脚就能踹开。我试着从窗口往里面张望，看看有没有小提琴。结果很是让人失望。失落的我只得无功而返。
没过几天，不甘心的我再次来到了官南村部。这回王绍斌在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他却不知道我是谁。眼前的王绍斌起了皱纹，添了白发，比在文化站那会苍老了许多，不变的只是他那依然梳向脑后的大背头发型。他应该有四五十岁了吧，不知何故依旧是孤单一人。
“小提琴？”他好像在极力回忆着一段遥远的往事。我生怕他会说出从来就没有什么小提琴之类的话。“你怎么知道我有小提琴呢？”“我也是不久前才听别人说的，你在文化站那会，我还听过你拉的二胡，你拉得真好！”“你是问小提琴？以前是有过，早就卖了。”一听说小提琴有了下落，我不由紧张兴奋起来：“那你卖给谁了？”“卖给一个赤脚医生了，你不认识的。”“那你告诉我他住在哪？”“他搬到镇上去了，水塔对面那家卫生室就是他开的。”“你那琴当初是花多少钱买的？”我多了个心眼，生怕那位赤脚大仙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我是按处理价买的，才花了二十块钱，那琴是次品。”二十块？或许只是买把二胡的价钱，如此出人意料的低价是我所能接受的。
我往回赶到镇上，不费一点力气就找到了那位土医生，尽量显得彬彬有礼地向他说明了我的来意。他似乎被我的诚意所打动，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好些年都没拉那玩意了，去找找看还在不在。没多大功夫，他从楼梯间下来，手里拎着小提琴盒子。我悬着的一颗心这回总算是彻底安稳踏实了。
待他打开盒子露出小提琴的一刹那，我内心的热度“刷”地一下就降了下来。怎么回事？只见琴盒里面的绒布上长满了白霉，一股潮味扑鼻而来，连他也弄不明白这么重的水份是怎么进去的。再看那张琴，做工粗糙且不说，浑身没有一点光泽，有一边的S形孔处还破了一个大洞，四个弦扭一个都拧不动，也不剩一根弦。难道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小提琴吗？这也能叫小提琴？我痴了一般呆立着，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赤脚医生说如果你真想要，十块钱拿去；不要也不勉强，随你。我说十块钱倒是不贵，只是这琴我拿了去也没法拉。
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位乡村医生把盒子和琴一块拿到外面堆放着的旧预制板上去晒太阳。我已经顾不上伤心失望了，只是感觉又渴又累，就想快点回家喝口水。潜意识里似乎有个声音在对我说：这回你总该彻底死心了吧！
我上初三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而身受重伤，几乎就是在鬼门关兜了一圈。我在大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命虽保住了，家里却欠了一大笔债。我的命运也因此而彻底改变。
我在家休学养病期间，虽然也担心自己的学业和身体，但最为渴望的依然是我心心念念、痴心不改的小提琴。可我清醒地知道，这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般一个遥远的梦而已。
我上高一的时候，我昔日的同学都上高三了。一切宛如隔世一般。唯一不变的依然还是我的小提琴梦。
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不管能不能考上大学，三年之内，我一定要为自己“攒”出一把小提琴。
其实所谓的“攒”还不如直接说成“抠”：不吃零食，不喝饮料，去食堂打最便宜的饭菜，周末步行八公里回家（刮风下雨除外）省车费，每次瓶瓶罐罐往学校带咸、腌菜……艰苦朴素的雷锋同志就是我的榜样。
当我“乐此不疲”地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抠”出的钱越积越多时，我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加之学习任务重，精神压力过大，导致我的病情再一次复发。当人民教师的哥哥再一次为我办理好休学手续时，我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任何希望。
那时候在贫苦的农村，弃学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一些农民的子女离开学校的原因很多与学习成绩无关。“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在原野乡村清贫的家中蛰伏了几年之后，我像一只大病初愈的鸟，跌跌撞撞地一头扎进高远深邃而又前路茫茫的天空。
1989年，我到武钢焦化厂当了一名临时工。说是“临时”，其实我在那前后干了十四年。
我的工资并不高，每月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外，也剩不了多少。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攒钱偿还家中剩余的欠款。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
我从1992年开始发表小说，处女作就是一个中篇，得了三百块钱的稿费。我要用这笔“意外之财”买一把小提琴，实现我多年的心愿。
我从偏远的青山区搭乘轮渡赶到汉口江汉路，直奔星火乐器商店。我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我只能购买普通便宜的小提琴，像那款标价1600的高端小提琴，我只能挂挂眼科观赏一下而已。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花了266元选中了一把上海“百灵”牌小提琴，又听从店员的劝建，附带着置备了肩托、备用弦和琴弓，加上在附近书店里买的几本演奏资料，耗尽了我囊中所有。
当我提着小提琴走出“星火”乐器店时，我感觉手中沉甸甸的。我拎着的不光只是一把普通的小提琴，似乎还包涵着我长此以往的追求与梦想，以及一段艰辛曲折的人生旅程。那种沉重与苍桑感压迫着我一脸的肃穆！
或许没有人有耐心和义务听我讲完自己的故事。为了表示对读者的尊重与理解，我将用最简洁的语言来结束我的讲述。
离开武钢之后，我尝试着干过很多事情，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三年之后，已是人到中年却仍一事无成的我不敢再瞎折腾，为了养家糊口，只得选择到武汉去开出租车。这一干又是一个十四年。
我的人生或许称得上曲折与艰难，幸好一路有音乐相伴，让我的心灵不会感到孤单。
我弹过吉他、电子琴，也吹过萨克斯，但我最钟情的依然还是小提琴。我时常为自己的琴声而陶醉。
我的人生虽然很平凡，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很平庸；相反，在精神上，我感觉自己富足而充实。因为在我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永不磨灭的音乐情怀。
音乐能让人的精神火焰溅射出来（贝多芬）。因为我对音乐的痴迷与酷爱，所以我才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